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4日，香港一家位于北角堡垒街的咖啡店Brew Note正式结业。一家咖啡店结业，却引来各路文化人怀缅、传媒走访回顾，只因在这条位于上坡路的堡垒街，从2017年到2019年12月，每月一度，都有一场由学者周保松发起的“Brew Note文化沙龙”。 人约黄昏后，听众慕名而至走上上坡路，每每把Brew Note挤得水泄不通，讲者要坐到吧台上演讲，然后听众与讲者自由交流。那里有过梁文道从北京看香港，有过黄国钜谈尼采。六四三十周年，有李柱铭分享个人的六四记忆，有黄耀明追忆璨灿都市年华；金庸大去，有吴霭仪谈金庸小说。反送中运动那年的夏天，有何桂蓝、李立峯分析媒体与社运的影响。 文化沙龙缘于雨伞运动后的低潮，走过反送中运动，终于止步在疫情爆发前夕。两年后，身在台湾的周保松回望，谈论时代的人们最后都见证了时代，也成为时代的一部份。 “沙龙在欧洲有悠久的传统，放眼世界各地面对政治转型的国家，像台湾、南韩、捷克，高压下人们继续保有思想空间，读书组、看电影、听乐队，都是一种不致于太过孤单的公共生活的守护。香港人以前以为每逢六四、七一游行就算是实践了公共生活，然而我们作为公民，是否可以就其他公共议题，与公民一起讨论、探索、辩论呢？” 发起文化沙龙的契机 2017年8月2日，周保松与资深出版人、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学术及普及出版部总编辑林道群到北角森记书店，出席其著作《在乎》的签书会，签书会结束后，他们走到附近的Brew Note喝杯咖啡休息，品尝老板Vincent的手艺。 Vincent当时读了他的《小王子的领悟》，咖啡店也不时举办爵士乐表演，于是打算邀请周保松在店里办一场讲座。 然而当时喝着咖啡的周保松，心中所想的远非于一、两场讲座那么简单。 “办文化沙龙的想法并不是突然间出现的，当时我见Brew Note的环境也挺适合，因为我一直都有留意沙龙的选址。2015年，我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交流时，刚好大学外有道桥叫道南桥，那里有一家咖啡馆叫道南馆，那时我经常去那里喝咖啡，然后就与老板提出想用咖啡馆办沙龙，在老板、店员和政大的师生协助下，办了几场沙龙。之后其实我一直留意有没有办法，也在香港办沙龙，因为2016年回到香港后，是雨伞运动后的低潮期，内心总觉得要做些什么。” 其实更早之前，周保松就有感学问、学术交流不可以仅仅在象牙塔内发生。他说，文化沙龙的精神是思想性的分享，公开地与他人自由思考、讨论。自2003年起，他会约定一批中文大学的学生，每三星期一次在他位于中大的家中办读书组，邀请学者分享、带起讨论，名为“犁典读书组”。台湾的龙应台、香港的罗永生、大陆的秦晖都曾经是座上客。 为了招呼学生与讲者，他购置了几十张椅子。读书组持续了十五年，当年的学生今天也成为了各大专院校任教的青年学者，而那几十张椅子，在Brew Note办文化沙龙时，周保松特地从家中运过来给听众坐。 2011年沈祖尧担任中大校长期间，邀请周保松策划“博群大讲堂”的“思托邦”思想沙龙，也有举办电影放映，在中大学生之间播下自由思辩、分享思想的种子。再到2014年雨伞运动前夕，各大专学者们响应学生号召的“罢课不罢学”，到添马公园公开讲课，千余人听课。周保松的学术生涯一直都尝试走出学院象牙塔，致力传达思想。 “为什么要在一间咖啡馆办沙龙？我到后来才醒悟，一直以来我参与和发起的活动，都旨在推动公共哲学这回事，要怎样在公共空间传达思想，一般公民都应该有权享受思想碰撞的乐趣，然而这种事情都不会被体制认可的。一座城市要怎样走下去，除了激情与行动外，有必要思考，有必要容许对话讨论。” 怎样办一场沙龙？ 万事起头难，尤其是办一场面向公众的沙龙。 Vincent借出场地，周保松找来林道群负责海报设计，独立记者萧云负责影像纪录，大家都是义务工作。周保松笑言对林道群不好意思，当时由他如此资深的出版人设计海报，分毫不收之余还要来回修改设计。他说，他对沙龙怎样办是有要求的。 “沙龙有一个大家经常忽略的特点，那就是不可复制。文化沙龙渐有回响，不少友好团体会邀请我帮忙策划，但是场地本身有的氛围是无法复制的。