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香港知名作家李怡于2022年10月在台北病逝，享寿87岁，留下未能完成的作品《失败者回忆录》。在昔日同僚、好友、台湾媒体人邱近思的协助下（邱近思是李怡主办的论政杂志《九十年代》台湾版发行人），《失败者回忆录》文稿得以集结付梓，并于5月1日（恰是李怡证件上的生日日期）在台湾面市。全书分上下两册，并同时推出电子版图书，供海内外华语读者阅读。 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本回忆录的撰写是李怡最后时光里的唯一工作，说是他写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作品亦丝毫不为过。他曾表示，受日本大导演黑泽明的影响，认为“人类无法完全诚实地谈论自己”，因为不愿意落入美化自己的陷阱，迟迟未动笔写回忆录。直到2019年，李怡才开始酝酿回忆录的腹稿，期望以“全然诚实”作为规条，写下他所见证的历史。 谁知，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一波三折。《失败者回忆录》刚在香港《苹果日报》的个人专栏陆续发表后不久，香港社会爆发了“反送中运动”。李怡接到《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电话，希望他能针对“反送中”发表评论。李怡不忍拒绝，便暂停了《回忆录》，先写“反送中”相关评论，一写就难以停笔，一直写了两年，更出版专著《香港觉醒》。 2021年，李怡捡起未完成的《回忆录》，继续于《苹果日报》连载。6月24日，《苹果日报》于动荡中停刊。李怡转而在自己的脸书专页上刊登《回忆录》。因此，《失败者回忆录》的大部分文稿其实早已陆陆续续在网络上发表。 李怡平均一至两日就发表一则回忆录，且会与读者互动。2021年11月22日，李怡在脸书上留下简短讯息“《失败者回忆录》作者因病暂停“后，搁笔一个多月。他在2022年1月重开连载，并坦言自己因患心肌梗塞入院，在病榻上休养了一个多月。期间，他下定决心不能向死亡屈服，要以意志力完成一件事，才算走完一生。而这件事，便是正写到中途还未写到最应写下的部分的《失败者回忆录》。2022年9月19日，李怡再次于脸书专页上告假，并表示“无大碍，不劳各位朋友牵挂”。但这一次，广大读者却再也等不到连载的重开。 耗时四年仍未最终完成《失败者回忆录》在无奈之下迎来终章，最后内容停留在2019年的“反送中”。在出版的成书中，有关“《苹果》被杀”的三则被编辑摆在最后，成为《最终章》。 将《失败者回忆录》从头至尾通读一遍，还是与断断续续地追看连载的感受不同。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怡仍然凭藉清晰的思路、精准的文笔、深厚的学识、丰富的处世经验和极其惊人的记忆力，写下他作为知识份子的一生。 198则回忆录，共40余万字，横跨了大陆、香港和台湾超过一甲子的历史变革，涵盖了国共相争、抗战、内战、中共建政、文革、香港六七左暴、改革开放、台湾戒严、天安门事件、香港回归等历史大事纪，穿插着他本人的人生感悟、心境变幻，和他最擅长的观察和评论。他笔下所记的人和事，都力求客观公平，是对历史的重新记忆和再讲述。在《推荐序》中，香港作家陶杰称，香港欠李怡一具铜像，“因七十年来，香港只有一个李怡”。 唯有勇气才是永恒 李怡本名李秉尧，1936年在广州出生，父亲是着名的粤语片导演李化。李怡儿时经历战乱，全家辗转迁徙，于1948年移居香港。自称“左派文艺青年”的李怡毕业于左派学校香岛中学，随后向《文汇报》文艺周刊投稿，投身文坛。 1963年，李怡和朋友创办文艺杂志《伴侣》，1970年再创办时政杂志《七十年代》；直到他受文革冲击后脱离左派、自立门户，并于1984年将《七十年代》更名为《九十年代》。《九十年代》于1998年停刊。千禧年后，他受董桥邀请，担任《苹果日报》论坛版主编，撰写政评、社论，同时开始在香港电台录制节目，分享阅读经验。 回顾人生，李怡感慨道：“我一生所主张所推动的事情，社会总是向相反趋向发展，无论是阅读，独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这就是我所指的失败的人生。”，故以“失败者”一词命名自己的回忆录。 