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不来上学，我都觉得读书没意义了。明天你就要去北京，我真的真的舍不得，好想让你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毕业，可我这个想法是错的。以前的我什么都不懂，不懂得珍惜你，可现在已经没有后悔药了。” 来京第3个月的一个下午，14岁的沙马阿依小心拆开折成心形的信封，不记得第几次给记者念这封信。我把手机借给她，她向教练请示后，拨通了信上的电话。 “好想你”。 “我也是，好想你。” 两个久未谋面的好友的开场白。电话里是友阿木，和沙马阿依原是同班同学。2019年9月，两个少女的人生走向不同的未来。 一个学期的时间差 接到电话时，友阿木站在家门口，阳光正好。视线所及是连绵群山，入冬后山上的树光秃秃。友阿木家在山上，是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偏僻小村。 凉山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境内6万余平方公里几乎均是山地，平均海拔超1500米。生态恶劣、交通闭塞、教育落后、毒品肆虐、艾滋病泛滥等问题叠加，导致凉山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截至2019年底，凉山州17个县市中有11个深度贫困县，2072个贫困村，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达4.17万平方千米。这些数据曾公开发布在2019年凉山州政府网，如今链接已经失效，取代的是2020年凉山贫困县全部清零的“大好形势”，但贫困在大凉山并没完全消失。 学校在另一座山脚下，从家里望不到。山路崎岖，习惯负重走山路的孩子仍需一小时到校，冬天会增加走路时间。“有一次下了大雪，许多低年级的孩子一路‘摔’着来学校，到学校都眼泪汪汪”， 友阿木说完咯咯笑。 下午三点阳光温暖，家里已需烧柴升温。火塘添入妈妈去山里背回的柴，浓烟滚滚。柴火噼啪作响，暖了正房，暖不了床铺。友阿木夜晚钻进床铺，头缩在被窝，稍微转身，冷风就灌进来。镇上打工的姐姐给买了电暖炉，但电费高，一年用不了几次。 家是两间样式的土屋，带一个供猪活动的小院。除火塘和“沙发”，正堂一时说不出还有什么东西。“沙发”由两张塑料凳罩一个褪色沙发套组成，客人造访时才可享受。 屋里白天依旧昏暗，只有一只灯泡摇晃照明。友阿木常在灯下做作业。陪伴她的是一只“灰”猫，在满是灰尘的屋子长大，已无法分辨毛色。猫身形瘦小，看起来一两岁，但实际年龄没人知道，友阿木只记得大概10年前妈妈镇上买的。主人模样也营养不良，看不出已16岁。她小学五年级，是班里最大的孩子——她11岁时村里才有公益小学，适龄儿童终于可以上学，师资全是汉族支教老师。 幸好沙马阿依是周日打来，周六友阿木要在学校补课。她向好友抱怨学业太沉重。师资不如镇上，为让山里孩子准备好升中试，老师相当严苛。过于紧张的学业却适得其反，“很多人都不想念了”。 有次几个男生参加朋友婚礼没上学，校长生气打了他们，挨打的几个干脆不去学校了，校长几次家访“赔礼道歉”也劝不回。“校长伤透了心，”友阿木低下头，好像觉得抱怨是愧对老师良苦用心，问我，“我不懂事了吧？” 在友阿木的年纪，山里很多人都辍学了。女同学宣布嫁人，是再正常不过的：很多彝族家庭不支持孩子读书，少女14岁就安排与大一两岁的男孩“相亲”。许多人只是手机上认识几天，家里就安排结婚，再用嫁女儿的嫁妆给儿子安排婚礼。