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期间，我在台湾体验了一次奇妙的“拜拜之旅”。我先后拜了五种庙：土地庙、妈祖庙、义民庙、观音庙、财神庙，然后又驱车到新北金山区，朝拜台湾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法鼓山。台湾人将进庙礼神的行为统称为“拜拜”，听似随性而俏皮，恰如台湾民间信仰的气质：灵动、多元、充满对世间万物的敬畏和慈悲。虽然很多中国人不解，并斥为迷信，是“社会落后”的标志，但是如此“迷信”的社会，却有著称冠全球的科技业，而且人均GDP超越韩国，似乎“迷信”并不意味着社会落后。更何况，台湾的宗教信仰远不止民间信仰，还有影响全球华人圈的佛教领袖和团体，台湾的佛教主流秉持极致的入世态度，对整个佛法届和华人精神都有广泛影响，且总是充满领先时代的锐意改革的传统。 迷信遍地？“逢神必拜”的本土渊源 比起闻名世界的台湾宗教盛事——妈祖绕境，春节的“拜拜”只是对神明的例行节日问候，但是仍然能从中感受到台湾人的虔诚和宗族文化的影响。这天，很多人必须起个大早，从家附近的土地庙开始拜，然后拜本地的人的信仰中心宫庙。这是个观察在地族群的好机会，比如中坜人就拜主祀妈祖的仁海宫，客家人还会加拜代表客家历史的义民庙，桃园人就拜当初漳州人拓垦桃园时带来的开漳圣王，即景福宫。不同宫庙主祀的神都不一样，而且很多意想不到的物品和动物都能被认为具有神力。比如，桃园著名的甘泉寺，主祀观音菩萨，但也供奉了很多被认为有灵力的天然石头；又比如南崁五福宫，主祀财神，但是庙里竟有一座巨大的玻璃温室，里面盘着几条慵懒的蛇。这些蛇原本出没于庙宇附近，因为性情温和，被当地人认为是神的使者“使公蛇”，于是信众给它们盖了温室，既不会吓到信众，又能保护“使公蛇”，彰显神力。 为什么台湾民间信仰里会有这么多神祇呢？首先是因为闽粤地区本来就有广泛崇拜鬼神的传统，这种传统随着移民带来台湾，落地生根；其次，台湾吸纳了儒释道三家思想，信仰互相混血，神明谱系也彼此收编，于是体系不断扩大；三是台湾早年天灾频仍，民变迭起，械斗不止，为了安抚大量的“亡魂”，发展出了各种基于“万善同归”的本土风格民间信仰，比如义民信仰、有应公信仰、王爷信仰，所以视蛇为神也不足为怪。自从1990年代台湾成为发达经济体后，又以科技业闻名于世，但是宫庙不减反增，说明“迷信”不仅不是传说中的“毒药”，而且还是台湾文化传承和文化输出的载体，不仅能够产生很多经济附加值，还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和身分认同感，每年妈祖遶境的盛况就是极好体现。 近十年来，随着两岸情势突变，“拜拜”又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台湾的宫庙一直拒绝政府要求的资金来源透明化制度，而且因为很多神祇发源地在大陆，两岸宗教活动往来频繁，所以，一直有声音认为，宫庙也是中国大陆统战行动的重要突破口。不过，学者沈伯洋分析认为，台湾的信仰早已本土化，跟对岸不自由的宗教信仰状况对比强烈，而且在地联系性很强，因此并不太有威胁台湾安全的可能。 台湾佛教：在政治中繁荣，也积极走入政治 我在法鼓山的春节朝佛之旅，收获颇丰。这里不烧香，没有任何香炉、金纸炉；也不鼓励拜偶像，整座法鼓山没有几尊佛像，也没有大众印象中的华丽佛殿。春节期间，这里组织了很多祈福活动，让信众们来到这里，先了解法鼓山的佛学理念，了解圣严生前的等身著作，然后在志工和僧人的引导下，写祈福签，折祈福纸花，抽取心灵卡（心灵疗愈金句），在佛前点电子长明灯。还可以看音乐会，累了还可以领取茶点。所有的体验流程都充满了现代、简约、环保和人本的理念，注重访客的参与感，努力地去偶像化，处处充满了鼓励思考和推动善念的设计。 我也去过其他几大山头。佛光山建立得比较早，比较入世，接近普通老百姓对传统佛寺的印象；慈济静思堂则有现代公益机构的强烈组织感；中台禅寺金碧辉煌，被认为是世界第二高的佛教建筑，充满传统佛法氛围。 前段时间，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国际佛光会的创办人星云法师圆寂，是台湾佛教届乃至全世界华人圈的一件大事。