如果你来过Brew Note，在那里讲者置身在吧台，刚好是长方形咖啡馆空间的中心点，面对三面听众。同时文化沙龙创造出仪式感，我定期每月一次沙龙，拒绝直播，沙龙讲求临场感的，听众要亲身到场，西装骨挺的上班族下班过来，要席地而坐。那就是一种仪式感，听众知道那是一错过就无法再来的事情，是值得期待的，不来就要等两星期后，我们上载录影到网上重温。” 为了每月一会，周保松及团队要洞察香港时事，拟定题目和讲者。他形容沙龙就像一份报章，他们是总编，要决定有哪些题目值得在该月拿出来，让讲者准备、阐述、讨论。在他看来，决定一场沙龙成败在于讲者思想份量的轻重，在一个特定的时刻里，他对那个主题有想法，又有一定申述能力，传达到他的所思所想。然而，在时代中具有洞见的人，同样要面对时代里的巨变。 “现在回望，像2019年7月请何桂蓝谈记者在抗争现场的角度，两日后就爆发元朗‘721事件’，她在报导时遇袭。李柱铭谈六四，相信他是司徒华之后最有份量去讲这个题目的人，然而这场沙龙有可能会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公开深入探讨六四的场合。梁文道那场当然有争议，很多网民认定他是‘左胶’，却也因此与黄耀明那场一样，都是文化沙龙里最热闹、最多人的一次。” 走过城市的烈火与浪潮后低调暂停 雨伞运动之后，香港催生出本土思潮及独立主张，几年来社会、网上舆论热爱标签敌我，动辄标签人为“左胶”、“右胶”。然而在周保松的沙龙里，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争拗或人身攻击，海纳百川，既有深圳、广州人慕名而来，也有台湾、日本人。本地听众里，既有前线本土派，也有后来因《港区国安法》而流亡的人。周保松认为，当社会充满太多以标签为前提的争论，反而在文化沙龙里，能够建立到相对开明自由的思辩氛围。 “这是其中一个最令我开心的成果，即使这个成果不完全由我推动，可能出于那种非常拥挤、又与讲者相当亲密的状态，令在场听众都接受他们自发的秩序——尊重讲者，也尊重别人的发言。” 翻看文化沙龙的录影，一个小时的讲者演讲，两个小时的公开讨论，只见每场沙龙都没有冷场，听众高度投入，不见社交平台上常见的谩骂，犹如咖啡馆内一个晚上的乌托邦。直到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开始令周保松和团队成员担心沙龙的存续。 “陈冠中那场沙龙，有‘蓝丝’（亲政府人士）上门叫嚣，才发现那时确实要处理好保安问题。另一方面，我也承受来自同路人的压力。他们不满烽火连天的战乱时期还要办沙龙，而不是以直接行动回应。但是在那年6月到12月，沙龙可以成为城市仅有的思想空间，那更符合我的初衷。” “沙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行动，在城市中心如咖啡馆里的开放空间，针对公共政治议题，让不同立场的人对话，而非封闭在象牙塔研究的话，那么每一次都是公共行动。不是说找学者从很精英的角度教人怎样行动，而是大家一起去讨论。” 随反送中运动发展下去，那年11月区议会选举，民主派阵营历史性大胜建制派，周保松也邀请了四位新任区议员分享。然而打压愈见严重，步入2020年疫情爆发，文化沙龙在网上举办一场由中研院院士刘绍华主讲的疾病人类学后，便低调暂停运作。而Brew Note挺过两年多的疫情岁月，也终告一段落。 周保松说，就算Brew Note没结业，没有疫情，社会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没办法再来一次。现今在香港办文化活动不免胆战心惊，有些活动还趋向不公开，周保松对此相当感慨。 “有遗憾，但这次实践是完整的。我不会高估沙龙留下来的影响，但它起码示范了香港人可以很认真地讨论政治哲学、尼采、鄂兰，我可以有信心地说一句，其讨论思想纵深不输世界其他地方。但现在香港走了那么多人，媒体大变，下一代要怎样吸收思想养份？须知道黄之锋他们当年不是突然从天而降，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力克服那份恐惧，尽可能公开地把思想交给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