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Young China Watchers，也就是年轻一代的“中国通”，出生于冷战结束、美国“一超多强”的时代，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崛起和世界秩序的改写。中国不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而正以愈发强势的劲头出现在他们的世界当中——上一代“中国通”主张的“接触政策”（Engagement）是不是应该被改写了？年轻一代是否要担起“纠错”的责任？他们如何参与到政治、商业、媒体与公共舆论对中国的论述？在这个系列里，歪脑访问了正在研究中国的他们。 程扬扬对“China Watcher”这个词有些意见，因为“作为一个中国籍、在中国出生长大、在美国研究中国事务的学者，”“我不知道自己是watcher，还是being watched。” 这个词源自英国殖民时期，追溯起来，与“Bird Watching”（观鸟）有一定的关联性，“最初的来源就不仅是一种好奇或者学术性的关注，而是政府情报收集的、目的性的关注，观察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并且是被西方世界的白人男性主导的。”程扬扬解释。因此，她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以一个独立的学者被尊重，而是为相关的讨论增加一副中国的脸孔”，“如果我表达的观点与他们既定的思路和既定的利益相符，那么我的中国面孔就很有利的，被放大。” 同时，在大国对抗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华人学者，“往往要非常严格地批判中国政府才可以自证清白”。“现在愈发出现这个趋势，不管你的研究方向和重点是什么，要首先批判中国政府对人权、新疆、香港等的处理方法，说话才有说服力。但对于中国籍的人来说，亮出这个牌子，付出的个人代价是最高的。” 出生于1989年的程扬扬目前是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的研究员，主要进行对华的科技政策研究。她所在的机构是美国最重要的中国研究中心之一，曾在2019年美国大选结束后，与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发表向拜登进言的中国报告。在从事中国研究之前，程扬扬是一位物理学者，她曾先后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从事物理研究，拥有粒子物理学博士学位。 现在，不愿被冠以“China Watcher”之名的程扬扬，给自己的定位是“China researcher”（中国研究者）或“China specialist”（中国问题专家）。除了耶鲁大学的工作，她还在《纽约时报》、SupChina等媒体撰写文章，探讨与中国相关的议题。 从科学家到写作者 2020年末的假期，程扬扬在家重温《指环王》三部曲。对疫情的不确定，对中美关系的彷徨，对繁杂幽深的世界的恐慌，以及对未来抱有的一线希望，她全寄托在了《指环王》的中土世界里。 她在那时告别了从事十几年的粒子物理研究，开始转型研究中国的科技和政策问题。 “科学研究常常被想象为很纯粹的事情。”程扬扬对歪脑说，但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做研究的人没有想明白谁来资助这个研究；研究过程、手段和结果会被怎样利用；谁可以进入研究的环境，产生怎样的不公正，怎样影响研究的过程……这是没有尽到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职责。” 这样的反思来自于她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的经历。芝加哥大学物理系与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关系密切。后者是二战期间由美国主导的一项军事计划，研发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枚核武器。当年的冶金实验室，就在芝加哥大学体育场的看台下方。校园里的程扬扬开始思考“科学家的社会职责是什么。” “最初很天真地开始写文章，”程扬扬对歪脑说，不是因为她的背景特殊，而是“在公众平台上有声音的科学家还是很少的，”她觉得自己“可以表达一些别人表达不了的观点。” 她的处女作发表在2017年的《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标题为《科学家的公民义务》（The civic duties of scientists）。彼时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中国更具野心地介入国际事务，中美关系开始进入不确定的未来。程扬扬在文章中分析了科学家们安居象牙塔，鲜少参与政治和公共对话的现状。“为了维护和促进自由民主，为了应对当今法律和政策落后于科学技术的挑战，科学家必须积极参与政治讨论，”她写道。 接下来的几年里，程扬扬开始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以及专注中国议题的媒体平台ChinaFile和SupChina撰写关于科学、国族与政治的文章。其间，中美开始贸易战，“中国间谍论”甚嚣尘上，美国政府发起了对中国背景科学工作者的广泛调查。