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妇女节前夕，因为一场未曾发生的反性骚扰行动，我和其他四个伙伴分别在广州、杭州和北京被警方抓捕，之后“女权五姐妹”的名字迅速传遍海内外，引发了世界各地的声援，我们在被拘留37天后被释放。就这样，我的身份与中国青年女权运动的历史永远联系在了一起，我的命运也从此改变了，那年我26岁。转眼间十年过去，我的人生仿佛伴随着女权运动一同成长，一同绽放，也一同经历了打压和低谷，中国和中国女权运动的境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我身在大洋彼岸，回望过去，更能体会这一路走来的意义。 我出生在北京的农村，没有享受过北京城市的福利。小时候，我不是一个安静的女孩。我和男孩子一起打闹，喜欢奔跑，喜欢挑战，而这也让我成为了被欺凌的对象。我遭受的不仅是来自同龄女孩的嘲笑，还有来自男孩的歧视。他们认为我“太不像女孩”，也不愿意把我当作真正的朋友。我被当成一个异类，既不被女生接纳，也被男生排斥，夹在中间，常感到孤立无援。 小学一年级，因为户口问题，家里缴纳不起高额的借读费，我不得不搬回延庆山区，成为了一个外地人。等我一年级下学期转回顺义的时候，又成为了外地人。霸凌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并且一直伴随到高中，持续了多年。我的身体，我的声音，我的想法，甚至我存在的方式，似乎都成了被嘲笑、排挤的理由。我喜欢穿宽松的衣服，打扮得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女孩子”，因此经常被人叫“二椅子”、“假小子”。他们用这些词来定义我，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哪里不对劲。我不明白，为什么别的孩子可以随意践踏我的尊严，为什么老师和大人都视而不见？那时的我只能选择沉默，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反抗，但是我内心从来没觉得这都是我的错。 后来，我终于开始有朋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那是我五年级在镇子上的小学里面遇到的。当时机缘巧合下我加入了学校的合唱团，唱歌的时候，感觉内心很平静，很专注，就喜欢上了。我们都在合唱团，在同一个声部，因此，我们成为了每天上下学的伙伴。慢慢的，随着我长大，社交圈子也越来越大，我开始有更多的朋友。这些经历都磨练了我，让我从小对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经历有了深刻感知，并且共情那些和我有类似处境的人。这为我后来成为一名为性别平等奋斗，为LGBT权益奋斗的行动者埋下伏笔。 很多时候我都忘记了，但是最近的经历又让我想起来了，我最讨厌的事情之一，就是没带钥匙进不去家门。我的爱人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没带钥匙进不去家门，会成为我崩溃的理由。因为小时候，出于各种原因没带钥匙，我都会进不去家里。父母早出晚归地工作，家里常常没人给我开门，我会选择翻墙进去，否则就只能一直被关在外面。 站在那个村落的街道上，我觉得每一寸土地都不属于我，没有人欢迎我、接纳我。就像我现在在纽约一样，每一寸土地都不属于我。那个我家当时在北京顺义花8000块买下来的宅基地，可能是唯一让我觉得安全的地方。因此，没带钥匙或者因为各种原因进不去家门，总会让我产生巨大的恐惧感和不安。 走在纽约的街头，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倍感孤独，因为不熟悉的感觉，真的很容易将人淹没。小时后的我也一样，在遭遇了长期的霸凌后，我只能带着我自己的挣扎和绝望，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出口。这样的处境在我上了大学之后，才有了转机。到了西安，虽然也是个异乡人，但我是一个貌似拥有着些许特权的北京人，而且同学们都来自五湖四海，自然就没有了那么明显的本地人外地人的区别，也让我有了更多容身的空间。 但是我在开始第一年的宿舍生活后，也是不习惯和三个本地人室友相处，常常被她们半夜吵的无法睡觉，睡眠质量变得很差。室友们经常结伴外出，会半夜十一点以后回来，一起在房间里大声讲话，用着西安口音，非常不考虑我的感受。时间久了，我学会了那些西安话，但从来没和她们的关系亲近起来，因为似乎室友从来没给我机会与她们亲近。 上大学的日子里，无法融入的感受继续困扰着我。我开始阅读，开始写作，试图在文字中找到慰藉。后来，我接触到了女权主义，荒林主编的《女性主义》丛书，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波伏娃《第二性》……，我泡在图书馆度日，通过女权主义，我渐渐明白，自己童年遭受的那些不公，那些把我当成“异类”的歧视，并不是个例，而是更大的社会文化、社会结构所造成的。我意识到，顺应和沉默不能改变什么，而发声，才是改变的第一步。 所以，从大学开始，我就开始加入志愿者团队，参与公益事业。最开始我加入了一个性教育的组织，对西安地区的十几所的大学的大学生进行了以同伴教育为主的性教育培训。