歪脑读

当杨紫琼在颁奖礼对上Cate Blanchett，这些背景就相当值得玩味了。尽管杨紫琼被称为“Icon”，可她被谈论的重点还是好莱坞应该对她补偿，反而Blanchett被反覆夸奖“演技”，似乎后者在艺术殿堂里更“纯粹”。

但是如此“迷信”的社会，却有著称冠全球的科技业，而且人均GDP超越韩国，似乎“迷信”并不意味着社会落后。

杜琪峯在柏林影展上的“独裁者对付电影”发言及在华语地区的后续发展，却从电影角度，侧写了香港的时代面貌。

《给十九岁的我》在电影节首映后，观众及影评界大多都肯定该部电影，惟公映后不久即爆发拍摄伦理问题风波，随即停止公映。纪录片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最佳电影、最佳剪接三项大奖，英华女学校发声明指会退出角逐最佳电影。

那宇宙是一个人际关系的黑暗森林，且永远处于文革或外国入侵期间的紧急状态。

尽管心里有移民的想法，但最终急着离去，却是因为大学校方报警举报。作为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院早期教职员之一的黄照达，心中难免有一根刺。

张艺谋自己也很爱拍这样的电影：一种人不惜一切为某一种没有实际利害的价值牺牲。

我的思绪常常回到二十多年前，在一个温暖的午后，坐在先锋书店柔软的沙发上喝一杯纯净水，面前摊开一本书。那时候，我从没有想到过，在二十年多年后，我会感叹中国书店的死亡。“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我们这些爱读书、写书的人，为什么会觉得是“异乡者”，因为灵魂已无处安放。

“为什么要在一间咖啡馆办沙龙？我到后来才醒悟，一直以来我参与和发起的活动，都旨在推动公共哲学这回事，要怎样在公共空间传达思想，一般公民都应该有权享受思想碰撞的乐趣。”

张洁平觉得，过去存在于公共生活领域的“两岸三地”框架如今已经失效。然而，她说无论在选书、办活动请讲者时，她更在意讲者与讲题的关联，以及能否创造到一种不问背景的公共讨论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