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华文阅读爱好者，你了解同样以华文为官方语言的新加坡的图书市场和出版社吗？如果让你挑选一本新加坡出版社出版的书，你认为自己能够买到哪些题材？ 新加坡的华人占了公民人口的多数，官方所使用的汉字是简体汉字，而民间通用主要也是以简体汉字为主。在这个背景之下，一群中文系毕业的星国青年，怀着对华文文学的热情，从创办简体字文学杂志、到创立繁体书出版社新文潮出版社，以及繁体书书店海风书屋。他们自身的经验及社会的“汉字多元”让他们相信，新加坡文学可以在没有中国内地及香港的“繁简矛盾”之下，走得更远。 定位年轻华文读者，跳出传统议题 新文潮出版社和海风书屋的创办人是四名年轻人，包括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总编辑汪来升、编辑洪均荣，在十多年前、仍然是大学生的时候，已经创办了以简体书写的文学杂志《WHY NOT 不为什么》（下称《不为什么》）。 踏入三十而立的壮年，核心成员之一的洪洪均荣说：“我们一直做到两三年前，就想说步入′settle down’（安定下来）的年龄，要不全职做（出版），要不就不做 ；要么结婚，要么好好工作......我们最后决定全职做出版社。”新文潮出版社在2020年注册，一开始只是开设了网络书店。直到2021年中旬，出版社的社员陆续辞掉本来的工作，全职投入文化事业，开设办公室和书店，促成海风书屋的诞生。从出版简体杂志到繁体书籍，出版社的成员们相信，繁简不是主要的阅读障碍，好的作品就当应推广， 也能吸引读者。 出版社的成员们从小接受的中文教育都是以简体字为主，求学阶段办的文学杂志也是以简体字出版。 洪均荣提到，大学的时候，想办一本不一样的本地文学杂志，“虽然收录的作品都是诗、小说，但我们做选择一些别人比较不愿意谈的课题，希望带出来声音有别于（华文）主流”，例如新加坡的同志议题、新加坡英语作家的文学生存空间等等。 来升补充说，虽然新加坡是个发展快速的社会，但也是一个渐趋老龄化的社会，加上华文教育出现了1980年后的断层，新加坡年轻的华文读者、创作者比较少，“这也就导致了比较资深的华文读者与作者比较多”。因此，儿童文学、古诗词这类内容，或哀悼传统华文教育不复存在、死亡、疾病、文史等主题，成为了这个群体主要的阅读习惯与讨论，也形塑着新加坡华文图书市场的样貌。 不过，《不为什么》的目标读者群是年轻人。他们喜欢的课题，包括抗争、奋斗、理想、社会、同志性别等议题，这些题材就比较少被正面讨论，“这些题材比较有挑战性的课题，甚至在某些比较传统的文学协会里，出现很多道德、政治上的羁绊，例如白色恐怖、或认为同志有违人伦，不应该公开讨论等”。 因此，来升说，《不为什么》想要做的，除了讨论种种年轻人比较关注的议题外，更对于创作的新思潮、想法、方式等做了很多的介绍与实验，希望给比较传统、被动的阅读与创作文化，注入一股新的力量。 《不为什么》一共出版了七期，成员们认为，这已经做到了一定的成果，“是时候转型做其他东西”。其后，他们出版了诗集《不可预期——诗精50首》（也是以简体出版），收录了新加坡独立以来少见的新华诗作。 当时作为大学生的洪均荣，选择了理想；踏入壮年的他，同样选择了理想，但不同的是，他和同伴们要面对现实的困难。他坦言：“最大的困难还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达到平衡。以前做文学杂志的时候，是用喜欢的性质（心态）去做。但长期去做、去营运，想的东西比较多，考量也多，不像以前单纯的喜欢就可以做。” 而出版繁体书可能是平衡”理想与现实”的方案之一。 简转繁无碍阅读 在创立新文潮出版社之前，《不为什么》的社员们都是以出版简体刊物为主。当时还是大学生的他们，觉得出版简体比较“适合”，洪均荣表示，所谓的“适合”，就是适合和符合新加坡人的阅读习惯，但决心要经营出版社的时候，“（我们）很有意识的说，必须繁体出版”，原因有三。 “第一就是字型、美感、工整感，繁体字在设计上看起来比较完整；第二，繁体字能够表达的意思更复杂、丰富，比较适合去表达。