无论从家庭亦或事业来看，李怡都不能算是一名失败者。他与太太梁丽仪鹣鲽情深，连笔名“李怡”也是取自太太之命的谐音。两人还以“齐辛”共同发表过一系列政论文章，笔名意喻“齐心协力”和“同甘共苦”。在事业上，李怡主编的杂志《七十年代》和随后的《九十年代》是影响几代华语读者的政论刊物，更一度处于两岸三地政治风暴的最中心。 因此，所谓的“失败者”不是自谦，正如台湾作家颜择雅在《推荐序》中所写——而是李怡的“自咎”。这一份深刻的体悟来源于在他投注毕生心血的香港，他的所思所想，他对自由的坚持和对民主的理念，始终无法实现。现实中的失败令他意识到“唯有勇气才是永恒”。 在此，成败无关紧要，亦不是终结。 香港：殖民地保护伞下的言论自由地 在《失败者回忆录》里，李怡主要纪录了他在1955年进入出版社，到2020年国安法在香港实施，这六十多年来他如何利用香港的言论自由，推动两岸进步，“提供历史初稿”的人生旅程。 李怡曾感慨“国家不幸诗家幸”。1976年，《七十年代》报导四人帮下台的消息，令杂志名噪一时。1989年，《九十年代》追踪天安门事件，销量大增。率先发布台湾民主运动代表人物、《自由中国》杂志创办人雷震的自传、预言邓小平的复出、对美丽岛事件和江南案的率先披露、对保钓运动的关注、对九七香港回归议题的讨论，令李怡和他的杂志被本地和海外华人争相阅读，丰富的“独家”更让杂志以“外转内”的方式传入当时仍处于戒严时期的台湾和刚结束文革的大陆。 《七十年代》这本左派背景杂志（意外地）在台湾民主路上扮演了特殊角色。由于杂志的左派立场，因此在批判蒋政权的政治压迫和报导党外抗争方面从不缺席。台湾在民主转型路上的大事件，李怡都会大篇幅报导且全情支持。当年美丽岛事件爆发后，施明德被捕，他的美籍前妻艾琳达被驱逐离境，辗转来到香港，就是在李怡和《七十年代》的帮助下，召开记者会，向世界揭露事件。 七十年代保钓期间，周恩来会见赴京的台湾留美学生时，多次提到《七十年代》和李怡，“都是肯定的话”。在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七十年代》与中共有一段长达三年的蜜月期。一些文章被内部转登，“扭转了许多人的极左思想”。 关于《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历史角色，中联办前身新华社的前台湾事务部部长黄文放在《九十年代》休刊后写了一篇《李怡和共产党的三十年恩怨》。文章说：“不管人们是接受它、认同它还是反对它，都只能实事求是地承认，李怡和他主持的《九十年代》，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海外一整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思维。” 李怡在回忆录中坦言，“《七十年代》在前十年的所有编辑历程，使我深深体会到海峡两岸缺乏言论自由给社会、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与压抑，也深深体会到香港言论自由对两岸的真实影响。”他进而意识到香港的言论自由之所以得以实现，完全是因为它身处英国殖民地的保护伞下，才能说出“不能说出的话”。 李怡引用老报人徐铸成的话说，舆论监督只能靠外国人管治下的保护伞，中国建政前靠租界，1949年后靠最后一个租界的香港，1997年香港主权转移之后，媒体也就慢慢以至急速走向“爱国爱党”矣。 人生半场：直面过去的勇气 这种心境的变化以及个人经历（特别是文革时期，李怡在深圳教书的妻子因丈夫的关系遭到审查）令李怡在四人帮倒台后，与很多左派知识份子一样，对自己信仰了半生的共产主义信念产生了怀疑，亦促发了反省。 李怡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九七六年毛去世、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的巨变，中国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却使我对那几年杂志的表现极感愧怍。我们没有把中国在文革时期人民生活的真相向海外读者揭露，相反我们大量刊登的海外学者访华观感却给了读者错误的讯息。我们对台湾威权体制的批判，和民主运动的推动，如果孤立去判断，当然不是坏事，但如果联系到海外学者访华的歌颂文章来看，则无疑会给一些人造成错觉，以为中国的希望在大陆这一边。