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第二任期很快就要開始了，交接时间是1月20日。作为一位媒体大师，他还未上任，便已经牢牢站在聚光灯的焦点中。且最近与加拿大、巴拿马、格陵兰岛的新争端，远在其竞选时的政见和主张之外，将本人的不可预知与非传统拉到了极限。日前又传出他的全球普加关税会限制在几个与经济与安全有关的领域。可以说要通过他个人的表态与观点预测其政府的风格几乎不可能。 但在其本人之外，其内阁人士任免也是一出精彩的大戏。特朗普与其内阁的紧张关系在第一任期非常显著，白宫幕僚长、国家安全顾问这两个关键职位都更换了4名人选。司法部长、国防部长也更换了3次。 其中很多是在根本政治理念上的不合，例如前国防部长马蒂斯较接近共和党建制派，与其在叙利亚撤军等事务上意见有根本分歧，国务卿蒂勒森同样接近传统外交理念，在处理巴黎协定和朝鲜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导致分歧。 对于第二任期，随着他本人的经验丰富和对共和党掌握的更深，很多人认为他的内阁执政团队会避免这些问题，从而减少人员波动，也会让政策导向与他的意志更接近。这个趋向固然存在，但实际情况却可能远比这个复杂。例如最近马斯克就在X上与数位特朗普的支持者之间爆发激烈冲突，而冲突的导火索是H1-B签证（H-1B签证是美国签发给在该国从事专业技术类工作的人士的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是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马斯克与其政府效率委员会的同僚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支持，而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H1-B签证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这件事以特朗普明确表态支持H1-B签证做结。 但这似乎预示着，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带来的冲击与麻烦，也许不会比第一次少。如何真正可以对这个问题产生一些预期呢？我想比较有启发的方式是细数一些关键的内阁人士任命，通过他们过去的发言，来审视他们是否可能与特朗普共事，甚至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 共和党内意识形态光谱 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经常提及的分析方式是“左右”的光谱，或者在共和党内部，是分为建制派与非建制派，在外交领域，也有积极介入、有限介入、孤立主义的分法。不过这些可能都无法更准确地刻画此时共和党内部的分野，尤其是将不同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整体”看待。 在逐个介绍内阁关键人员对乌克兰、中国、关税等看法前，我们可以简要把共和党人员分为：里根主义者、民粹主义MAGA、另类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四类。他们在保守主义谱系中都有独特的来源，并依据自身的立场对从经济到外交等事务有融贯的看法。 里根主义者延续共和党最黄金年代的惯性，即里根总统时期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主张经济自由、有限政府，以及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他们强调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强调减税、放松管制，以刺激企业和经济增长，倾向全球化，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在外交领域反对孤立主义，强调 “和平通过实力”，扩大军备以维持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依然延续冷战时期“自由 vs 极权”的框架，对共产主义和威权政权采取强硬立场，支持盟友和国际秩序。在政府规模和移民政策上都比较务实。 民粹主义MAGA是特朗普2016年新引领的美国当地意识形态，也是他最具有号召力的政治联盟，以 “美国优先” 为中心，强调经济民族主义、工人阶级利益和文化保守主义。和里根主义者非常不同，在经济上反对全球化，强调保护美国制造业和工人利益，倾向于通过关税和贸易战保护本土经济，对赤字敏感度较低，支持政府直接投资刺激经济（如基础设施建设）。在外交上奉行孤立主义，强调缩小海外军事存在，更注重国内事务，对盟友要求公平分摊成本，减少美国的单边负担。反对移民，不仅是非法移民，也包括合法移民，这次对H1-B的态度就能够体现他们担心移民对就业和社会结构的冲击。