“彝族没有爱情”，是当地人常说的话。男孩辍学多半为了出去打工。 友阿木朋友圈偶尔发美颜自拍。“姐姐会化妆，打扮得很漂亮。”友阿木想和打工的姐姐一样漂亮，但更想通过上大学走出大山。校长曾通过旅行社的朋友为成绩好的孩子安排旅行，去过深圳、重庆、成都等大城市，友阿木的梦想便由上技校变为考大学。但真可以念到大学吗？还没读完小学，中考资格也没底。 朋友的电话增添了友阿木的焦急。“你的课本还是五年级上吗？”到北京三个月，已用学习机读到五年级下册的沙马阿依问道。友阿木明明课业繁重，每天11点回家，也没读完上册课程。她的回答急促起来：“这个年龄还在读小学，又不能直接跳级，还是得慢慢学，我好着急。” 一学期，是两人学习成长的进度差，也是大凉山与北京的时间差。 一两个，几十个 友阿木电话里频频提及“羡慕”。沙马阿依听得难过，她不想朋友羡慕，“我希望他们也和我一样”。 沙马阿依的幸运是孙岭峰给的。孙岭峰曾是棒球国手，参加过北京奥运。2015年，他创建“强棒爱心棒球基地”，接收生存困难的孩子。他希望媒体称他们为“困境儿童”。2018年，孙岭峰带同事走进大凉山，在当地公益组织帮助下，寻找家庭贫困，同时适合打棒球的儿童。 在操场，孙岭峰让孩子们做简单运动，测试协调性、机灵劲和爆发力。选中孩子后，孙岭峰会家访，劝监护人签允许孩子赴京学棒球的协议。多数彝族家长听不懂汉语，孙岭峰一行需要带个大孩子陪同翻译。 沙马阿依就是这样认识基地外联张蕾的。基地人员第一次去大凉山，校长让沙马阿依带他们去小队员家。前一天刚下暴雨，山路湿滑，没有沙马阿依帮扶，张蕾未必能坚持下来。第一眼看见张蕾，沙马阿依就知道她是城里人，走山路不便。“我想牵着她一起走，但是校长还没介绍，我就不敢过去牵。” 当时张蕾觉得她“善良和懂事”。回京后，她忘不掉这个不符标准的“超龄”少女，多次向孙提议带沙马阿依来京。但到最终行动，已过去近一年。第二次去大凉山，张蕾得知沙马阿依另一好友已嫁人。“同样大的孩子，可能也会有着同样的命运。我和老孙说这次一定要带她走。” 类似的“例外”总是发生。有听力障碍的金曲，是公益组织负责人推荐的。村里没有医院，金曲小时发烧没及时治疗，今半聋半哑。校长像父亲一样带着她，教她听话识字。孙岭峰动了恻隐之心，“如果在那边得不到很好的物理治疗，这个孩子就废了。能不能打棒球不管，先接到北京来治疗再说。” 金珠和珍珠两姐妹也是。爸爸去世，妈妈离开，两姐妹跟着爷爷奶奶。张蕾和沙马阿依记得，家访那天，进到漆黑屋里，爷爷奶奶躺在床上，一个瘫痪，一个醉倒。两个孩子没人管，抓着塑料袋啃生方便面。基地选中了读小学的姐姐，但见眼下状况，孙岭峰咬咬牙把学前班的妹妹也接来了，“反正就多一个吃饭的”。 同事一再提醒孙“量力而为”，可“拦都拦不住”。“恻隐之心真要命”，孙岭峰微笑，本只想挑一两个，没想到带了几十个彝族孩子回京。可还有许多被“剩下”的孩子。负责宣传的圆圆忘不掉，一个10多岁的女孩牵着表弟的手，一路尾随他们，背上的竹筐还站着一个婴孩。“他们什么也没有说，眼神里带着渴望。我们也什么没说，可是心里非常难受。” “走的时候哭死了，”沙马阿依回忆了无数次。和友阿木的信放在一起的，是她最后一天去学校，同学老师送的礼物。“在教室门口还没走进去，我就开始哭。”亲戚邻居在路旁送她上车，叔叔开玩笑叮嘱她回来别忘给他买酒，邻居祝她在城里找个好工作，常回家看看。上车后她才发现，明明大冬天，紧攥着钱的手已汗湿，那是爸爸临走前塞给她的。 棒球的名字叫“回家” 可归家日期谁也说不清。即便过年，孩子也基本在基地，没法一一送回。多数人路途遥远，接孩子过年的家长寥寥，有的甚至没有亲人，无家可归。 