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都造成极大冲击，而在中国，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基层劳动女性，可能是各式复工复产政策和救助金都触及不到、却受冲击极大的一群。 今年5月，由民间性别研究志愿者组成的“疫情与基层女性关注组”通过微信和微博调查了662位基层劳动女性，受访者覆盖全国30个省市，发布了《疫情中的基层女性状况调研报告》。报告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过半数的基层劳动女性在疫情期间的家庭照顾劳动都增加了，与此同时，她们还要面对家庭收入减少、失业、甚至家暴的困扰。 2020年刚过一半多，怎么捱过去，许多人还是不很清楚。 被轻易击垮的生活 疫情对中国国内外经济都带来巨大影响，珠三角外贸工厂迎来跑单减单热潮，基层工人失业也无处求援。年逾40的四川女工美香每一天都有工友突然就没活干了，她整日提心吊胆，祈祷自己不会是下一个。 美香的生活本就脆弱，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之下，一击就垮。她四川老家的老人都80多岁了，三个孩子，两个还在上学。“老的也要钱，小的也要钱。” 她所在的深圳玩具厂本来做的是出口生意，疫情影响国际订单和航运，货没人要、出不去，厂子亏得厉害。老板被逼得没办法，改做了一阵口罩，可是国内口罩价格上不去，出口又拿不到证件。 “我们楼下一个工厂，前几天还好好的，昨天就停了，本来那些人上班上的好好的，把货做完了，就没有货了。老板不可能来养你个闲人。”还有的厂，老板没有钱，跑了。 “疫情与基层女性关注组”调查显示，七成受访者家庭收入因疫情而减少，近半数受访者的个人收入因疫情减少，但六成人的家庭开支却因疫情增加。 美香的工资在疫情爆发前是每小时13元，现在减到12元，晚上也不加班。从住处到工厂要40多分钟车程，其中一段只能坐电动车，车费就要10块钱。以前厂里有10块钱的交通补贴，现在没了；厂里本来管午饭，现在也没了，要自己花钱带饭。 同样打工的丈夫也在失业边缘。往年这个时候，她给孩子交完学费，交完房租、水电，还能剩下一点。可是，“今年实际上还没看到钱。” 孩子还没复课的时候，在家上网课要用手机，可是美香去厂里上班看健康码，也要手机。怎么办？最后决定丈夫去上班，她跟手机一起留在家，孩子上网课，她就不能复工。但没有钱，吃什么呢？她就接一些零加工的散活，坐在家里做，3分钱一个，一天做1000多个，赚30多元。 一旦失业，她不知道还有什么工厂能要她。她在深圳十几年，知道40几岁的女工，很难再找工作。“稍微好一点的，都不会要我们这些老年人了，一看身份证就不要。” “真不行就只能回老家种地了。”种地还能有口粮食，她老家自己打水井喝，不像大城市，“连水都要钱”。 调查显示，超过七成受访者最希望能增加家庭收入，超过六成希望能得到就业上的援助。 美香没上过学，不识字，自然没有签过什么劳动合同，也不懂去要什么五险一金、失业保障。新闻上的那些什么救助政策，她也看不懂，心想，可能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湖北人才有吧。 密集化的家庭照顾职责 平均从业年龄在五十岁以上、几乎全都是女性的家政行业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北京工作的河南家政工玉梅今年50岁，是住家月嫂。玉梅年轻时在工地工作，一次不小心从高处摔下，虽然捡回一条命，却不能再干重活，家政成了她少有的工作选择。北京疫情防控措施几乎是全国最严，她没有独立住处，就不能进京隔离，不能复工。等北京不用隔离、她终于能赶回去了，女主人却说，不用她了，手头紧，孩子自己带。 因为疫情影响，不少女性雇主选择把原本外包的家庭照顾劳动揽回自己身上，而本就没有经济能力请保姆的基层家庭，就更加依赖家庭里的女性，例如母亲、妻子，来承担加重的照顾责任。家庭以外，她们还需要和伴侣一起挣钱，分担家庭开支。家庭内外的双重压力是她们焦虑的重要原因。 