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作为对文化议题抱有热诚的读者，近几年能轻易在如BIOS monthly、VERSE、周刊编集、新活水、小日子等综合型文化媒体上找到感兴趣的内容。甚至连台湾老字号传统媒体《中央社》、《联合报》，都分别推出以文化内容为主体的子品牌文化+、500辑。 新兴的文化媒体发展出了更多种与读者沟通的方式，内容也更能显示出时代趋势。它们结合线上线下特性，发展渐趋活泼、多元，在内容编采、视觉处理上亦各有风格。除了生活美学、文化背景，也不断地对台湾和世界既有的“文化现状”提问。 但数十年前，没有人能想像台湾媒体可以如此灵活。彼时 Facebook 还没开始流行，政治人物只透过新闻跟民众对话，同志大游行尚未年年举办，今天在这些新兴文化媒体工作的媒体人还在读小学或是国中，读着“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历史长大，同时背诵中国每个省的简写，看着电视上播的“一国两制”新闻。 在戒严时期成长的周刊编集创办人暨总编辑李取中回忆说：“我这一辈人，在国、高中才解严，经历过过去的威权体制。国家领袖过世是国丧，现在看起来很荒谬的事，以前真的觉得理所当然。”1987 年台湾解严，他的价值体系被瓦解。 “被瓦解还是好的，我同辈中还有很多人抱着过去的价值体系。我某些程度为什么要做媒体，其实是在反思这件事。我们的下一代已经不可能再用过去的方式去认识世界。” 今天台湾的环境，究竟提供了哪些能让这些文化媒体茁壮的养分？它们的存在，又为台湾读者带来了什么？歪脑邀请了周刊编集创办人暨总编辑李取中、BIOS monthly 总编辑温若涵、VERSE 执行主编黄铭彰，和我们分享在他们心中文化媒体的价值与存在意义。 谁知道踏出去会有什么？ 成立于 2017 年的周刊编集，希望做一个无论在形式或通路上都不受拘束的媒体。 创办人暨总编辑李取中深信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的那句话媒体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任何媒体，一旦呈现在人的眼前，本身就已经传递了一个讯息和态度了，包括文字、排版、对照片的取舍等等。它不会直接跟你讲他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你一看到就知道了。” 李取中经历过“爱国作文年代”。彼时，所有学生写作文，都常带有未曾经历过的家国乡愁。“比如你会写‘饮一瓢长江水，解思乡之愁’之类的，那是来自历史课本上看到的东西。那种乡愁是体制灌输给你的，因为根本没生活在那边，你干嘛啊，”他笑说。李取中因此拒绝体制强加于人身上的观点。 “因为所有体制都可以被挑战、打破，它们本来就是被人创造的。” 他想试试看，拿掉威权体制所延伸出来的观念、教育，对媒体内容的想像可以延展到什么程度。比如周刊编集作为一份乘载文化与创作讯息的报纸，融入共多元的观点，打破了传统报纸的威权性，又如周刊编集虽然样子像是报纸，但以杂志的排版设计。 李取中观察，传统媒体仍习惯以社会、政治事件或是国际局势等“体制”为切点思考问题。 “我们能不能打破这些东西？我会希望回归到人的角度来思考。”他将周刊编集的内容广义分为三个面向：体制面、文化面、探索面。 “体制面是全球的社会或政治问题，文化面是人活在体制中所衍生出来的创作或生活习惯，探索面则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后两者又重要于前者。这些作为，崭新之外，都是一份对体制的越界，因为没人做过，谁知道踏出去会有什么？ 李取中认为，有幸生在自由的年代，台湾的线上线下刊物才有持续发表未经审查观点的机会。 