譬如说，繁复的‘复’，在简体只有一个字，但是在繁体，有恢‘复’、回‘覆‘ 、繁‘复’（三个不同的字）；繁体字在文化意义上更有辨识度，追本溯源时，也更接近‘六书造字’的基本原理。第三就是繁体字扩展了简体字以外的内容，以及销售通路，我们很有意识的想把书配送到香港、台湾，港、台基本没有审查（censorship）的问题，整体市场来说，能出版、接受的内容更宽阔。” 来升也曾经提到，出版社的成员们很早期就接触文学，而大部分的文学养分都是从台湾、香港来的，出版繁体书是自然而然。 新文潮出版社近年出版的畅销书《我狮城，我街道》（下称：《我狮城》）正正是受台湾的《我台北，我街道》、香港的《我香港，我街道》启发而产生的作品，收录了26名新加坡作家的散文及诗，刻画狮城3个世代。 洪均荣指出，繁体字在星马两地算是流通，虽然官方语言是以简体书写，但民众其实都看得懂繁体字，只是繁体书的市场比较小。 “以华文市场来言，（星、马）通路比较少，加上要进入中国市场也不太容易，所以一开始才会先着重在港台市场......在新加坡，只要是成年人的阅读题材，25到45岁的读者，这也是我们主要的目标耶，不管是简体、繁体的字，只要题材是对的，有兴趣的人就会买（书）。” 来升指出，这些介于20到45岁之间的读者，有了一点工作经验，也对一些社会现象有自己的想法和理解。 “不少读者来我们的书店‘海风书屋’时，也会时常和我们分享他们对文化、阅读的想法，有的则是在不同书与文创市集上遇到……这个年龄层的读者，对生活还是有憧憬的，愿意相信通过努力与思考，能改变生活与环境。” 从商业的角度而言，洪均荣补充，新加坡很多出版社专注于出版学术书、儿童书，新文潮出版社作为繁体书出社版，正好弥补了市场空缺。 他认为，繁体书现在的生存空间“讲大也大，不大也不大 ”，”华文市场在新加坡很小，但也可以说一个机遇，逼我们去国外发展；我们在国外看到的机遇、学到的东西，带回来新加坡做分享，慢慢发展市场”。 少了繁简分歧 多了文学友善 在近年的中港矛盾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在两地使用繁体字或简体字的问题，都会面对一些争议，这个情况甚至开始蔓延到两岸关系紧张的台湾。在香港，简体字歧视比较明显，会被有些人称为“残体字”，一些网民对于用简体字发布内容的回应会比较不友好；而在中国内地，使用繁体字的人，或会被部分人当作“文青装X”，崇拜港台，甚至被当作是“境外势力”。 不过，新加坡、甚至马来西亚几乎不存在这个现象。洪均荣多次指出，在新加坡，繁体字和简体字没有谁比谁高级，大部分的华文书籍使用简体字出版，主要原因是希望书籍能进入校园，与学生分享，“很多人普遍的概念就是简体书比较方便（阅读），也可以进学校、可以输出到中国大陆”。 由于新加坡采用双语的语言政策，学生必须学英文，再配以他们族裔的语言学习。例如，华裔学生要学英文和华语；马来裔学生要学英文和马来语。新加坡政府采用简体中文为华语的书写语言，“新加坡的公关语言是英语，与政府机构合作，也没有简繁问题。因此，（使用）简体或繁体的问题不大，除非直接跟中国、香港有联系、讨论事情，可能要注意一点。” 繁体书也可以进入进入学校吗。“有老师帮图书馆买书的时候，不介意简、繁的问题。我们也曾经帮过学校进（繁体）书”。 洪均荣说，新加坡的华裔学生虽以简体素材去学习，但到了大学，教授提供的题材不分简繁。他也重申， 新文潮出版社的目标读者是25至40多岁的人群，“不论简繁，他们阅读起来没有障碍，很多人长大的时候有看过港剧和台湾综艺节目，字幕都是繁体；对华文有兴趣的人，阅读起来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不会因为文字的简繁，连结到一个政治形态上。重点在于，作品是针对什么群体出版、他们有没有兴趣”。 有趣的是，新加坡现在仍然有些招牌，或者是比较老的店面，名字是以繁体字为主，“简、繁完全不影响生意，只要是好吃的店，依然也是大排长龙。”这跟文学作品一样，只要是好的作品，不论简、繁，也是有市场的，而大众焦点也能回归到文学作品的品质，而不是书写语言。 