后来，2010年，我和其他创始人一起成立了西安Relax同学社，开始做西安本地的LGBT社群培育的工作。大学的时候我一腔热情，认为只要我想做，我就可以做成任何事情，经常凌晨两三点不睡觉，自己研究、摸索培育社群的方式，为了让更多的社群加入我们，让更多的参与者能够找到归属感。 那个时候，中国社会还比较开放，政策环境较宽松，有很多国际组织参与支持公民社会的发展，给草根组织的资源也有不少。我接受了许多相应的培训，得到了一些出国的机会。我印象里，我第一次出国，是UNAIDS（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邀请，我去了西非马里首都巴马科，参加预防艾滋病的青年峰会。因为没出过国，我甚至没有带行李箱，也不知道超过100ML的液体是不能带上飞机的违禁品。自然被扣下了很多东西。到了巴马科，我没有拖鞋，每天都像踩在蒸笼上，快被热浪击昏了。我用我的破烂英语勉为其难的和所有人交流，困难的同时，也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2012年6月，我毕业了，开始从事全职的公益事业，成为了一名女权和LGBT行动者。2012年到2015年期间，那是我们的女权运动做的风风火火的时候，我参与策划了“占领男厕所”，“受伤的新娘”等行动，引起了轰动式的报道和关注，我关注的议题涵盖了关于女性权益的方方面面，例如家庭暴力，性骚扰和平等受教育权，平等就业权等等。那时候，我们势头很足，不断推出新的行动，引发舆论，扩大着影响力，我甚至觉得我找到了一条快速改变中国社会的路。 但是我也感觉到中国的政治氛围在进一步的紧缩。许志永因为发起了教育平权运动，为非京籍人士的孩子争取在北京高考的权利而抗争，组织了多次市政府和教育局门口的抗议，他被警察视为扰乱公共秩序分子，于2014年1月26日被判刑四年。由于我当时也在倡导男女高考平等分数线，很关注教育公平的议题，许志永的遭遇令我感到寒意，这几乎预示了我们接下来会遭遇的打击。 虽然我知道大环境越来越紧，但是每年的妇女节，我还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做点事情。2015年3月，我和我的伙伴们策划了一场“公交车反性骚扰”行动，准备在公交车站等公共场所发放宣传资料，目的是提高公众对公共交通性骚扰关注度，保障女性自由、安全出行的权利。然而，我们还没来得及展开行动，就被警察带走。我被关押了37天，被取保候审后也受到警方的监控。那段时间，我经历了几十次审讯、感到恐惧、绝望，也感动于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那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却也是我最坚定自己信念的时刻。 此后，我的人生再也无法回到从前，“政治犯”的标签就此贴上了，我也上了警察定期监控的黑名单，无法再进行街头活动（其实没人知道这个名单长什么样，但似乎这是一个公益圈的共识）。 2017年，我选择拿着奖学金出国读书，在埃塞克斯大学攻读人权硕士学位的时候，我过了一年非常放松却又非常焦虑的生活。放松是因为，我脱离了备受警察骚扰的一个充满压力的环境，焦虑是我不知道这个短短一年制的硕士读完了之后，我的未来在哪里。在英国，除了要完成必要的学业和工作，我大部分时间还是扑在女权和LGBT运动上。我到英国第二周，就联合之前三月份一起参与过我的讲座的学生们，成立了“VaChina”在英中国女权社团，我们一起排练和演出《阴道之道》，组织反性别暴力烛光纪念活动。在我离开英国后，至今VaChina还在继续组织各种社群的、公开的活动，并成为当地社群的信息平台。 2019年，因为女权行动者肖美丽在火锅店曝光一位邻座男士抽烟的视频，上了微博热搜，也迅速引来大规模网暴，很多声援她的女权行动者被微博封号，我也不例外。我们女权行动者从此成为被中国社交媒体屏蔽的人，在新浪微博上不再具备存在的合法性，新浪CEO @来去之间 更是让微博管理员点名我与另一名女权行动者梁小门的账号，说我们挑动性别对立，煽动仇恨。 那之后，女权行动者在社交媒体上的空间与影响力所剩无几，几乎被审查殆尽了。失去网上的发声渠道，也让很多身在海外的行动者难以参与她们关注的国内议题。 如今国内的性别话题虽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讨论，但女权运动，已经从政治倡导变成了一种提倡现代女性经济独立、自立自强的文化现象，并且经常被征用来解决男性和女性之间无尽的利益冲突。以“全女”为名的各种安全空间受到欢迎，针对女性的文化和商业活动也总能收获流量。但是即便在不碰触政治红线的前提下，“全女”的一些观影活动，还是会在今年的三八节（也是两会敏感时期）被取缔。政治权利如果保障不了，文化活动也不会是安全的。 其实，从女权五姐妹案开始，女权主义就被剥夺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如今，全国妇联将“女权主义”定义为西方的意识形态，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女权主义”进行区隔，并且将“唐山打人案”和小花梅事件定义为政治风险事件。未来对于各种女性活动的监控会更加严密，审查会更加严重。