女孩里只有尔子带来一副彝族耳环，其他姑娘抢着说如再回家，一定要把耳环带来。尔子声音却低了，“我最想带妈妈来”。此起彼伏的“我也是”，对家的思念像传染，瞬时哭成一片。 抵挡思乡的办法，是建立对棒球之家的认同。刚来的孩子需要半个到一个月适应期。上午学文化，下午打棒球，生活填充后，想家频率也会降低。6岁的阿牛刚来时天天哭，今待满一年，逮着休息就和朋友跳皮筋。好不容易截住，问想不想家，她笑答：“这里就是家啊！” 孙岭峰构想中，为孩子建造一个家，不仅意味着基地这个大家庭，也是未来在社会的心灵归宿。所以训练第一课，是弥补教育的缺失。夫乔刚来时，内急把大便拉在帽子里，但教练没训斥她，而是加以引导。 一次孙岭峰病愈出院，到餐厅问女孩们近况。孩子们回答后，像往常一样端起盘子就走。杨教练大为光火，之后训话没忍住脾气：“孩子们需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光顾着吃，没有一个人关心孙教练的身体状况，实在令我生气。” 12月的北京晴朗却寒冷，孩子们在操场集训，呼着白气。9岁的依吾没洗脸，撒谎说洗了，被刘教练当所有人面训斥，还罚体能训练。宿舍角落无人打扫，刘教练很生气，令所有人解散重扫。刘教练对生活习惯，甚至比棒球训练还严苛。“有的家庭孩子太多，孩子一晚上不回家都不知道，所以他们是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根本不懂什么是规矩。” 但训练和“矫正”比起之前的生活，也许算不得什么。问他们“喜欢棒球吗”，回答无一例外是肯定。但孙岭峰认为，多数孩子还没认识棒球的魅力，不过是喜欢新的生活条件，不必挨饿受冻，担心辍学、嫁人。 日渐融入“新家”，他们也“回不去”了。有过先例，孩子放不下生病亲人，数次偷跑回家。也有生活稍微改善的家长，强烈要求把孩子带走。这令基地另一负责人王磊尤为担心。“这些孩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不会让他们回去。在大城市里见到了更多的东西，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孩子心里也许会对社会落下仇恨的种子。” 王磊觉得，基地很大价值在于让孩子“能进入主流社会，不要给社会添麻烦”，他们本性善良，但如持续贫困，成长中也许沾染恶习。刘教练也认为，孩子们带着善良的种子，只浇浇水就开出美丽的花朵，但如不加以引导，种子也许不会发芽。 刘教练没想到，小花朵也给浇花人带来芬芳。来基地前，他是个喜欢独处、“不近人情，很冰冷”的人。刚来时，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他没见过“这么瘦，这么脏，这么黑”的孩子：“有半个月都处在懵逼状态，一直在琢磨这帮孩子到底是不是山里来的。”直到有天，他病愈出院归来，总训斥孩子、板着黑脸的他，也被争相拥抱，帮着打饭洗碗，他心里的冰山融化了。“我有一种当爹的感觉，”刚满20岁的刘教练笑了。 改变“困境儿童”的“困境基地” 对王磊来说，家的感觉去年才渐渐找到。基地几度搬迁：2015年在小汤山，旧医院改造的院子，只有个简单的操场，因被列入拆迁计划，搬到昌平；在昌平废弃宾馆待了三年，再次面临拆迁，搬到宋庄；2019疫情限制，外界捐助进不来，房租又高，大力气改造的废弃厂区，只能断舍离；2020跑了不下200个场地，才找到现在的通州，唯一不便是，再走几公里就到天津了。 新场地有两块训练场，一片荒地，成排宿舍，和标准的厨房餐厅，是王磊口中的“天上人间”。