他说，周刊编辑发刊时选择的印刷厂“荣昱印制厂”有一段历史：“荣昱印制厂在国内印刷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不仅引进了台湾第一部的商业印刷轮转机，同时在戒严时期，许多党外杂志为了躲避警总的查缉，加快杂志印制的时间，纷纷选择荣昱印制厂的商业轮转机来印制杂志，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李取中将台湾文创产业这一、二十年来的快速发展，归功于民主化的进程。 “文创产业的发展，跟我们教育、生活的价值取舍是息息相关的。台湾当然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整体上是往自由民主化去的，这对所有涵盖文化的事物发展都很有帮助。” 每年的 4 月 7 号，许多台湾的线上媒体、文化媒体，皆会在社群悼念郑南榕的逝世，那象征着大批做内容的人对“言论自由”的价值理念，郑南榕在戒严时代发行党外杂志《自由时代》批判时政，从 1986 年以绿色行动抗议戒严三十七年，多次诉求民主化改革运动，1989 年自焚回应“叛乱罪”，主张台湾人应享有自由的权利。 李取中深信文化媒体所涵盖的创作、甚至是编辑思维的创造性，都应来自自由的心灵。保持思想的自由与弹性，才能让台湾有多元观点的内容能持续对话。 “所有的创作，根源都是来自自由的心灵。所以如果你处在一个地方，没有自由的心灵，所有的东西创作出来都是不真诚的。” 多元共荣的一代 和李取中不同，创办于 2011 年的网路原生文化媒体 BIOS monthly，团队的成员则多为解严后出生的九〇后。他们是经历性别运动、转型正义、太阳花学运的一代，成长过程中，已经几乎不谈省籍情节，身边的人在意的是新移民、原住民、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性别平权，并将这样的经验带入内容、媒体。 BIOS monthly 由内容起家，后续发展出文创经纪、品牌顾问的商业模式。台大外文系毕业、曾在出版产业打转的温若涵来到这里，后续接任总编辑大约三年多时间。温若涵表示，团队里聚集不同背景与兴趣的的编辑们，更可能促成多元观点的发生：“比方说我自己容易被议题相关，或有智慧的言论吸引；但其他编辑可能会抓到一些小人物的生命故事，或是摄影透过镜头抓到人的情感。这些不同取向，都可能让读者有感。” 在 BIOS monthly 一手企划的内容里，可以看见如“少女 A・欢迎光临午场酒店”的性工作者亲身书写，也能看到让国会议员赖品妤一面聊政治、一面玩 cosplay 的有趣切入点。温若涵说，这些内容也反映出“文化”是一种流动的观点，藉由编辑取材的角度，决定发掘议题的广度或深度，谈论政治，亦可以生活化的视角，谈论生活，也能以政治的观点切入。 在无审查的环境，自由伴随责任，温若涵说，读者需要怎么的内容，她每天都在问自己。 “身为编辑，好像很难无时无刻理解读者，也花很多时间在思考那些还没被创造的内容是什么。”她认为，人物专访是对没接触过 BIOS monthly 的读者而言，最能迅速了解这个媒体的途径。拿掉文藻包装，用平实、有趣又不偏剖的文字如实呈现受访者的样态，搭配别具新意的视觉，让 BIOS monthly 的人物专访，在碎片化阅读的这个时代，即便维持四千字以上的字数，仍然是点阅最高的类别。 “我们的好奇心是跨越过去的边界的，如果现在的挑战，是要破除以前大众对文化媒体的框架的话，那那个边界是什么？”例如颜文字可以入标题、口语化的社群流行语也能成为一种探讨的议题，她在编辑台上的每一天，都希望将那个边界再向外推一点。 看回台湾的媒体、读者，温若涵认为是“环境”让大家有幽默的本钱。 “我偶尔看中国、香港做的内容，会觉得他们具有某种反抗精神，写作者感觉到危机、奋不顾身想要说点什么，我觉得台湾是做不出来的。” “其实香港事件给我的震撼力很强。我们这一辈经历过太阳花学运，那好像已经是很多的不公不义，但发生在香港的却是更加倍的不公不义，这对很多台湾人来讲可能是很大的 lesson，也感觉到我们两地之间有连结。”