洪均荣相信，没有了简、繁的分歧，对文学发展更友善，“这当然是好的，因为多元嘛。没有必要排斥，也没有必要说只能出版这一个字体的书，进口也没有说只能进简体书”。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读者有选择的权利，“如果是有名的人出书，像是龙应台，客人会询问简、繁的版本，这确实是有个人倾向，就像选封面的时候，我们也会选自己喜欢的封面、版本”。 他特别提到，新加坡在近代才决定采用简体教育，在此前的一个短时期、正是过渡至完全采用简体之时，出现了一些异体字，“它们不像繁体，也不像简体，像新创出来的一个字，这是独特现象，新加坡自创出来的，现在已经不用，只流传了好几年而已”。 新加坡在8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中文报章与出版几乎都是繁体的，为新加坡留下了宝贵且丰富的资源，其中就包括了许多新加坡民间特有的“新加坡式华文”。这也有助出版社成员们编辑《我狮城，我街道》，尤其是与地名、口语有关的内容。 新加坡汉曾于1969年自行汉字简化，在1976年后则改用中国内地的简化字。期间，就出现看起来介乎繁、简之间的异体字，例子有“囯”（繁体字为“國”、中国内地简化字为“国”）；“鈡”（繁体字为“鍾”、中国内地简化字为“钟”）；“䛊”（繁体字为“識”、中国内地简化字为“识”）。 失落文学地位后 如何重振 新加坡在1965年刚独立的时候，华人比例为77%；后来有一段时间，华人比例下降到了74%；到了2020年，华人比例又回到了75.9%。 根据新加坡总理公署的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公布的新加坡《2020年人口简报》，截至2020年6月底，在新加坡华人中，闽南人占据了主导地位，人口占比高达40%；其次是潮汕人和广东人比较多，两者合起来也占了华人总数近35%。 尽管如此，新加坡自21世纪以来，文学输出及在华语圈的影响力不及70、80年代时期。 洪均荣解释，80年代前，有一批作家到台湾留学，回到新加坡后受到台湾现代主义的影响，反向输出很多不错的作品，但在80年代后，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开始没落，华文文学和文化似乎失去了原来主动输出的地位，变成比较被动、安然接受外来文化的现况。 “这是事实，但也是转机——新一代的语言、内容与创意，得以重新开启，但就缺乏有心人去推动......我们现在其实还看到非常多很好的作品，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想说的故事，也有看到比较年青的土生作家。作为出版社，我们很有意识的把这些内容推广到国外去，推动华文地区的文学交流。” 讲新加坡的故事、输出具有新加坡特式的华文作品，可能是重振新加坡文学地位的开始。他分享今年一月到台湾出席了6场书籍分享会的时候，发现很多台湾人对于新加坡有一个“stereotype”（刻板印象），但是“我们知道所谓的新加坡故事、文化、历史都有很多深层韵意、故事，等着我们去挖掘”。 洪均荣所指的刻板印象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包括乾净、花园城市、国际化、很多资本与移民首选、犯罪率低、社会稳定；负面的有严刑峻法、一党独大、有民主没有自由（缺乏新闻与言论自由）、没有文化。 出版社的成员们也希望以强调本土文化，来突破这些刻板印象。 来升表示，新加坡一个多元语言、种族、宗教的国度里，首先定义什么是′本土化′其实已经不容易，“在新加坡，广泛认为′本土化′的人们，一般认为是一种′糅杂′文化，而要呈现在出版、文字、写作上，没那么容易′规范′，而且′新加坡文化′一向非常多元开放”。 他形容，“新加坡文化” 一直处于“进行式”，但若是在生活方式、口语、集体记忆“这些比较软性的方面”来看，这些比较有可能成为′本土化′的元素。