为节省费用，教练带着孩子“蚂蚁搬家”、“就地开荒”，忙活两个月，结束“流离失所”的生活。家有了，但家里没钱。资金是目前最大困境，孙岭峰大部分精力都在找钱上。 其实最初他没有这么“伟大”的理想。 棒球在中国方兴未艾，作为职业人，孙岭峰想培养职业人才，扩大这项小众运动的影响力。但他发现，因要封闭式训练，许多城市家长无意把孩子托付，困难家庭更愿意把孩子“寄养”在基地。而2010年，孙岭峰受邀给孤儿院培训，不过4个月，这帮孩子就得了世界级锦标赛冠军。组建贫困儿童棒球队的构想，在他脑中日渐形成。 孙岭峰找到曾在央视做记者的王磊，和曾在NGO工作的张蕾。基地才真正走上公益，从“小黑户”变成正规公司。 2019年，基地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成立为期一年的“强棒天使”项目，去年底项目终止。目前基地又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建立合作关系。以上两个基金会的属性均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由民政部管理，但成员较少政府官员。 随着讲述基地男孩故事的纪录片《棒！少年》在院线和爱奇艺上线，基地越受瞩目。社会捐助接踵而至，但成本依然高。除水电、供暖、工资等，还有两项特殊费用：餐食比一般福利机构高昂许多，这些儿童多营养不良，需按运动员标准配备奶、鸡、肉以适应强度；比赛报名费、交通费也是大开销，参加各种比赛是职业成长的最有效方式。 眼下外界资助仍是最主要资金来源，基地也想办法开源。王磊感激“地主”（一当地企业家）半租半送了“天堂之地”，可以搞点旅游开发。菜地可以种黄瓜、茄子、豆角、西红柿，周末请些家庭“体验农家生活”，卖有机果蔬。至于另一片荒地，王磊正研究买些薰衣草种子，希望作郊区一景，顺便卖香薰精油等周边。此外有户外烧烤、农家民宿、企业团建、棒球有偿培训等。不过这些“商业项目”帮补微乎其微，且进展缓慢，“只能慢慢地给人家（房东）提建议，毕竟是他的钱。” 最近有了新难题。大凉山彝族姑娘到了后，基地成立了女子u10和u12两个梯队，建立中国首支女子棒球队有初步进展。男教练无训练女队员经验，国内也没有棒球女教练，孙岭峰琢磨从日本挖人，但困难重重。“资金还不是最难的问题。关键是环境，高级教练要求比较多，咱们这没有职业发展前途，这些孩子也不是天生好苗子”。 办法是“情怀+梦想”、“连哄带骗”。去年底，孙岭峰挖来一台湾资深教练。上任第一天，观摩一下午训练，便纠正了许多错误。虽没教过小孩，但台湾教练第一眼见他们就喜欢上了，“很天真很淳朴，眼睛都会闪闪发亮。” 领舞、领唱、领队 2019北京第一场雪，以往热闹的训练场上空无一人。强棒为孩子准备的彝族新年晚会现场，飘着橘黑红彝族元素小旗。沙马阿依穿着彝族服装，裙摆铺开，侧坐舞台，领着姑娘们唱流行歌《今年夏天》。她略施粉黛，一改羞涩，一双笑眼大胆接住观众的起哄和喝彩。“那是来北京以来最开心的一天，到了很晚也舍不得卸妆。” 初来北京时问她爱好，说是跳舞，“不是彝族舞，是街舞的那种”。她从柜子拿出大凉山带来的奖牌，是校篮球赛拉拉队奖，“我是领队“，她强调。三个月后再问，她说“现在喜欢棒球”。与其他大孩子比，沙马阿依更快适应，别的孩子“喜欢”棒球，也许是对生活环境的喜欢，但沙马阿依的“喜欢”是百分百认真。 周末自由时间，食堂和宿舍的电视由孩子自己掌控，沙马阿依鲜少凑热闹。 “我不喜欢玩。” “真的吗？” 几番追问后，沙马阿依说“我不喜欢浪费时间”。有天夜里10点，离规定睡觉时间过了半小时，杨教练路过图书室，发现她还在学习。