而事实上，也许正好相反。 李怡继而剖白了自己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直至抛弃爱国主义的心路。他表示，自己的爱国情怀有着历史根源：“中国近代史充满苦难：满清腐败，列强侵凌、日本侵略、多次内战，百姓遭殃。稍有良知的读书人都怀有爱国救亡之心……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自然也深化对中国的认同。” 但当他目睹大陆和台湾在六七十年代一体两面的政治悲剧后，李怡重新反思，得出“自北伐推翻了一个具有法治民主雏形的政权后，中国就进入两个列宁式政党相互争战和轮流专权的局面”。对于曾经信奉不疑的“共产主义救中国”，他引用了徐志摩观察苏俄后得出的一段话：“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以极权统治去实现“人人平等”的“天堂”，其代价就是血海。 因着“血污海”而醒悟，李怡在书中深刻地忏悔自己年轻时的轻信和软弱，要到中年才有勇气真正脱离左派阵营，独立办刊。他也警惕读者，误将爱国与爱党强行捆绑在一起。用余英时的话说，“中国大陆现在的民族主义，不是抗战时代或之前的自卫的民族主义，而是进攻的民族主义，与希特勒当年运用的民族主义‘先后如出一辙’。”而民族主义、爱国情感不能超越理性思考。 首次披露的秘辛 《失败者回忆录》首次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件内幕，其中比较重大的包括保钓运动的缘起和发展、“江南案”爆料的始末、“九二共识”或非共识的历史死结。 其中，李怡首次开腔，谈到当年《七十年代》脱离左派阵营，实质上是被“扫地出门”的原委。1979年，《七十年代》连发三篇社论，对北京开放后又突然禁止《七十年代》入境提出质疑，因而得罪了主管香港的廖承志，认为杂志有心针对中央。廖向时任新华社社长王匡下令：“把他们彻底搞垮”！虽然香港方面的官员没有立即执行搞垮《七十年代》的命令，但就迫使李怡离开发行《七十年代》杂志的天地图书公司。香港中共工委随后也奉命执行“四不政策”：“不投资、不印刷发行、不刊广告、不邀请”。李怡最后决定自行集资，设立出版公司发行杂志。 李怡也提到了较少人听闻的“庚申改革”。1980年，中共内部曾经提出一个名为“庚申改革”的方案，又名“八一八改革”，是根据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内容所做出。《七十年代》从某渠道取得讲话的油印本，并于1981年3月全文刊登。“庚申改革”目的是为了民主化，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但这些措施在后来的中共文献中再也没有出现，其中包括设立“两院”、改革司法、政党分家，以及设立独立运作的工会、加强新闻自由和实现基层民主。这可能是中国距离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时刻，可惜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胎死腹中，错过了转型的最佳时机。 在书中，李怡更提到了自己对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脚痛下台”的观察。他认为，“董建华不是因为政绩和大游行而下台，是因为他要推政制改革而下台”。由于董建华曾公开表示，香港的政制应向前发展，不反对修改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立法会产生方法；这与人大常委当时“不支持普选”的态度相违背而引起北京不悦。李怡认为，董建华之所以敢于“唱反调”，可能是高估自己在北京眼中无可替代的地位，低估了中央不肯放权的坚持程度，也想挽回自己在港的低落民望，谁知直接促使老董无奈下台，无法做完第二任期。 不以立场论人格 在《失败者回忆录》中，李怡对于他在前半生接触过的众多左派人物和中共官员，做出了“理想的共产党员未必不可敬，而刻意迎合强权的外围左派反而更可怕”的评价。他敬佩吴康民和潘静安，认为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于“政治前途的考虑”，而非“个人经济利益”。