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在一年一度地表最大的人类迁徙“春运”开始时，爆发了。封路，锁城，回了老家的人出不来，留在工作地的人没工开，经济乱了，人们的计划也跟着乱了。情急之下，他们涌入了外卖行业成为新骑手——这一行被称作“灵活就业”、“就业蓄水池”，唯独不算失业。本打算跳槽去深圳的程序员成仔，外卖一跑就是大半年，而健身教练阿力的老东家关门大吉，至今仍在帮人搬家，这成了他维持身材的新方式。 程序员成仔其实是来深圳找工作的。 1月初，他收到一个跳槽到深圳的前同事邀请，获得了一家科技公司的内部推荐名额。年终奖到手后，他炒了老板鱿鱼，退了租的房子，带着全部行李回到梅州老家，想等年后再背着行囊落地深圳——这里有他的事业前景，还有等着自己的异地恋女友。 但席卷中国的新冠疫情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在老家枯等两个月，前同事通知他内推名额取消，因为“现在不缺人了”。 但成仔等不了了。3月底，他动身前往深圳。出发前，他在知乎上看到一位自称美团外卖站点的站长，宣称外卖骑手“高薪、简单、轻松月入过万”，这似乎是疫情下少数还在招人的岗位。他计划骑驴找马，一边送外卖，一边投简历，虽然只是过渡，但好歹还是踩在深圳。 “从来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送外卖” 他在站点所提供的宿舍落脚，那是城中村里一个月租600元的上铺，同屋一共6个人住，全都是入行不久的新人骑手。安顿好后，他用美团外卖点了自己的深圳第一餐，过了一会，有人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大喊了一句“是哪个屌毛点的餐？”——原来成仔下的单被自己舍友接上了，偏偏这一单的商家距离还特别远。那位舍友骑手见是成仔，喃喃了一句“哦，新来的”。 第二天，成仔就正式上路了。当天的流程他还记得很清清楚楚：从站长手里置办好装备三件套——电瓶车、外卖箱、骑手工服；办理健康证挂号抽血；注册属于自己的骑手账号；接单；上路。他接的头一单就因为迷路而超时——由于不熟悉系统，他不小心抢了一单偏远的“坑”单，跟着导航却找不到进小区的门口，连着转了几圈才找到疫情期间唯一开放的那扇门。那个下午，他一共只跑了三单。 昔日程序员、当下外卖员，身份错位带来的迷茫和自卑一直困扰着成仔。曾经他也是写字楼里没日没夜加班大军中的一员，作为前端工程师，他每天用JavaScript、Python语言编织世界。中午和晚上的饭都靠外卖，他自言从没看清楚过外卖员的脸，“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送外卖”。 但现在，每当成仔去给写字楼里的软件公司送餐，看到戴着工牌的年轻人下楼取餐，他都会感到“自卑”，觉得自己跟那些写字楼里面那些白领“已经不是同一个等级”。他要好声好气地给顾客打电话——“先生，你的美团外卖到了，请下来取餐”，点头哈腰地请对方记得给好评。如果接近超时，态度更加恭敬，生怕顾客给差评，从“不敢当面生气，只能心里面骂顾客”。成仔觉得自己“回到了以前奴隶时代，我是一个黑人，被丢进棉花庄园里面摘棉花。” 送往小区的外卖，则让成仔逐渐领悟到，外卖员还处在歧视链的底端，“保安最看不起送外卖的”。有一次他快超时赶着进小区，小区保安看出他很着急，就拦住他测体温，又要求填各种表格。他发了一根烟过去，保安接过沉默了一下，伸出两根手指，他又递出两根，才顺利放行。 因为每天受气，成仔觉得自己“越来越内向，容易冲动”。他们舍友收工回来之后的夜生活，就是接力抱怨自己碰到的奇葩事，每晚进行的吐槽大会是他们生活里最好的综艺节目。 失业人的危机蓄水池 和成仔同宿舍的其他5人，也都是“新人骑手”。睡成仔下铺的哥们，曾经是室内设计师，疫情中失业，但要养老婆小孩，家里还负担着房贷。每天他从九点半跑到半夜12点，每天只在收工后吃一顿饭——煮三大块面条，喝几口廉价的白酒，然后倒头就睡。其他人的本行分别是快递员、作为二把手的厨师帮工、便利店店员，以及在工厂里的普通工人。当舍友们得知他原来的职业，都露出一种不敢相信的眼神，那种感觉就像在问，“为什么你会跑来做这个行业？”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日复一日的等单中慢慢变得模糊起来。每天成仔跑超过12个小时，日均却只有二、三十单，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等系统派单，在他周围，坐满一群同样在广场上等单玩手机的骑手们，“感觉在浪费生命”。“美团系统给您派单，请及时查收”——派单系统里冒出的女声，对成仔来说，可能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之一。跑单意味着有收入，也意味着，有一个时刻可以不用再想那么多。 半个月后，成仔发现自己被美团站长“套路”了。成仔所在的站点，原本80多人，但就在这半个月内已经暴涨到了150多人，几乎翻一番。疯狂涌入的新骑手争抢着了这个区域内的单量，稀释了每个骑手的收入，“像抢了老骑手的饭碗一样”。 他的感觉没有错。