调查显示，过半数家庭内的照顾任务由基层劳动女性和其他女性亲友承担。过半数的受访者需要照顾家中孩子，三成要照顾60岁以上的老人，且超过四成人表示，全家的生活物资和防疫物资都是由自己负责采购的。 广东番禺的张燕有一对小学二年级的双胞胎女儿，天天在家上网课，又打又闹。每天，她一大早先张罗两个女儿起床、吃早餐，然后就要拿出手机打开直播，陪女儿上课。“必须全程看着她们，不然她们就会乱按很多东西，要么去搜百度，要么去看抖音。”上午的课结束了，她赶紧做饭，两个女儿在长身体，可是又挑食，她必须变着花样地做。吃完饭，洗了碗，好不容易能休息一会儿，两个女儿就开始吵吵闹闹，不能出门让孩子的精力无处发泄，加剧了彼此的矛盾，总是打架，还曾经咬过对方的脸。 下午继续上课，课后又要交作业。每天的写字作业都要拍照，朗读作业则要拍视频，然后发给老师。手忙脚乱之中，又要煮晚饭了。晚上则要打扫卫生，帮两个女儿洗澡，这才可以坐下喘口气。 丈夫一般要十点多才能下班回到家。有阵子丈夫工作减少，整天在家，但并没有帮忙做家务。张燕看不过眼，也发过脾气，忍不住就大声骂孩子。 要网购些紧俏的口罩，但做厨师的丈夫完全不会弄，连健康码都要她帮着申请。孩子还小，玩抖音就很精通，但让她们帮忙网购却完全帮不上忙。她在微信朋友圈跟有门路的朋友买了50个，怕不够用，又在番禺当地的预约口罩APP抢购，可是一次也没抢到。 “他们三个都摊在那里，等于他们三个没有事情做，只有我在那里做。好像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事，不是他们三个的事。”那丈夫和孩子怎么反应呢？丈夫有时还是会帮忙照看一下孩子，做一顿饭。更多时候，她得到的响应是：“妈妈发火了，我们快走开一点。” 国内女性与劳动相关领域学者指出，疫情期间，照顾职责高度集中和密集化，女性平常承担的家庭照顾责任，扩大到了为家人提供防护、物资、健康乃至于隔离期间的情绪疏解。像张燕一样的妈妈们，为了跟随防疫期间少吃或不吃外食的指引，就要加倍地为丈夫和孩子提供自煮的食物，还要投放精力在家居清洁和消毒上。 本就承担家庭大部分照顾职责的女性，在经济基础薄弱、信息缺乏的家庭中，面临加倍的压力。据调查数据，过半女性认为自己在家庭中承担的照顾家庭成员的工作增加了，认为“增加了很多”的，占受访样本的四分之一。 政策与社会援助的真空 除了增加的劳动和压力之外，与防疫相关的家庭暴力也多发。 春节期间，女工丹丹从深圳回到老家湖北过年。她靠自己一个人提前囤好了全家几百个口罩和父母三个月的慢性病药，可父母、哥哥和亲戚都不把疫情放在心上，老想着出门，说她吓唬人、晦气。隔壁村天天有人偷着过来打麻将。 大年三十的晚上，她实在拦不住想出门的爸爸和哥哥，只好把家里前后门的钥匙都偷出来，直接锁上。爸爸骂她作妖、不要脸，哥哥骂她小题大做，各种不好听的话都往她头上扔。言语暴力之外，父亲还曾用拐杖打她…… 疫情的几个月中，不断有媒体报导基层劳工因疫情而面临各种困境，最常见的网友留言就是，请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帮助。歪脑询问熟悉国内女性社会救助机构的学者，得知全国妇联在北京、天津等各地推出了不少在线讲座，还开放了热线电话。然而，本文的多位受访者，并无一人接触到这些信息。 这位学者指出，针对受疫情影响的基层家庭的社会救助，是一个真空。基层女工即使在平常也缺乏合法劳动保障，国家的复工复产政策并不能填补法律的缺失；从家庭层面来看，疫情导致这些基层家庭的生活质量降低，可是，如果要达到国家认定的特困家庭标准，又必须经过非常繁琐的手续。 有社工认为，让信息落地、进入小区，则是另一个层面的工作。对于经济能力弱、文化水平低的基层劳动女性，这些通过网络等高门槛手段传播的信息，并不能解燃眉之急。相比于一个讲座，她们更需要的是立刻找到一份工作，或是保住手头上的工作，抓紧每一分钱。 《疫情中的基层女性状况调研报告》还询问了受访者的焦虑程度，结果显示基层劳动女性受疫情影响，平均焦虑值超过了六分（满分十分）。新冠疫情伊始至今已多半年，而这样的焦虑，并没有随着国内疫情的减缓而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