她说，反送中是让她感受到自己最值得做媒体的一次，也开设专栏“在城中一夜消失”邀请在香港的作者，记录那些跟随动荡的政治而消逝的小事、小店与风景。 体裁混种，来自自由的灵魂 “很多人说杂志是夕阳产业，正在衰亡。我们就是一群认为杂志、编辑在这个时代仍有意义的人，透过手工业、图文整合的技艺，扎实的在地取材、更深入的报导去汇整出内容，会是这个时代需要的，”VERSE 执行主编黄铭彰说。黄铭彰是 VERSE 的创始成员之一，这个文化媒体才刚满一岁，却在数位时代成功透过纸本订阅、零售累积了一群忠实读者。 VERSE 总编辑张铁志深耕台湾文化圈，曾经手新活水、报导者、号外等媒体。“铁志过去参与过的刊物都跟社会有很强烈的连结，但他本身很关注文化，就想，有没有可能不只是小清新的生活风格，来做文化的深度报导？” “我们不追时事，做慢新闻，希望每一期的可以设定一个议题、引领大家思考。”在 VERSE 杂志里，除了当期的封面企划总有上万字的人物长访谈，也能看见文化、商业面向的深度剖析，以及深入在地第一手采集的珍贵内容。除了深化文字，他们也在意如何让视觉更可口。 “我们的设定是杂志书（mook），比方说创刊时就有跟设计师讨论，希望是有系列感的封面，让读者有凑齐每一期的欲望，会愿意放在书架上收藏，不会丢掉。” 然而，生在有多种社群媒介、内容表述媒材的此刻，要如何选取手法、向谁沟通、目的为何、如何真正走入读者的生活，也是一大挑战。作为文化媒体新品牌，VERSE 的野心也在于以实体形式介入生活，不止于讯息沟通。 “我们不只是一个媒体，也是一个品牌，希望让大家知道文化品牌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黄铭彰说。 过去一年，VERSE 除了每两个月出刊的杂志，还有了 podcast、讲座、市集甚至两天一夜的露营活动。 “透过这些方式，想唤醒大家对文化的重视，因为文化无所不在，我们让大家可以有一个管道，跟着我们的眼睛去探索这些事物的复杂性。” 黄铭彰提及，杂志原就是启蒙时期的产物。这种最初起源各种反抗活动中的宣传小册，介于报纸与书之间，兼容时效性与深度评论，深具启蒙作用。 “这个年代也是，一本杂志不是只代表一个人的声音或想法，而是一群人透过各式各样的形式聚在一起，又承载了编辑想传递的核心思想。这件事到当代都没有改变。” 30 岁未满的黄铭彰，认为对台湾的年轻世代来说，政治在生活中是理所当然，不是刻意要去“聊”的事情。 “对 VERSE 来说也是，我们没有觉得现在要来‘讨论政治’，而是在每个主题下，自然而然地去讨论到，因为文化、生活都离不开政治。” 在第六期杂志中，VERSE 以“我们的世代：美丽与焦虑”为题，谈讨 20 多岁的创作者如何重塑自己所处的领域，“我们可以聊的东西很多，看的书、认识的人、相信的价值，举例来说，平权、核能等各种议题的价值是怎么形塑的？” 这个年纪的台湾人，求学过程中恰好经历了风起云涌的公民运动。 “这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纪录，像我们一定会谈到 2014 年的太阳花学运，看起来很政治，其实再自然不过。”VERSE 创刊号其中一版封面就是数位政委唐凤，这很政治吗？那当然，因为他打破二元性别、以数位观点转动政府，为台湾的政治环境激起涟漪；而明明是以旅行为主题的一期，封面人物竟有时任文化部长郑丽君，这很政治吗？那当然，因为她任内再造了台湾历史场景，让旅行从单纯踩点进阶至了解当地文化的脉络意涵，很值得一谈。 台湾的土壤，究竟给了这些文化媒体怎样的养分？黄铭彰给出了他的解答：“我们有多元、共荣的土壤，在这个土壤底下，我们的创作者有养份可以创作出各种超乎想像、发自内心、非常诚恳的东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化媒体能呈现出的内容，当然就有更多可能性、更多样貌。” （李姿颖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