虽然对外奉行一定程度的孤立主义，但民粹主义MAGA以中国作为最核心的“挑战者”，主张对中国强硬，尤其是经济脱钩和供应链回流，但在台湾问题上又可能主张绥靖甚至交易的态度，因此其对中国的敌视也存在“经济动机”主导的倾向。 另类右翼是美国在08金融危机后面对国内冲突而兴起的一种较为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多种多样阴谋论的载体和温床，这些意识形态在特朗普最死硬的支持者中起到关键作用。他们强调种族、民族文化的纯度与认同，反对全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与民粹主义MAGA对经济的关注不同，另类右翼关注种族、文化与文明，比起贸易战，他们更惯性“文化战争”。美国存在一股视匈牙利为精神故乡，非常喜欢其总理奥班维克托（Victor Orban）的政治力量，也支持与俄罗斯等保守的民族主义国家合作。他们反对所谓的“觉醒文化”和多元文化主义。有强烈的白人民族主义倾向，主张传统的种族和文化结构。在反对移民方面，他们极端反对非欧洲裔的移民，认为其威胁了美国的文化认同和种族结构。在社会治理上，他们对民主制有强烈怀疑，愿意吸收和借鉴威权政治和君主制的特点。 自由意志主义者在美国与立国传统高度相关，也是美国吸引全世界人才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一派别以个人自由为核心，最小化政府干预，强调市场和个人的自主权。经济上强烈支持自由市场，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反对关税、补贴或其他贸易限制，主张完全开放市场，抵制财政赤字，强调预算平衡。外交上同样主张最极端的孤立主义，反对美国的海外军事活动，支持缩小国防预算。在自由问题上没有任何保守宗教立场，支持包括言论、宗教、隐私、婚姻、药物和枪支的使用自由。特朗普在竞选末期开始转变传统宗教保守主义态度支持大麻合法化，就可以看作对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某种偏向。他们对移民政策也持开放态度，支持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但这个立场的人极端精英主义，要求减少移民与福利制度的挂钩。 在这样的光谱里分析，很多矛盾都会变得清晰，例如本次的H1-B签证的争议，就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民粹主义MAGA，与美国自由意志主义的典型代表——马斯克之间的矛盾。后者对前者的鄙夷，是一种典型的自由意志者的极端优绩主义对民粹主义的鄙夷。 内阁关键任命的政治光谱 内阁人员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在文章的篇幅内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这次主要关注在一些关键的任命，包括一系列负责具体事务的副职任命。 外交团队：国际秩序维护者与“美国优先”论的混合 在这个领域，我们关注以下人士： 国务卿 Secretary of State - 卢比奥Marco Rubio 国家安全顾问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 瓦尔兹Michael Waltz 驻华大使 Ambassador to China - 珀杜David Perdue 副国务卿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 兰道Christopher Landau 副国家安全顾问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 安顿Michael Anton 俄乌战争 卢比奥和瓦尔兹都是最早对乌克兰军援的坚定支持者，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2022年初，卢比奥与33名共和党同事一起提出了《永不放弃欧洲领土法案》（（Never Yielding Europe's Territory Act, NYET））。该法案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关键支持，以保卫自己并阻止俄罗斯的侵略。当时他说： “我们不能回到一个各国可以随意选择入侵邻国的世界 —— 这是危险和破坏性的。”而瓦尔兹当时发表声明，他说：“如果俄罗斯的军事入侵成功，美国必须公开支持乌克兰的抵抗努力。普京必须了解入侵一个主权国家的代价，并知道这将变成一个血腥的泥潭 —— 就像苏联占领车臣一样。” 而最近，他们对俄乌战争的看法更多导向特朗普的立场，卢比奥认为现在战争已经“陷入僵局”，应该寻求外交手段，而非让乌克兰在战场取得胜利。而瓦尔兹也认为美国应该尽快从俄乌战争抽身并把重心转向中国。