台湾佛教四大山头：佛光山、慈济功德会、法鼓山、中台禅寺，如今仅剩下慈济的证严法师还健在，而法鼓山的圣严法师法师和中台禅寺的惟觉法师分别在2009年和2016年去世。如今加上星云的圆寂，可以说，台湾佛教界走到了一个时代的拐点。因为星云、圣严和惟觉，都是二战后，随着国民党军眷一起度台的佛教菁英。圣严早年作为国军参过战，来台湾退役后，再次出家，著书立说，攻读佛学博士学位；星云在抗战期间就是僧侣救护队的组织者，1949年来台，一生强调自己是国民党；惟觉法师也是随军来台后，开始接触佛法，专修禅宗，师从太虚法师。这群大陆佛学菁英的来台，逐渐改变了台湾的佛教格局。因此，可以说，台湾的佛教发展，是二战后，冷战格局下的意外繁荣。 不过，也正由于他们退台国军的背景，所以星云和惟觉一生也没有脱离政治，也导致他们一直被争议。他们的一生也是国民党退台70年的缩影。星云经历过白色恐怖，师父慈航差点身陷囹圄。在台湾民主转型后，他仍积极活动，因此被部分人称为“政治和尚”。在中国发生八九学运后，他还帮忙安置过流亡海外的学运领袖。政党轮替后，他依然积极介入政治，用自己的宗教影响力，为国民党候选人大力助选。两岸交流频繁时，他在大陆公开在两岸问题上的“大中华”表述，传回岛内也引起了争议。惟觉法师也为国民党候选人大力助选多次，并发表过争议性言论。比如2003年，惟觉曾带领弟子身穿连萧的竞选背心沿街托钵，公开拉票；称若陈水扁当选总统，台湾将“血流成河”。 百年“信”念：从殖民化到本土化的蜕变 佛教传入台湾已经有近两百年，比起亚洲其他国家确属年轻。台湾佛教的最早传入者是早期闽粤的汉族移民，当地作为中国大陆边陲地区，受到清朝推崇的藏传佛教影响小，反而是观音菩萨信仰比较普及，于是垦民这种以观音菩萨为主神的佛寺推广到了台湾，清廷把这种寺叫做岩仔。 干隆年间，斋教龙华派传入台湾。斋教比佛教更适合汉族移民，因为它融合了儒、释、道，修行简单，容易理解和推广，又不脱离耕作生活，于是很快盛行，但是到了日治时代几乎灭教。因为1915年发生在台南的西来庵事件，就是在斋教寺庙的掩护下发生的，日本人为了镇压抗日，便开始严格管制斋教，后来囊括各种寺庙，设置了“社寺课”管辖台湾民间信仰，并颁布《依照本岛旧惯寺庙之设立废合办理案》，开始在台湾传播日本佛教，并派日本僧侣担任台湾寺庙的住持。台湾佛寺如果要合法运行下去，必须挂靠日本的寺庙，成为日本寺院的分院，或者请来台宣教的日本僧侣做负责人。针对佛教，还专门成立“南瀛佛教会”，除了传播日本佛教、管理台湾寺庙，同时还吸纳台湾本土的佛教人才。 二战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大陆一些佛教僧团随国民党退台。这些僧团经历了辛亥革命后中国佛教界的改革，秉持着革新的理念，重新塑造了台湾佛教。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各个领域都吹来了改革之风，1913年，太虚大师提出佛教三大改革的口号：打破教理专向死后探讨，转向关怀现生；着重僧众教育；改革寺院财产私传私有，从而掀起了新佛教运动。随后的印顺法师也一生著述，承继太虚的“人生佛教”主张，推行“人间佛教”。其理念对的星云法师、圣严法师、证严法师都深有影响。 那时，刚刚来到台湾的大陆僧团菁英们，见到台湾佛教界大量的日化僧人，本来就无比困惑，再见到台湾佛教这种类斋教的信仰形式，无不大加批判，认为台湾的佛寺是“神佛不分”，斥《五部六册》是伪经，是附佛外道。台湾本土僧人们不仅在新的政权面前小心求存，更是要在大陆僧人面前谦卑而崇敬，希望从大陆僧人们身上学到正信的佛教，于是本土法师都热衷于请大陆高僧讲法。比如，桃园圆通禅寺的妙果法师一九四八年创办了“台湾佛学院“，就礼请在南洋弘化的高僧慈航法师出任院长。同时，还积极收留这些大陆来台的僧团们，其中就包括星云。星云当时就在圆通禅寺内，完成了《无声息的歌唱》这本书。 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稳固，大陆佛教团体逐渐在台湾立足。1953年1月，在台南的大仙寺，随国民党政府来台的“中国佛教会”主导举行了战后以来台湾佛教首度传大戒，这意味着，以往从漳泉流传来台的世俗化佛教，开始被强调“无神论”的汉传丛林佛教取代。