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问题，互相连接，建立同盟，并且促成社会倡导的浩浩荡荡的MeToo运动，在中国沉重的政治压力下，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中也让一些当事人看到了彼此，感受到理想。例如弦子诉朱军案，我在英国的时候还不认识弦子，但是有发私信表示支持。弦子案开庭前期，我毅然决然回到了中国。是弦子和其他的MeToo当事人鼓励了我，振奋了我，让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为中国的女权事业做点什么。 记得弦子开庭的那个北京的冬夜，我结束了工作后，赶去法院外参加和平集会，现场聚集了等候她的上百人，那真的是久违的、难以复制的盛况，人人互相帮助，外地人也通过快递不断送来温暖。庭审后弦子出来感谢大家，人们都此起彼伏地喊着，弦子我支持你。我已经忘记了那个夜晚的刺骨寒冷，但是我践行了“当历史发生，我必须在场”的我对自己的承诺。 虽然中国整体的人权情况在走下坡路，但是也有一些女性议题逐渐主流化。我一直关注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因为作为一名女同性恋者，无法在中国“合法生育”。最近，允许单身女性冻卵以及生育的呼声很大，中国是否会对她们开放政策的大门？我认为完全有可能，因为这个议题回应了中国面临的人口困境。在国家劳动力短缺的现状下，国家会进一步为生育提供便利，已经有医生和两会代表倡导要开放针对单身女性辅助生殖技术。从积极的角度看，如今大量女性“不婚不育”的信念，倒逼了国家改变政策，拓展了单身女性选择的空间。 尽管女权议题总是受到审查和筛选，也不得不在仅存的空间里变化和适应。但我相信女权主义会一直发展下去，因为觉醒的人不愿意轻易睡去，也因为有压迫就会有反抗。父权社会如果不解决这个制造问题的体制，就会一直有女权事件发生。 2019年，我结束了留学生涯回到北京的职场中，找工作已经变得困难，我的女权行动者身份也让我在职场中格格不入。因为当时，权利倡导形的NGO已经消失殆尽，我无法继续从事自己熟悉的事业。我尝试过进入一些做研究的机构，但是因为我没有做研究的技能，只有组织和倡导的技能，面试结果并不理想。后来，在朋友的劝说和在生活的压力下，我尝试进入一家做留学服务的商业公司，却发现我必须走出自己的同温层，与不理解女权的人共事。但我也在这样的过程中，看到了更广阔的社会，看到了不同女性在社会中的挣扎。 上班面试当天，面试我的人对我讲，头发不许染色，不许穿牛仔裤，不能戴帽子。于是我遵守了这个规定一年之久，后来偶尔一次，我戴了个帽子，被领导看到后又让我摘下。那个公司让我想起了我的高中，总经理就像高中的班主任，喜欢在前门和后门站着，观察员工的动态，这种管理方式不免让人觉得老套、古板。我的领导是一位独立的单身女性，她仇视“小三”，但是却非常擅长自己的工作。对她有更多了解后，我看到了很多普通女性身上的闪光点。 后来，疫情就来了，我换了一家公司，继续做留学顾问的工作，但是因为疫情，美国留学业务锐减，竞争变得更加内卷。疫情第一年的五月，国家宣布放开，我和爱人赶快买了机票去大理旅游透气，三天的租车费用才七百块，那真的是一个短暂的红利期。疫情后来两年，情况逐渐失控，在极端的封控下，各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我依旧历历在目。 最终我选择了离开。疫情的封控、对女权声音的打压、持续的警察约谈，逼迫我和我的伴侣做出了决定。2022年，我们在美国结婚，随后来到纽约，从头开始新的生活。 虽然我已经不在国内的第一线，但是在纽约，我依然在为社群服务。从我来纽约到现在，我为超过100对中国LGBT伴侣提供了“犹他州线上结婚”的咨询，为其中30余对情侣办理了这项业务。这是我继续为中国的LGBT群体实现婚姻权益的重要一步。在主持婚礼的时候，我由衷的为她们自由、幸福的状态感到高兴。 2024年7月，我创建了亚洲彩虹合唱团，并组织日常排练。另外，我还在组织华人LGBT群体的活动，参与了麻省理工、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大学等大学的讲座，把中国过去十年的女权与LGBT运动的经验带到了更大的舞台上。为了谋生，我进入了餐饮行业，经营一家清真餐厅，在日常的劳动中找到与当地的人和社会连接的方式，也和穆斯林群体一起工作，学习和了解穆斯林的文化。 2025年初，我们的亚洲彩虹合唱团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新年演出。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在纽约的舞台上用歌声表达自我，传递爱与力量。这不仅是表演，更是一次社群的相聚和庆祝，让我们在异国他乡找到了一份归属感。看着台下观众专注的表情，我意识到，尽管世界仍然充满挑战，但我们依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在任何一个地方创造空间，建立连接。演出结束后，大家纷纷在群里表示感恩有这个社群。 十年过去了，我依然站在这里。有人问我，值得吗？我想，答案早已写在了我的生命里。20岁时，我的目标是改变世界，那时候雄心壮志，信誓旦旦。如今我36岁，我想说，继续去做自己能做的。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