但即便如此，在去年11月于《经济学人》发表的文章中依然说： “如果他（普京）拒绝谈判，华盛顿可以像特朗普所说的那样，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并减少使用限制。” 而副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安顿在一个书评中表达对俄乌战争的谨慎看法，认为应避免将俄罗斯逼到绝望的地步，以免俄罗斯考虑使用核武器。他主张采取平衡的做法，既要支持乌克兰，又不能激起无法控制的升级。有报道显示，安顿在2023年11月传统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建议，建议乌克兰可以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等领土割让给俄罗斯，并可以限制北约扩张以缓解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然而，安顿后来澄清说，他近两年没有与前总统特朗普联系，也不知道最近有任何有关乌克兰的计划。 台海危机 卢比奥和瓦尔兹同样是台湾的坚定支持者，卢比奥发起支持台湾国际地位的两党立法，并强调美国需要加强台湾的防御。瓦尔兹则强调及时武装台湾的重要性。他在众议院提出了 “台湾防御法案”，旨在确保美国保持足够的军事能力来阻止中国对台湾的侵略。 副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安顿则有不同的看法，在早在2021年12月的一篇题为《为什么为台湾开战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文章中，他认为这样的冲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强调了地理上的挑战，指出台湾距离中国大陆约81英里，但距离美国西海岸超过6,000英里，这将使美国的军事行动复杂化。安顿还质疑美国航空母舰对潜在冲突的有效性质疑，理由是担心它们容易受到中国先进武器的攻击。他得出的结论是，战略和后勤劣势使得美国对台湾进行军事干预是不明智的。——对于美国干预台湾的政策，他评价这是“冷战遗物”。 对中国的关系 特朗普的外交团队对中国有一致的强硬态度。卢比奥和瓦尔兹态度不必赘述了。驻华大使提名人珀杜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他对中国的看法为： “中共坚定地相信其历史使命是重新确立自己作为世界秩序霸主的地位，并将世界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的模式…想象一下1939年我们的供应链被轴心国控制的情形…为了保护自己，美国人首先需要认识到，中共实际上正在与我们交战。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综合经济和军事力量远远超过了专制国家。为了捍卫自由，这些自由国家需要联合起来，创建一个类似于二战的盟友阵线。” 最后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瓦尔兹类似的态度，“为了保护自己，美国人首先必须意识到中共实际上正在与我们交战。” 而副国务卿提名人兰道作为“American First”的鼓吹者，也提到“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挑战，并努力保护我们的利益。”安顿也最看重对中国的反制，在2020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更大的威胁——不是在武装冲突方面，而是因为他们有国家和企业间谍活动的历史，而且美国将许多确保我们国家安全所需的东西的生产外包出去。”他的关注明显在产业链。 美国与盟友的关系 卢比奥、瓦尔兹和珀杜都强调与盟友的关系，虽然前两人都批评欧洲在北约防务问题上投入的资源太少。卢比奥针对美国与盟友的关系说：“我们的联盟是力量和威慑对手的重要来源。” 但兰道更强调外交政策符合美国国内的利益与安全。安顿与他的看法类似，他呼吁重新评估联盟和军事承诺，特别是在东亚等地区，以避免卷入不符合美国战略目标的冲突。他在2020年的一次采访中指出：“一旦你把一切都定义为优先事项，就没有什么是优先事项了。一旦你把一切都定义为利益，就意味着没有什么是利益了。” 外交团队总结 在外交方面，特朗普的基本任命符合传统，三个主要的外交正职都是典型的“里根主义者”，虽然最近他们在乌克兰问题上需要与特朗普保持一致。他们都看重与盟友的关系，并希望延续美国在全球的外交领导力。而副国务卿与副国家安全顾问都是典型的民粹主义MAGA派，他们对美国过去的外交政策持怀疑态度，并希望奉行“美国优先”，并专注“美国利益”，这会对外交政策带来变数。 将这种明显的矛盾对冲，成为特朗普第二任内阁成员的基本特征。 