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工学院副教授李植，最近在进学校上课时，不想被人脸识别和登记，他跳过不高的闸机，并且向保安“摆了摆手”，然后向前奔跑。 保安开始追赶，两个人在校园展开一场跑步比赛。李教授成功甩掉了保安，当然，后来保安还是找到了他，他告诉了保安自己的个人信息。说到底，学校并不会因为一个老师跳过闸机而处分他。 等他上完课出校门，遇到另一个保安要登记他的个人信息。他拒绝了，保安说“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出去”，因为每一个进来的人都登记，所以出校门也得登记。李教授再次跳过了闸机，保安没有追赶他。 保安的大学，而不是教授的 因为这两次跨过闸机，李老师被网友称为“跨栏教授”。这在中国媒体上掀起新一轮讨论：大学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向公众开放？ 就连胡锡进也主张大学应该“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他认为，现在大学的管控措施，是疫情防控时“升级”的，现在疫情结束了，理所应当取消掉。他还回忆，自己在疫情前到很多大学，都是开车直接进学校。胡锡进假装忘记了，在疫情开始后他是怎么为那些管控措施鼓吹的。但是，现在轮到胡锡进来“捍卫”某些公共价值，多少有点荒诞和让人唏嘘。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有些人为李教授欢呼，认为这是“北大教授”应有的品格，也有人认为他故意刁难保安。因为成功跨栏，逃脱保安的掌控，可能导致保安被罚款。这种声音把“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保安）对立起来，有点像上世纪50年代遥远的回声。 但是，如果抛开成见，也忽视掉双方工资卡余额的差异，你会发现从“存在感”上来观察，中国的大学，已经是“保安的大学”，而不再是“教授的大学”。你到任何一个大学，都会受到保安的盘查，保安的“上级”，对大学明显有着发言权。他们有权决定什么事是合适的（学生晚归可能会受到处罚。让教授登记个人信息，则让知识分子感受到屈辱），而看心情，什么时候又可以放你一马。 实际上，北大保安最后还是“抓到”了李教授。他拿出手持设备，输入李教授个人信息，证明他是北大教授，一场追逐战才算最后结束。“权力”只是受到了片刻挑战，没有认输，更没有松动。此事过后一周，北大也没有发布声明，此后向社会敞开校门。 北大“保卫部”实力强大。今年夏天，他们甚至摧毁了“内外勾结”帮助游客进校园的团伙。早在疫情之前，北大、清华就因“游客太多”，对社会人员进行限制。“保卫部”不仅是“站岗”，早就已经能够“主动出击”，注视着一切“可疑人员”。 大学为什么普遍迷恋管控？ 当然，保安权力的“指数级”增强，是从新冠疫情开始的。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所有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都采取了“封校”措施。 中小学的封控还可以理解。而在逻辑上，大学封校是愚蠢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关闭校门能够拦阻病毒，而在2022年底，大学也没有幸免，和社会同步“全员感染”。实际上，寒假放学大学生纷纷回老家，和农民工返乡一样，都加速了短时间内全民的感染。 从常识来说，年轻的大学生群体的身体素质要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疫情中受到的健康威胁也要小得多，但是学校封控要远远强于社会平均水平。上海封控的时候，好几所高校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不允许学生下楼，“白纸运动”爆发，本质上是因为年轻学子感受到自由被剥夺殆尽。白纸运动的首发地南京广播学院这样的“地方院校”，管控比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还要严格，不仅社会人员难以进校门，整个疫情三年，学生出校都很困难。 但是，在管理者看来，“白纸运动”又证明“管控”是有必要的，他们只会得出结论，“大学生就是爱闹事”，这是1989年以来中国大学普遍迷恋管控的深层原因。即便是1990年代相对“自由”的年代，大学也是外松内紧，对大学的防范，总是比对“社会”要严一点。 新冠疫情催生的一整套社会管控系统，个人信息、行动轨迹与健康状况，被官方牢牢掌握。2018年开始流行的“人脸识别”，最初因为劳东燕等法律人的反对，一度受阻，但是新冠疫情让这一监控技术流行开来。大学率先垂范，每个大学校门，都像监狱一样，闸机和人脸识别系统成为标配。 