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你想做什么？” 世界末日来了，人们这样想的同时，下一个世界末日也来了，现在这到底是第几个了？到底是正在末日还是末日后？未来还会有新的末日，打破前面的纪录，成为下一个真正的世界末日吗？ ──刘芷妤，《乐土在上》 台湾小说家刘芷妤，今年出版科幻小说《乐土在上》，以近未来小说的科幻描写为手术刀，精准切开台湾国族与性别交织的复杂平面，描绘反乌托邦社会，让性别暴力与国族暴力借民主、自由、平权的“乐土”之名，借尸还魂，倾轧于你我之上。 故事发生在全球性传染病爆发多年后，太平洋小岛“鲸岛”因“祖国战争”胜利被光荣收复，然而岛屿已因气候变迁大半遭淹没，北部首都被改名为“水没市”，仅剩少数高地能让人居住。 岛民们多年来遵循着一套社会信用分数制度，致力提升自己的“乐土值”──上班迟到会被扣分数，骂脏话会扣分数，不打疫苗会被扣分数，离婚会被扣巨量分数；反之，努力工作会增加分数，努力生养子女会增加大量分数──左撇子、身障者、同性恋、肤色太白或太黑、不阳刚的男人与不阴柔的女人，都是一张张不合格的成绩单。 在这里，人生如一份精密计算的财报，目标是不断让数字往上爬。所有岛民的梦想是，有朝一日，分数够高，就能离开岛上，前往他处生活。 然而随故事进行，主角们很快会发现这套系统的不对劲之处── 规划政策制度的科学家“琥珀”、娇生惯养的高官富家千金“园”、将成为准父母的普通夫妻“杉”与“莲”、在政府部门担任舆情管理师的“壤”……因一连串意外被启蒙，每个角色被性别、种族与阶级卡的动弹不得的模样，逐渐长出手脚，流出眼泪，成为活生生的人。 比起磅礡史诗，更致力描绘“日常的扭曲” “这部小说最初跟反核有关，架构跟现在不同。”刘芷妤说。在2012年左右，当时她想像的是，台湾遭受核灾，在岛屿诞生的孩子们陆续出现变异。孩子们后来发现了政府的谎言，想突破环绕岛屿的极权体制。 原先是典型的奇幻类型小说，然而过去十年，台湾与她，都发生了从外而内的诸多改变。 过去十年，台湾发生了什么？两岸对中国的情势骤变，本地出现大量从环境议题、土地正义、媒体改革以降的社会运动，国族意识抬头，还有一连串的性别运动与相关作品，不同议题的板块横移，余震绵延，小说也在一波波动荡中辗转出现不同面貌。 《乐土在上》的写作计划被暂时延后。2020年，她先出版短篇小说集《女神自助餐》，8个故事描绘了女性平凡却危险的日常处境。 包括在校园性暴力事件发生多年后，受害者碰到加害者谈笑风生的《同学会》、办公室政治里女人如希腊众神般残酷倾轧的《女神自助餐》、还有最知名的短篇《火车作梦》──粉丝跟踪骚扰、权势骚扰、主管吃案瞒报、路人咸猪手──这些短短的几个字，却是许多人终其一生，面临过比所有恐怖片加起来都更可怕的清醒噩梦。 在读者合上书页的时候，才发现《女神自助餐》的书介上写着：“本书情节并非纯属虚构。如有雷同，我很遗憾”。 刘芷妤曾提过，当时故事都从身边人听来，并非完全虚构： “也是从《女神自助餐》开始，我注意到了‘日常的扭曲’。这是我近年非常在意的东西。”生活中小小的不对劲，那些难以言说的、被人们不以为意之恶。 在《乐土在上》里，同样也描绘了性别的不对等与性暴力横跨阶级的倾轧。开篇故事《彼星恋人》描述出身高官门第，却投入演艺圈当“陪伴女孩”的美少女“园”，被深伪影片假造性影像外流，被粉丝言语骚扰“要不要交配”，都被她以软语推托过去。然而，在娇嗔假扮傻白甜，力邀观众送心心火箭的背后，是一个过度早熟的少女，为了保护家庭与年幼弟妹所作的隐忍。 这些情节，虽然是在科幻小说的背景下进行，但却对读者来说，都彷佛每日都可见到的暴力日常。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上法院，上医院，上警察局的侵犯与犯罪，很多伤害，最初都是从日常小小的事情累积起来的。”除了小说，她也写书评，写报导。今年，刘芷妤才在端传媒写《台湾MeToo一年后：愿为浮木，为彼此打造方舟 》，重新采访去年指控艺人陈建洲（黑人）性侵犯，反遭控告妨碍名誉的几名女性艺人。 刘芷妤事后回想，“假如有些当下就被妥善解决了，就不需要后面各种革命得死去活来。