经济团队：传统建制的主导 在这个领域，我们关注以下人士： 财政部部长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 班森特 Scott Bessent 商务部部长 Secretary of Commerce - 卢特尼克 Howard Lutnick 美国贸易代表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 格里尔 Jamieson Greer 关税问题 班森特对关税并不感冒，2024年初，他告知投资者，关税将 “导致通货膨胀”，并 “将加强美元——这对美国工业复兴来说不是一个好的起点。”他一直强调，在实际的与盟友的商务和贸易谈判中，这种关税威胁将会逐渐消解，2024年7月，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时，特朗普的关税提议 “是极端主义立场，可能会在与贸易伙伴的谈判中被淡化。” 商务部部长提名人卢特尼克，这位在特朗普过度团队担任联席会议主席的关键人士，对广泛关税一直表示支持，他主张使用关税作为保护美国工人和工业的工具。2024年10月27日：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特朗普集会上发表演讲时，卢特尼克强调了1900年美国经济的强劲，将其归因于当时没有所得税和高关税政策。他强调了关税在加强经济方面的有效性。 美国贸易代表提名人格里尔也对关税可以支持美国国内工业表示支持，2024年6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表示：“关税有助于支持美国制造业就业，尤其是当它们纠正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时。” 与中国的经济竞争 在他们之中，卢特尼克和格里尔都直率的表达对中国的尖锐态度。前者在2024年10月接受播客主持人采访是表示“中国正在从内部攻击美国。”后者2023年4月在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作证时说“从国防角度来看，恢复美国制造业基础，对于确保美国能够可靠地阻止中国的侵略并在必要时捍卫其国内外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 班森特则依然认为针对中国的关税是一种策略工具，在福克斯新闻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他写道：“关税是实现总统外交政策目标的有用工具。” 他强调，关税可以作为向美国产品开放外国市场的谈判工具。 在对中国的贸易关系中，格里尔持有激烈脱钩的态度，在上面同一场听证会中，他表示“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不仅未能达到预期，而且还积极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没有灵丹妙药，在某些情况下，寻求与中国战略脱钩的努力会造成短期痛苦。”他还强烈的建议“终止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经济与贸易总结 在这个领域，特朗普采用的策略是类似的。在班森特这个传统的里根主义者被任命到最关键的财政部长之前。这个位置的传言都是典型的民粹主义MAGA，例如现在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据传就积极地想要得到这个位置，还得到了马斯克的支持。同样有传闻的还包括前任美国贸易代表，同样对中国非常强硬，并使用贸易工具主导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莱特希泽。 但特朗普依然使用了传统建制派里根主义者担任最重要职位，并由其他民粹主义MAGA和其搭档的策略。 安全与国防关键职位或将产生争议 在这些领域，我们关注以下人士： 国家情报总监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 加巴德 Tulsi Gabbard FBI局长 FBI Director - 帕特尔 Kash Patel 国防部长 Secretary of Defense - 赫格赛斯 Pete Hegseth 主管政策的副幕僚长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Policy - 米勒 Stephen Miller 国土安全部部长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 - 诺姆 Kristi Noem 阴谋论 很遗憾，以上职位的人士在多个不同的场合表达了对各种阴谋论的支持。 2022年3月，国家情报总监提名人加巴德对美国资助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表示担忧，暗示这些实验室含有危险的病原体，可能会因持续的冲突而受到损害。