新冠疫情结束，这种监控手段在社会上受到普遍抵制，也因为监控成本高企，居民小区、医院和政府办事机构，都先后撤销了“闸机”，而学校则保存了下来。一直到2023年的5月，北大、清华都没有实现开放，复旦的开放成为新闻被媒体报道，但是所谓“开放”也是凭身份证登记进入，和疫情前大为不同。 有些高校对校友适当放宽，只要提前一天预约，就可以进入校门。提出预约申请，几乎都会得到批准，看起来这是“便民措施”，实际上则是对权力关系的进一步体认，人们会逐渐默认，“大学校园”就应该是城市中最需要“严格审查”的地方，是介入“军事管控区”和“社会”中间的机构。 追求“精神卫生”的大学和追求管控的社会一脉相通 当一个人掌控权力后不愿意放手，这很好理解；但是，对社会机构而言，必须评估管控带来的麻烦，它大大减少了“流动”，增加了成本，所以即便是感染风险最大的医院，也很快拆除了那些闸机。 但是，中国的大学几乎不为所动。2023年春天，媒体就开始呼吁大学应该跟上社会的节奏“放开”，到年底发生北大教授跨栏事件，高校还是普遍处于中一种“后疫情管控”中，显得非常诡异。 这从根本上是因为，中国高校在思想上有一种追求“洁净化”的倾向。中国高校普遍追求一种“精神卫生”，过去十几年，不听话的老师被排挤和开除的事，时有发生。马克思主义学院，成为所有综合性大学的标配，即便是高等数学，也会加入“思政”，这在事实上清除了高校的“反动思想”。 过去十年自由主义在中国大学的溃败，是触目惊心的现象。微博出现后，贺卫方、张鸣这些著名的教授面对公众发言，一度让人看到“大学精神”焕发的生机，但是随着“公共知识分子”被打压和污名化，大学学者不再发出自己的声音。 伴随着“清理”和“打压”的，是“国家主义”的兴起，这一进程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大增强中国人的自豪感，而这一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在大学，“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成为显学，“兼容并包”“自由独立”的大学精神，开始式微。 这意味着大学的根基发生了变化。取代自由探索的，是一整套围绕“绩点”的考核，学生从入学第一天开始，就会被告知必须融入这样一套考核系统中。独立、自由、怀疑，这些过去和大学生联系在一起的词语，在高校已经变得危险。 在疫情之前，中国高校在思想上就已经完成了“单一化”。本来应该前卫、探索各种可能性的年轻人，成为“粉红”的主力军。省会一级城市，都在建设大学城，大学纷纷搬到郊外，这当然是地产逻辑，但是也造成大学和“社会”的脱离。思想上单一化的大学，逐渐成为一个个“独立王国”。 大学在思想上的严控，是一种“精神卫生学”，这和2020年开始的疫情防控思维，是完全一致的。就这个角度来讲，大学校长们早就做好了“管控”的准备，疫情的到来，只是让他们“学有所用”而已。可以说，再也没有哪个社会机构，比大学更喜欢管控了——他们一直在渴求这一天的到来。 比闸机更加坚固的是无形之墙 “白纸运动”让世界看到中国年轻人新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在更大范围观察，尝试反抗的大学生，在现实中只是绝对少数派。 在网络上，每一次关于大学放开的讨论，都有相当强烈的反对的声音。很多大学生是反对敞开校门的，因为他们认为“社会干扰”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大部分年轻人追求一种“安全感”和“秩序”，而不是彰显自己的性格。 他们也只是社会的缩影。中国城市整体上也是“管控型”的，地铁的安检就是一个证据。这是一个悖论，如果相信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为什么要进行如此严格的安检？这种趋势已经难以扭转，甚至形成了“安全经济”，很多人以此为生。 整体上，都市的发展必然要求一种宽容的文化，因此即便是地铁安检、查验身份证，一直有反对的声音。中国高校则与此背道而驰，学校和学生一起捍卫一种基于“控制”和“安全”的文化。在有形的墙（学校围墙和大门闸机）之外，大学还有一道无形的“墙”。 这道无形之墙，就是一道内部监控体系。以辅导员制度为核心，学校可以监控学生的一举一动；而“信息员制度”，又动员学生来监控课堂上老师是否有出格言论。笔者至少掌握两个案例，在北京和成都，都有高校教师在课堂上因为“错误言论”，被监控室的学校负责人“及时发现”并“纠正”，授课不得不暂停。而学生举报老师课堂上的错误言论，媒体也多次报道。 有了这道“无形之墙”相比，学校实体意义上的“大门”是否敞开，是否安装闸机，已经并不重要；而且，也因为这道“无形之墙”，实体的大门更难敞开。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