而对于曾任文汇周刊主编的罗孚，李怡感谢当年他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在罗孚的追思会上，李怡引用法国作家马尔罗的话，称“一个人是他一生行为的总和：他所做的和他能做的”。 回忆录中最猛烈的抨击留给了曾任香港第三任特首的梁振英。李怡直言梁“灵魂充满了卑鄙、口袋充满了赃物、嘴巴充满了谎言”，称他将斗争意识带入香港，是香港近年来急速崩盘的罪魁祸首。他亦用“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来形容香港部分精英和知识份子面对权势的嘴脸，暗指作家（金庸）、四料议员（谭惠珠）等亲北京人士，并引用哲学家劳思光的话，指出中国知识份子的弱点：他们长期受专权政治影响，崇拜权势，把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和独立精神丢掉了。 书中还有一些意外评价，比如李怡在书中将溢美之词给了香港建制派大本营民建联的创党主席曾钰成。或许是因为同出左派，有相似的背景，李怡称曾钰成早年有追求理想的心志，从政后有突出的才智，因此在专权政治的逆向淘汰中无法跃居高位。他也认为，曾钰成是担任香港特首的合适人才。 除此之外，李怡也花了不少篇幅刻画他心目中的黎智英。除了指出黎智英“大中华胶”的特质，亦不讳言黎“偏向香港民主派而打压本土派”的倾向。李怡赞赏黎智英示范了“商人办报”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但直言他的性格里有“脆而易折”的一面。而如今，黎智英在香港牢狱中受难，是一国两制历史上一桩“最具标志性和最讽刺的事件”。“因为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爱香港，更相信并以实际行动拥护‘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了。” 人生下半场：幸有年轻人相随 李怡在晚年支持香港本土派，写了《香港思潮》来讨论香港本土意识的兴起和有关争议，因而与泛民阵营意见相左。《失败者回忆录》里提到了民主党党鞭和支联会创会主席司徒华晚年的妥协。在李怡看来，司徒华从支持到反对“五区公投”，再至民主党走入中联办寻求协商，直接导致了民主党的支持率直线下滑，令香港民主运动陷于分裂。“爱国民主党”式微，本土民主派应运而生。他尖锐地指出，“爱国民主党”的软弱和错误就在于“他们的诉求对象一直是中国操控的‘一国’。换言之，寻求或争取的是‘恩赐的政治权利’，而不是立足于本土的民主……但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恩赐的民主’。”所有的民主，都是本土民主。 这也令李怡对香港新兴的本土派，特别是代表人物，大为欣赏，更无条件地站在了年轻人的一边；不但包括曾因“鱼蛋革命”入狱的梁天琦（“像昙花一现，像电光一闪，像彗星划过天空”），更包括因宣誓风波被DQ的梁颂恒和游蕙祯（“对于所有以鸡蛋砸高墙的抗争者，不管他们有多少错误，不管他们多么蠢，我在他们面前都自愧不如”）。 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李怡是这样描述他的人生下半场：“在香港主权转移二十年的过程中，我目睹承接八九民运思潮的“爱国民主派”的兴起与衰落；中国大陆经济的起飞、膨胀和对香港的侵凌；年轻本土派的崛起，他们与传统民主派的矛盾以至对立；香港传媒、政界以至整个社会从文明到“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的沦落……。这段变化之快速、之恶劣、之深刻，给我的教训、对我人生的影响，比上半场论政时代更甚。我写下的文章，留下的政论结集，自认为比上半场有价值，甚至不谦卑地、冒大不韪地说，我的写作对香港年轻一代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未曾谈及的“抄袭”事件 然而，在李怡人生的下半场，有一则插曲并未被收入书中。那就是在2021年，李怡正撰写《回忆录》时，曾陷入“抄袭”事件。 2021年1月27日，李怡在《苹果日报》专栏发表文章《顺势而行，还是以理抗势》。