在俄乌战争的原因上，她认为北约东扩以及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导致了这次战争。她表示，“如果拜登政府承认俄罗斯的合法安全担忧，这场战争和苦难本可以轻易避免。” FBI局长提名人帕特尔积极在美国政府内部宣传QAnon阴谋论和“深层国家”的概念。他曾出现在多个极右翼播客中，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与QAnon相关的内容。在他 2023 年出版的《政府黑帮：深层政府、真相和为我们的民主而战》一书中，他详细阐述了他对深层政府的看法。 国防部长提名人赫格赛斯在一次Fox节目中表示自己不洗手，因为看不到细菌的存在，因而质疑细菌这个概念的真实性。 迎合极右翼观点 加巴德批判美国国内对言论自由的“侵犯”，2022年3月，她在福克斯新闻采访中表示，美国在言论自由方面与俄罗斯 “并无太大不同”，并声称美国主流媒体和科技公司对信息的控制方式与俄罗斯国家媒体类似。 主管政策副幕僚长提名人米勒是强硬移民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他被指控推行种族主义和仇外政策，泄露的电子邮件显示他在宣传白人民族主义文学和谈话要点，导致他被指控怀有种族主义观点。 赫格赛斯主张对美国的“内部敌人”展开圣战，在他的书《美国十字军东征：我们为保持自由而战》中，他写道“我们不想打仗，但就像一千年前的基督教同胞一样，我们必须打仗。我们需要一场美国十字军东征。”他直言不讳地反对军队内部的“觉醒”政策。他甚至认为女性不应该被部署在作战部队中。 而时任南达克塔州州长的诺姆在反对防疫政策时，于2020年12月一篇反对联邦COVID-19的专栏文章中写道“开国元勋们从未设想过联邦政府会告诉人们如何管理自己的健康。” 反建制团队 在非经济和外交团队中，特朗普的任用相当大胆（这还没有算已经被反对而取消的司法部长）。这些具有强烈“反建制”倾向的人选不仅全力支持民粹主义MAGA的政策，在光谱上都更偏向“另类右翼”，他们对阴谋论与文化战争的接受和关注，以及对特朗普最争议事件的支持，都体现了这种特点。 矛盾用于过度还是制衡？ 从内阁人选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特朗普第二任执政的风格和局势，他拉起了比第一任期范围更广的政治联盟，大胆涵盖了保守主义的所有光谱。甚至他任命的劳工部长德雷莫（Lori Chavez-DeRemer）是强烈的亲工会者，在政治光谱上甚至贴近左翼。这既代表他成功联合了更多的政治力量，也为未来的行政风格带来不可预测性和变数。 在对外事务上，即外交和经济事务上，他的任命既传统又矛盾。在关键岗位上，他都任用了更“建制派”的里根主义者担当关键岗位，但又都任命了民粹主义MAGA派担任副职进行对冲。 这种安排有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他确实深谙帝王的“互博术”，而矛盾的内阁团队也给予他自己一种“战略模糊”的空间，让盟友和对手无法摸清他的真实意图；第二种是他的某种风险管理方法，让更有经验的建制派主导一个领域的基本运营，又让相对激进的MAGA派在实际操作上带来突破；第三种是这些里根主义者不过是在政府过渡时期的一个安全的安排，一旦他获得相对稳定的权力和民意，这些职位都可能被替换为更符合他心意与MAGA运动的其他人。毕竟在特朗普的内阁中，人士变动恐怕也是一个显著特点。 从保守派光谱来看，里根主义者最持重，也最容易展开两党合作，也容易与美国的盟友展开合作，延续现在的诸多政策，是最“安全”的一种风格。而民粹主义MAGA强调“美国优先”，代表相对可预测的制造业回流、孤立主义等民粹政策，将会对盟友、大企业带来更大压力。而另类右翼则意味着更多冲突与矛盾，对传统建制派更大的冲击与替代，也可能在例如加拿大、格陵兰、巴拿马等更争议的议题上推波助澜。 而第三类力量反映在对内事务上，即移民、情报、军事体系管理、医疗、司法等领域，他的任命甚至比第一任期更加激进，也因此带来参议院对这些人选接纳的变数，通过对例如FBI局长帕特尔的任命，也可以显示特朗普是否已经对共和党内部完成了严密整合。他希望重塑美国政治文化的决心、个人的野心、这些激进的任命预示着更大的冲突与争议，和美国到底留下了多少的权力制衡。 在这个方面不全是坏消息，不管是共和党参众两院多数党领袖人选，还是最高院对纽约封口费案的裁定，以及放风对TikTok法案的态度，似乎都不能完全随特朗普的意志行动。显示即使在保守主义内部，还是存在对他一定程度的制衡。而这些制衡也会呈现在矛盾的内阁任命中。 在所有话题中各种派别的最大公约数恐怕是对中国的反制，且在外交团队中，对中国的反制将可能比经济团队更加坚决。但也存在变数，在国防与外交领域，民粹主义MAGA对中国的关键关切是经济问题，因此如果可以保证美国国内经济利益，美国盟友的需求和地缘政治可能会成为可交易的项目。而在经济领域中，马斯克代表的在中国有产业布局和巨大商业利益的群体可能会对特朗普对中经济政策构成关键影响。 无论如何，这将是难以预测，充满变数和颠簸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