根据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今年上半年新增有单骑手达到138.6万人。 这些新任骑手的老本行形形色色：餐饮从业者、工厂工人、理发师、健身教练、护士、老师、网约车司机、程序员、摄影师……他们要么无法离开老家回去复工，要么因为疫情冲击收入腰斩，为了生活，他们穿上一眼就能叫人看出属于哪个平台的工作服，骑上搭载外卖箱的电瓶车，成为一名新人骑手。 成仔算了一笔账专职骑手送一单可以挣8元，但单量被稀释后，一天跑“死”了也就20-30单，一个月5-7千才是骑手的普遍情况，不熟手的新人骑手只会更低，“月入过万”只是个美丽的骑手传说。而支出的部分，成仔要付每月600元的房租，一天10元的电池租用费，30元饭钱，30元烟资，除此以外，还要还2000多元在老家的房贷。这还不算购置二手电动车、其它送餐装备的成本，以及超时罚款、交警罚款。这份过渡工作只能收支相抵。 美团报告中把外卖行业称为“疫情期就业蓄水池”，成仔深以为然。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受到疫情冲击，1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2月升高至6.2%，其后渐渐回落，至7月为5.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曾向媒体表示，“灵活就业显然在疫情期更为活跃，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只要还在路上就不算失业，统计局这么算，成仔也这么想。 涌入失业蓄水池的，还有健身教练阿力。先是推迟复工，哪怕复工，仍未散去的疫情也令全行业惨淡，这让靠卖课时提成赚钱的教练们收入跌到谷底。出于生计压力，阿力也开始做美团外卖的兼职骑手，这并不罕见，介绍阿力入这行的朋友自己也曾这么干过。 阿力干了10多天，细细盘算了一下，扣掉各种成本，众包的兼职骑手一天收入也不过一、两百元。为了再增加一些收入，阿力寻觅着其它的“失业蓄水池”。被物流平台货拉拉的“日赚千元”广告吸引，阿力特地租了一辆面包车，用自己的满身肌肉帮人搬家。期间他也认识了其它货拉拉司机，有厨师，也有地铁乘务，“很多人明显处于社会的下层”。 货拉拉也是抢单制，阿力时不时打开软件盯着屏幕等单，抢到一单分成至少几十元。他接过从140平米搬到60平米小房间的家庭订单，也遇到从市中心搬出关外的公司——为了挺过疫情，他们都在节约经费。阿力会过“素质高”的顾客，沟通客气，还会多给小费。但也有不顺的，有一次，他和其他货拉拉司机一起帮一家公司搬仓，干到凌晨两点多才收工，结果双方起了争执，酬劳至今未结。订单量不稳加上平台抽成，阿力明白，货拉拉“只能做做兼职”，不能靠它维生。 两份兼职相加日均300多的收入，让阿力在面对每月4千的房租和4岁的宝宝时，获得一点安全感。但比起从前，依旧折损严重。阿力原在深圳市中心一家连锁健身房做教练，自称“老油条”级别，底薪虽低，私教的销售业绩颇丰，年薪可达20-30万。 为了维持身材，他每月花费1-2千在健身餐、蛋白粉和各种营养补剂。健身房停工后，这笔支出也随之暂停。阿力告诉自己，外卖也是健身，“搬家就是锻炼”，然而停工超过3个月，阿力明显发现自己变“瘦”了——肌肉萎缩、力量下降，要重操教练旧业，至少要锻炼1个月让肌肉长回来。 但他所在的健身房，在接连数月的复工等待后，最终宣布倒闭。直到夏末，阿力仍在帮人搬家。 上车抢单，下车抢工作 有时候，成仔会恍惚“自己就是美团骑手”——蜗居在潮湿拥挤的骑手宿舍，再也没有拿出过曾经赖以为生的笔记本电脑，取而代之的，是每天早上醒来，刷牙，吃个面包，然后下意识地把电瓶车推出去跑单。 这是他在深圳立足的起点，“我现在不干的话，也没地方去，最起码也要一个落脚点。”他体验到的深圳和过往心中的猜想差不多，人来人往，有一种“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的感觉。 除了女朋友，没人知道自己在深圳跑外卖，因为成仔觉得“丢人”。和正在深圳工作的同学联系时，成仔总是嘻嘻哈哈地谎称自己还在老家，而面对那些知道他在深圳想要请他吃饭的朋友，他则推说自己住在深圳的亲戚家，“没空”。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怎么混成这样”。 大部分时候，他都急着想找回之前的工作，只要不在送餐的路上，他就在找工作的路上。他不停地刷新各种招聘软件，“看到合适的就投，有面试就去”。 疫情下就业形势严峻，又因为自己的专科学历，他放弃了大厂，把目标瞄准了不看重学历的小公司，还把自己的工资预期一降再降，到最后甚至觉得“只要要我，我就干，干到下半年再跳槽”。 成仔本想着，找到工作以后，就可以大声有底气地告诉所有人——“我来深圳工作了！” 但不曾想，这外卖一跑就是大半年。在灵活就业的同时，他在老家承包了五口池塘，做点养殖，生活在深圳和梅州之间往返。下铺的设计师决定回老家重操旧业，临行前成仔祝他“前程远大”，而他把自己的微信签名改成了“被梦遗弃”。 （成仔、阿力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