“例如，（新加坡人）有能力使用多种语言运作与沟通，包括不同华文方言，如福建话、广东话等；若是出版中文，可以注释的方式向读者介绍新加坡常用的词汇或生活概念。” 他认为，语言就是表现“本土化”的方式之一，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里。譬如说，在《我狮城，我街道》中，不同地方使用的华文、方言 （如“五脚基”、“乌桥头”等）、生活化用语（如“㗝呸乌”）都不一样。 用词正是表现新加坡特色的方法之一，新加坡有自己的华语资料库，收录了本土特色的词汇。洪均荣说，若要表达新加坡的一些特殊文化、生活现象，在编辑时会考虑保留“坡式”用语，例如“kopi-o”（新加坡汉字的表述使用的是“㗝呸乌”），按照字面意思表述其实是港、港常用的“黑咖啡”（㗝呸乌多指以牛油烤过的重焙黑咖啡），“但这会完全失去了新加坡味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保留，然后加上注释”。 除此之外，他深信不能只依靠阅读打破刻板印象。对于来自单语、单一民族的国家的人，对新加坡这样的“开放性”是困惑且不解的，所以更需要“实境的体验，长期生活，不断地交流”来打破刻板印象。 只是在阅读、出版的层面上，更有必要为新加坡打破刻板印象。洪均荣同样以《我狮城》作为例子解释，“（新加坡）从不是一个缺乏人文、历史或文化关怀，若是以′新加坡故事′来说，希望能够有更多民间的故事、口述历史等，更有深度地挖掘表面论述、地下、民间私藏的生活故事”。 来升也说，“新加坡的故事都埋得很深，可以一直挖下去”，在《我狮城》徵稿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生长的土地有更多认识。他举例说明：“新加坡市中心的赞美广场旁边有个小门，虽然走过无数次，但从未停下脚步阅读解说牌的说明；直到最近才知道，以前常有人把弃婴丢在那座位于教堂旁边的小门，交由修女领养。“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面对的社会问题很相似，以此为写作题材，反而成为了另类文学交流的一部分，同时展现新加坡的特色。洪均荣相信，文学、人文、文化的互通性就是人，“共同性在于人，为了人而存在“，虽然“很难去总结说什么新加坡故事，有很多课题，不同国家都在面临，例如城市化，我们可能在表达、内容方面有出入，但在同样的城市化课题上，（我们）可以用语言、选材、文学来表现新加坡独有的一面”。 挑战出版禁区？ 新加坡对外的政策一直主张“中立”，在新加坡的繁体华文作品是否有禁区，也是阅读者关注的问题。 洪均荣回应说，新加坡本土没有明文规定不能讨论、禁止报道的领域，也没有禁止以繁体书写、出版；新加坡在国际与区域来说，相对的中立，“这也是我国独有的定位，甚至历年来，也邀请过不少在文学界里有争议的作家到新加坡来分享。” 他说，新加坡政府机构或学府向来强调“secular”（普世的、中立的），若与他们合作，包括演讲、出版补助等，“讲者、创作者一般都会尽可能避开政治、宗教、种族、性别的立场......也是可以真实呈现的，但尽可能不下标签或立场”。 然而，他也承认，这对创作者来说，有时是个挑战。以《不为什么》出版过的同志议题专题为例，“（政府）没有命令，说要禁止任何课题，但是在什么场合、跟什么机构合作，要注意什么可以谈、不可以谈。若是与政府机构合作，就有明文规定，但是当然也有作品、不同团体慢慢合作的同时，想办法去挑战政权或明文规定”。 洪均荣说，要突破这些“限制”，等同是考验不同团体的“谈判技巧”，“整体来说，要合作的话，就要懂得去避开或懂得战策性讨论”。 至于会不会影响往后的补助申请，洪均荣也坦言，如果想要挑战“体制”，就要有心理准备，会有机会遇到不同的阻力。但他估计：“说到底，都是视乎职员如何处理这些个案，“体制是体制，体制内有体制内执行的人，如果执行体制的人，他们能够分别开做过的project（项目），跟申请的project，当然是很好谈；但如果他们当成是其中一个评估条件，就看执行体制的人（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