再然后，香港爆发大范围的示威运动，新冠疫情从中国武汉开始，美国大选进入新一届角逐……她在《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和Vice等平台逐一书写这些话题。 “写到这一步，精力上，我没有办法同时做两份工作，”程扬扬说。她于是离开了物理学研究。 “我不是为异议而生” “我一直都觉得，做物理就像做一个职业运动员，运动员并不是一辈子都在比赛，在某一个时候会退役。但做运动员，会塑造一个人的身体、心态和看世界的方式；做物理，对我也有这样一个影响。”等她正式加入耶鲁法学院做研究员，更感悟到：原来个人选择并不是孤立的，“是存在于整个社会架构当中的”。 作为中国籍的研究者，她察觉到许多研究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这一点是我个人不同意的，”程扬扬对歪脑说，“作为学者，我不为任何国家利益服务。从个人道义的角度，我希望为公共利益服务。” “但很多时候，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是有冲突的——在一个国家内是有冲突的，隔着国界线，有更大的冲突。” 她在推特上看到，时常有不同背景和世代的“中国通”相互争论起来。“这个行业挺内卷的，大家要互相比较：会不会说中文？在中国待了多久？”以此判断话事的资格。“其实这些整体反映出一些问题：你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以及，是否作为一个局外人，把中国看作一个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的群体？是否试图把这个这么多元化的、复杂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放到自己既定的世界观中，或者既定的利益驱使中。” 程扬扬发觉，在宏观的政治环境之下，国家利益是什么，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来从事中国研究。从中美建交，到中国逐渐走出“毛时代”，再到改革开放，那时的美国国家利益是“希望与中国建立各种各样的交流，尤其是商业上的交流。”而现在，“中美关系确实是日益恶化，同时大国对抗的意识形态愈发固化——更倾向这种思路的研究者，可能就会获得更多的职业机会，也会形成这样一种循环。” 她最初写文章的时候，很强烈地批评中国政府运用科技的做法。“最初的时候，声誉形成了，也立刻被放入了当下的形态之中，”程扬扬说，很多英文媒体将她打上“中国异议者”的标签，她要他们去改，“这个标签是不合适的，我是做学术的，我不同意我就会批判，我不是为异议而生。” 她在美国参加各类研讨会、访谈，通常被问到：“华盛顿制定对华政策时有什么误区？中国对美国有什么误解？”她觉得这样的问题“本身就反映了一种误解”，“认为一个国家可以浓缩成一个抽象的概念。” “如果问具体一个政策会对中国有什么的影响，这是有意义的。但问这么笼统的问题，没有办法被回答。”但这样的问题反复地在各种场合被问及，“反复被问的目的是什么呢？”程扬扬说，“为了听到一些答案，从里面找到一些内容可以放到自己的世界观里。实际上是为了寻找认可，而不是真正地增长见识。” 知识分子与流亡者 近几年，对中国间谍活动的疑惧笼罩在中美科学合作之中。很多与中国合作或是华裔背景的科学家遭到FBI的调查和起诉。大量毕业于中国国防院校的学生赴美签证遭拒，许多从美国返华的中国留学生在机场遭到美国海关的拦截和审查。 程扬扬是在这方面议题发言最活跃的专家之一。一方面，她批评日益敌视外国思想、缺少学术自由的专制国家难孕育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科技成果，并指出许多科学探索是国际合作、无国界精神和友谊的缩影；另一方面，她痛心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之下，许多华裔学生、学者的族裔身份被中美两个国家操控，有可能成为双重受害者。 “研究国际关系的人，看到的是国家与国家，个人就被淡化成一个数字了，”程扬扬说。她最近在英国《卫报》刊登的观点文章中同时写道，有朋友问她想让美国究竟了解中国什么。“中国人也是人。”程扬扬作答。 “研究国际关系或者其他比较高层、抽象的领域的人，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自己做的政策会对实际的个人有重要的影响。”她对歪脑补充。 但她自认目前仍然出于影响力的边缘。“我个人兴趣是科学史、科技政策和科技伦理的研究，并不是很在意给政府出谋划策。当然我有很出色的同事做这方面的事。”程扬扬说，“我的个人性格是做学术的（性格），我的政治观点属于美国意义上的左派，我对政府政策的兴趣是学术兴趣，我从来没有想要政治权力。” “当然，我是中国人，美国政府也不会考虑我给他们工作。”她补充。 回到那个重温《指环王》的假期，阿拉贡在取道死亡之路赶往南方的过程中，没有受伤。“不是因为他的王室血统，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流亡者，一个在异国他乡长大的孤儿，一个不愿继承王位的幽魂。”程扬扬写道，“流亡，其实就是已经经历了一些‘死亡’，与过去断绝关系，放弃一个身份，走在边缘，向空气投降。” 她对歪脑说，她同时想到了公共知识分子Edward Said的一本小书《知识分子的代表》（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一个流亡者（exile）。这个流亡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流亡，不是逃难，而是一直要与国家权力和主流权力对抗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