该不该喊她睡觉，杨教练找基地德高望重的老教练“师爷”讨教。“师爷”说：“有学习的心是好事，不应当阻拦。” 沙马阿依的危机意识源于年龄压力。刚来时，她很腼腆，后来张蕾发现是因为自卑。“你知道吗姐姐，我14岁了才读五年级，在这年纪最大，到哪儿都比别人高。”谈心时，沙马阿依和她说。 让友阿木羡慕的学习机，是杨教练花1000块买的。一次沙马阿依向杨请教数学题，蹲在教练旁边，记下满满的笔记，一直追问到听懂为止。此前杨教练为走进这位腼腆女孩的世界绞尽脑汁，那是两人第一次关系拉近。 有学习机后，沙马阿依就在宿舍上网课。尽管隔几分钟就要按暂停抄笔记，她还是学得比别人快，三个月学了近两个学期的课，马上可升六年级。 训练上，沙马阿依也不松懈。她清楚，改变命运的方式是学棒球，而且“要学得特别好”。她并非因身体条件被选中，体能和灵敏度较差：“球接不到，传球传不到，打球打不着，跑步跑得慢。” 女孩来例假，教练不敢狠练，训练强度降几个档次。别的孩子盼着这几天，可沙马阿依有些生气，主动要做点什么。杨教练找来个桶，倒半袋受潮大米，让她把手放里面搅，做手臂训练。搅了一下午，晚饭拿筷手一直抖。就这样，两个月后沙马阿依的棒球水平达到比赛级别。 就未来出路，张蕾和沙马阿依聊过，除棒球外，还可学指挥能力，往领队培养。这个选择，除年纪考虑外，也因为领队是个操心职业，沙马阿依特别“有心”。 平日彝族女孩和汉族男孩斗嘴，沙马阿依总加以阻拦。女孩用对方不懂的语言“骂很难听的话”，她知道男孩听不懂，但语气易猜，同样会造成伤害。为此，她承担着“爱恋”男孩们的流言。沙马阿依觉得委屈，但想到张蕾教她“要有大格局”，就不计较了。 以前在大凉山，沙马阿依自称“爱哭鬼”，与姐妹争吵总以哭鼻子结束。来北京后，哭的频率少了。杨教练印象仅有一回，给她看孙岭峰突发心梗在医院的照片，“她眼泪汪汪的。”沙马阿依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不哭了，“有的时候也想哭，可眼泪就是掉不下来。”她猜自己长大了，在队里是大姐姐，要坚强。 沙马阿依想靠自己能力，给原生家庭带来些流动，未来有件事一定要做：“把父母接到大城市来，看看外面的世界。” 尾声 作文课有篇作业，题目叫“20年后的家乡”。 沙马阿依畅想的是机器人老师上课，绿色无污染汽车直达家门。但在时间停滞的大凉山，私家车极少，开往乡镇的车也得提前和司机打电话，凑够了七座车人数的一半，才能开。 沙马阿依唱的《去年夏天》，友阿木没听过，但可以想象朋友喜悦。她的彝族新年倒没什么可分享，无非和往常一样拜年、杀猪、农活。想到往后学习压力越大，她唉声叹气。沙马阿依也附和，说在基地也身心俱疲。 “但是要坚持，”友阿木给朋友和自己打气。她期望更好的未来，可又不敢想象真的念到大学。“坚持坚持”，她又反复说了几次。 “下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应该很高了。”友阿木和朋友约定四年后再见。可能想到未来的不确定，她又补充，“也有可能都没法见到了。四年后，我们班有些人有可能不读了，就算还读着，也会去镇上或者市里，那时候就分散了。” 一个小时过去，友阿木还滔滔不绝。电话那头沙马阿依已有些沉默，被进出的舍友分神，偶尔附和几句。 “你没话说了吗？”友阿木感觉到变化。 “有啊，但我们好像聊很久了。”沙马阿依一边抬头看我。 “今年他们还会来吗？” “不知道，可能不来了。” 电话那头传来轻轻叹气。 （主人公为了保护隐私，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