当日，香港学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哲学教授王伟雄指出，李怡这篇文章与网络流传的一篇简体字网文《失控：美国的问题，世界的难题》“极度相似”，并列举了两篇文章共八处相似之处。王伟雄在文章结尾写道：“以上所列句子是顺李文中的出现次序，网文相应句子的次序并不完全相同。此外，网文比李文长几倍，我这样列出两者相似的句子，一目了然；但如果分别看两文，便未必察觉有抄袭之嫌。” 李怡在28日做出回应，不点名地指王伟雄为“跳梁者”/“跳梁左胶”，并回呛称自己是“抄袭的惯犯”，“写过小说，也是看了许多小说后的模仿，就像鲁迅写《狂人日记》连题目都抄自果戈理一样。写政论自然也是东抄西抄，融会前人意见，再予以个人发挥”，并表示只有学术论文需要为引用他人意见标注出处，以及“天下文章一大抄，因为任何一篇文章都融合了他人的思想、经验、文采。不须关注谁在某问题上说得最早，只欣赏谁写得好。” 这样的自辩引起了反弹。学界再挖出了更多李怡涉嫌抄袭的“证据”，包括他早年的节目《一分钟阅读》介绍《反抗者》的内容，以及他的旧作《心灵故事两则》。而李怡则选择在个人脸书上，贴出支持自己的意见，以作对抗，包括香港作家陶杰和卢斯达的回应。 卢斯达认为，对李怡涉抄袭的指责并非“文人相轻”，而是“遇上了碰瓷党”。他指出，“事情看似是公事公非 (抄袭与否)，但触发点一定是政见恩怨”；以及“说到底李怡是否抄袭，并非于国外非一流大学任教的哲学教授最在乎的，李怡的问题是他坐拥一大票粉丝，却坚持否定拜登、支持特朗普的外交/中国政策。” 事件发展到这一步，艺文界有意见认为，李怡对“抄袭”事件的回应是不合格的。版权意识不应只限于学术文章，而用“天下文章一大抄”来做辩解也有混淆视听之嫌。李怡作为资深编辑和作家，理应明白“搬字过纸”和“引用他人观点”的区别，哪怕是无意，也应向原文作者和读者致歉。此外，李怡和支持者的部分言论亦让外界有一种“有地位/辈分则有理”、“有粉丝/支持者则有理”的错觉。 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当时的社会氛围下，的确有一种“立场大于事实”的价值取向。在反送中运动的余韵下，部分香港民主派人士习惯将政治立场凌驾于是非之上。因此，才会有李的支持者认为，对李怡的攻击是一场“政见恩怨”。甚至连当初转载王伟雄文章的《立场新闻》也被攻击为“左胶”、“腊肠”。 可惜的是，对于这一段故事的反思，我们无法在《回忆录》中看到了。 爱的余音 虽然李怡在回忆录里严苛地批判专权的政府、慕强的精英、软弱的知识份子，更无情地解剖过去的自己，但他却用温柔的笔触谈亡妻。他浪漫地表示，“当遇到真正的爱情时，就知道除了自由，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置于真爱之上”。每每受到铺天盖地的批评和围剿的时候，他耳边总会想起妻子的声音，“你也许不合时宜，但你是对的，也是应该这样做的。”妻子离去后，他在困难时刻仍会在冥冥中听到这声音，“于是挺起身继续走自己的路”。 除亡妻牵动他的心绪外，李怡把余下的热烈情感都给了香港。他珍视这颗东方明珠的独特地位和价值：“如果不是英国殖民地带给香港的自由的时代，不会有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不会有香港人对中国抗日战争和追求民主自由的抗争的支援，不会在海峡两岸都缺乏言论自由的时代，成为获取两岸资讯并由外转内影响两岸局势的最重要基地，不会有大批中国商人在法治下各显神通，创造国际级的企业，不会有在历次中国蒙灾蒙难时香港人的慷慨伸手，不会有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 香港之于他，是历史的飞地、精神的家园。“而我的整个人生，也正好因为在香港发展我的编辑写作生涯，才可以在中港台的局势充满转变的时代，因缘际会地自由论政，成全了可以无愧的漫长人生。” 正如李怡所说，写作的意义是生命的延续。在他的遗作里，除了看到他想展现的忠于自我、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勇气这些特质外，爱是这本《失败者回忆录》留下的余音。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