虽然我们都知道史诗级的战争，画面非常帅气。但是，也许我们其实并不需要走到那个地步。” “去年Metoo的事件，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支持的声音。当这些事件，相对容易能被说出口，就不至于像过去那么惨痛。以前发生过很多悲剧，常常是因为（受害者）没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持。如果人们遇到坏事，但会得到相应的帮助，虽然坏事依然会发生，但至少不会那么痛苦。” 女性互助、男性同盟之可能 四年前的《女神自助餐》，收录了她过去的短篇小说《火车作梦》。故事讲述一名中年妇女在行驶列车上，目睹少女被邻座男子伸出咸猪手乱摸。年轻女孩吓得不敢出声，亦不敢动弹。列车每经过一次隧道，黑压压车窗上，就倒映着女孩惊恐的脸。一闪一逝，使她想起自己的女儿。妇女想了想，换上粗鲁大妈面孔，大声喝斥年轻女孩起来让座： “年纪轻轻站一下好像要妳的命一样，等一下就到台北了啦不用妳站很久啦，我刚刚站在那边脚腿都麻了，是不能给我坐一下是不是？” ──刘芷妤，《火车作梦》 少女吓了一跳，唯诺起身离开车厢，妇女一屁股坐在她的位置上，瞪向隔壁中年男子。她假装睡去。轰隆轰隆，火车继续向前。 近年许多女性主义社群号召“girl helps girl”，对于大规模的性犯罪中的女性协力与纵容，亦更难以容忍。在刘芷妤的小说中，年长与年轻女性之间幽微的私下互助、或者有时亦会献祭年轻女性的残忍暴政，在故事里时常出现。 到了《乐土在上》，她更进一步开始书写细致的男性角色。 其中一个男性角色“壤”的工作为网路舆论师，逡巡在网路世界，负责替政府宣传、审查舆论的高薪科技工作。 然而，私底下的壤却刚与女友分手。他不明白，女友为何总觉得他势利。他待女友极好、不介意她出身低微，送礼物、温情接送、耍浪漫，极力想挽回对方，却总不得其门而入。最后才发现，其实女友想要的，是他无法理解的“公平”与“正义”价值观。 “‘壤’的情况，我这两年接受讲座邀请的时候，常常会特别把在‘直男行为研究社’看过的案例拿出来讲。那个案例非常经典，应该是壤的原型。那个贴文，是一个男生私讯女生，聊天聊一聊，突然说，‘我觉得妳一点都不在乎我的事业成就。’ “那个女生似乎感觉莫名其妙，她回说，‘我不在乎你的工作成就，不是很好吗？那表示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啊。’但男生却非常不高兴。他说，你难道不知道我在公司是OO职位吗？我是副理耶！还把截图贴出来给女生看。”刘芷妤描述，“他似乎觉得，自己的价值，完全来自于工作的价值。他好像渴望、也甘愿当一个‘工具人’。如果别人不在乎这个（世俗价值），对他而言是严重的伤害。” “我常常提到这个案子，是因为我们在父权框架下，都是受害者。但女性因为来自体制、来自男性的双重受害关系，比较容易认识自己的位置。但男性却常常以为自己没有。”刘芷妤说。 故事中另一对夫妻“杉”与“莲”，原先两人彼此相爱，都不在乎世俗价值，甘于忍受“低乐土值”、低物欲的生活。然而，一切却在莲发现自己怀孕后改变了。即将为人父母的情侣，首度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过着原本贫穷的生活，必须替孩子的未来思考。 因此这位丈夫放弃了喜爱的教职，逼迫自己学习“有毒的男子气概”，勉强自己与其他阳刚同侪社交、转职“力争上游”。妻子也为了孩子的未来出路，四处周旋于上流社会。精疲力竭的两人，最终必须面对家庭动力的改变，以及关系对两人产生的冲击。 “这对夫妻其实投射了我与先生的故事。我的先生是个非常贴心、非常温柔的人。起初我有工作，但后来我下班回来，发现真的没办法继续写作，只好辞职。”在她专职写作期间，积蓄陆续花完，“我的先生全力工作，供养我写作。甚至温柔到，他不让我感觉自己是‘被养着’的。” 在大台北，一对年轻夫妻，只靠一笔薪水供养小家庭开支，仍是辛苦。这对自许女性主义者、以及做为一个伴侣而言的刘芷妤而言，非常难受。“有一个人支持妳，我反而会觉得，我似乎不应该这么自私。” 