这些大陆僧团菁英们，开始发光发热，1967年，星云创立了佛光山，1989年，圣严法师创立法鼓山，1992年，惟觉法师开始筹建中台禅寺。而这些外省佛教菁英，大多都师从印顺法师，把其人生佛教的理念传承并发扬，造成了今天台湾弘扬人间佛教的现实。 “政治和尚”是常态，妇运也“佛系” 佛教改革的精神至今还在台湾继续。在台湾特有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的塑造下，又更具有台湾本土性。台湾宗教史专家江灿腾博士曾有结论：“战后台湾的佛教，是兼具泛威权政治化、神异灵验化崇拜和极为多重商业文化性质的三者或两者特征的高度入世丛林事业体，在主导着实际的一切发展，此外，中产阶级的经济援助、现代化传播形态的多元运用，也显示都市世俗教徒的相对强大影响。”因为台湾领先亚洲的民主制度，除了学术化、普世化以外，战后佛教也呈现出民主、平等、包容、多元的特点。 在台湾，僧人并不排斥参政，而且在推动环保、平权方面，也做出锐意改革。比如，近年来台湾越来越多家庭为逝者选择了各种“环保自然葬”，包括树葬、花葬、海葬、植存等等，比土葬人数多出接近两倍。而开环保葬风气的先行者，就是圣严法师。他的遗言里就提到“在我身后，不发讣闻、不传供、不筑墓、不建塔、不立碑、不竖像、勿捡坚固子（舍利子）。”他的骨灰植存在法鼓山金山环保生命园区后，带动植存风潮。这不仅是殡葬的改革，也是佛教的改革。 2019年，台湾在亚洲率先实现同婚合法化。这其中，其实少不了佛教改革人士在信仰上的支持。星云法师就直面过这个问题，他在2001年的书中就写道：“同性恋无关对错。 那只是人们作的众多事情之一。 如果不会互相彼此伤害，他们的私人生活是自己的事。 我们应该包容而非拒绝他们。”圣严法师生前也曾说：若同性恋者能做到安心、安身、安家、安业“四安”，那也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了。 这其中还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玄奘大学教授释昭慧法师。释昭慧出生在缅甸华人家庭，后来因为缅甸军政府排华，而此时正在和中国大陆进行意识形态角力的台湾国民党政府趁此抛出橄榄枝，吸引缅甸华侨来台，而其中就有释昭慧一家。她从国立台湾示范大学毕业后一年，便受了具足戒。此时90年代初，台湾的社会变革风起云涌，发生于1989年底的“反共义士”马晓滨案迅速发酵，引起了社会广泛反思。已是辅仁大学讲师的释昭慧受此影响，开始进入社会关怀领域。她关心政治，提倡在不参选民代的前提下，凝聚宗教民意，督促政客制订乃至执行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法令与政策。之后，她在推动平权方面做了很多行动，为了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她为女同志证过婚，还不避讳地随人走入西门町变装秀现场，表达对平权的支持。 而且，她还将平权观念引到佛学界，从1991年开始，她就在佛教刊物中撰文呼吁，要求废除“八敬法”（即要求比丘尼必须尊敬、服从比丘，被认为有男尊女卑思想），撼动佛教几千年的歧视性僧团制度，被认为是台湾佛教的妇女运动的开端。一直到现在，她仍然认为佛教内部仍处于“性别不平等”的状态。在去年年末的一次公益活动上，我曾遇见过她。我们可谓一见如故，因为我一提到佛教的性别问题时，她便两眼放光。2021年，她因为在动物保护、性别伦理、性别平等、反赌博合法化、宗教对话等活动的促进与努力，获得了庭野和平奖。 这些宗教改革的实现，脱离不了台湾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土壤。因为，台湾佛教领袖们普遍认为，既然在世间就摆脱不了政治，那还不如以积极的心态介入政治，教化社会，推动社会完善。这既台湾人间佛教精神的体现，也是宗教信仰与现代文明并肩前行的体现。同为华人社会，可是中国大陆因为有制度性阻碍，是很难实现的。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