杉与莲的状态，像是欧亨利的《圣诞礼物》（The Gift of the Magi）故事。妻子剪了头发去换表带，丈夫卖了怀表给妻子买梳子。“双方都很爱彼此、很想体谅对方，但是当生活在这样错误的体制里，却可能让人抛弃了理想。除了少数幸运的人之外，很少人可以两者全拿。” 当语言被挪用：末日来临前，写作才意识到并非仅有自己在受苦 “秘诀是换位思考。”月明说。“战前我就很常这么做，我会想，那些拼命想要我们鲸岛政府解除武装的人到底都在想什么？（中略）我当然可以想成，他们不是笨就是坏，他们说出和平这两个字的时候并不真心。但我也想知道，如果是呢？如果他们是真的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样能够带来想要的和平呢？和平这两个字，对他们而言和对我而言，意义肯定不太一样吧？虽然他们听起来就像是同一个语词。” ──刘芷妤，《乐土在上》 在小说书写性别的权力关系之余，她也描绘了“语言决定思想”的极权统御。在《乐土在上》后半段，慢慢揭露了故事的核心。 正如“壤”彷佛《一九八四》主角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在真理部工作，他在“舆论署”担任舆论师，每日任务是侦查网路舆情，替政府作国家宣传，造谣政敌，洗白政策。 事实上，这整座岛屿都是封闭的，没有人能够顺利逃离。在祖国光荣战争后的历时数十、数百年光阴，鲸岛被当成隔离人种的实验基地。而要改造思想，必须先从掌握语言开始。 正如那句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身为语言学者的“琥珀”，便与同事“月明”携手打造一套新的华语系统，不只摒弃了鲸岛原本的母语，着手强化人们津津乐道的祖国伟大战争神话、崇敬高处而贬抑低处、身处岛国却贬抑海洋（注：小说里有许多脏话都以水为名，水与低洼处，同时也象征阴柔），目的也在于让人们畏惧大自然，畏惧海洋，进一步恐惧离开岛屿的可能──要让人自废手脚，自废武功，从自废思考开始。 受访时她说：“有段时间我是无法写作的。在《女神自助餐》以前，我一度认为，自己无法掌握语言。简单来说，当时困住我的是，我发现有些人会用着正义凛然的样子，支持着跟某些理念完全背道而驰的事情。但他们用的，却也都一样是和平、民主、自由这些词语。” “而且不只是政治上的。比如，社群上有些有话语权的人，这个圈子，大家都很会使用文字，每篇贴文出来，书写都是漂漂亮亮的，那些东西也不是为了要出书，但就是无懈可击、发着圣光的贴文，在讲道理。但如果你私底下知道那个人是怎么样的话，那你会非常困惑，想说我到底看了些什么？而我自己又在写些什么？”她说。 “当词语被拿走，我也渐渐变得不相信自己写的东西，我会困惑，像我这样的作品拿出去，能够说服谁呀？国内外很多作家，说的话、写的故事，我曾非常憧憬。但当一些新闻出现，我也会不免怀疑，他们写下这些的时候，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一开始是无法写，后来书也不能读。她讲述自己对文字的不信任，逐渐扩散。“比如最近的孟若、尼尔盖曼，一次又一次的...不确定是不是用‘背叛’那么重的词语。我当然知道，人跟作品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人跟作品到底能被切割得多开？” 后来，《女神自助餐》成了她自称的“复健之作”。雏形出于身边朋友的真人真事改编。她专写各种琐碎的、不被他人看重，但确实存在的暴力伤口，让他们一一被揭开。而到了《乐土在上》，则更像是复健后向前踏出的重要一步。 “就像是我会选择的切入点，是‘日常的扭曲’，而不是大的科幻史诗去写。”虽然是近未来背景，庞大的科幻背景、战争遗绪，但她写的是在里头的分手求和、夫妻协商、网红直播主遭遇的性别暴力。”她把酝酿在心中十多年的故事构想，从典型奇幻故事的成长步调，添加了更多现实残酷的景深，在下一个语言崩塌，时代末日来临前，跟着读者朝光亮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