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庆日。打开维基百科，这一天来历是，“定于1911年武昌起义的发动日10月10日”，这是辛亥革命推翻大清，建立中华民国的开端。

 

每年国庆典礼、总统致词、乐仪旗队表演的景象，是很多台湾人对国庆日的重要记忆。不过一直以来，“中华民国”特殊的历史位置，让这块土地的人常自问，国家到底是什么？国庆日该如何度过？我们好奇，30岁左右的年轻人怎么看待国庆日？我们采访了不同政治、性别光谱的年轻世代，请他们分享自己经历的国庆日，和他们对国旗符号的印象、乃至对国家的想像。

 

国庆日，用来纪念受害者江国庆

“对国庆日吗？我一直都没有感觉欸。”29岁的小玉（化名）是政治工作者，却对国庆日非常“无感”。这群于1987台湾解严后出生、如今30岁左右的青年，大都有这样的共同记忆：印着“‘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蒋公遗训”的红色作业簿、每周升旗典礼要唱“炎黄世胄东亚称雄”国旗歌、被选上“升旗手”代表着品学兼优。

 

“只是，越长越大会越不知道怎么面对国庆日。”她说，念越多书，越意识到“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概念与政党“国民党”的关系。为什么国徽与党徽如此相似？为什么国民党有“党库”通“国库”、国有资产向党产输送的党产争议？为什么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国民党，能代表中华民国？

国庆日这天，不该举国欢腾，更该深切反省国家暴力、转型正义等议题。

让小玉印象深刻的一次国庆经历，发生在几年前，台湾的脸书社群曾发起名为“十月十日江国庆日”的运动。当时，许多人更换脸书头像，纪念名叫“江国庆”的冤狱受害者，作为度过国庆日的仪式。

 

1996年，年轻人江国庆被认为是一宗女童奸杀案的疑犯，遭严刑逼供后被迫认罪，枪决时年仅21岁。他的名字之所以是国庆，是因为他生于10月10日；而他却被国家机器所害。参与仪式的人主张，换头像是为了批判国家暴力的本质；国庆日这天，不该举国欢腾，更该深切反省国家暴力、转型正义等议题。

 

“江国庆这个事情，也代表人民的意识一直在转换。”小玉说，“大家本来都是认为，国家应该要怎样怎样（被尊崇）的东西，但现在觉得，欸，原来国家是可以不用一直被尊崇的。”
 

 

换了国旗后，中国是不是会打过来？

28岁的佑佑是男同志，支持婚姻平权、女性主义，认为自己在政治光谱属于进步派青年。他大学曾参与太阳花运动，对表态支持同婚的民进党抱好感。

 

佑佑认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国歌，是一组与“国民党”历史紧密相关的符号，必须被正视、修改。只是考量政治现实，无法立刻一步到位。“我觉得（国旗）该换，但我怕换了以后，中国是不是会打过来？” 

 

“我从不庆祝国庆日。通常就安静让那天过去。”他说。“就是总觉得这个节日不干我的事，然后我好像也不特别管身边朋友评论或倡议什么。毕竟，同温层应该都知道国民党多讨厌了。”

 

“华独”和“台独”还不一样

39岁的阿祥是媒体业主管。相较于其他受访者，他的年龄较大。他明确指出，“华独”（认为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与“台独”（主张台湾应去除国民党的殖民痕迹，修改“中华民国”国名，致力成为一个新国家），有本质上的不同。

 

“对他们（泛蓝阵营的人）来说，中华民国就是一个对抗中国共产党的象征，或是某种理想的中国，所谓的正统中华民国派。但对台湾大部分人而言，应该说旗子上面的图样，早就脱离了我们对于国旗与国家对应的那个历史脉络，革命烈士的鲜血根本就像是别人的故事。所以年轻一辈无感、反感都是很正常的。”

 

“三民主义”不过是“下面煮面”

“这就是个国定假日，跟中秋节一样的。中秋节你还会吃月饼，但国庆日就是个完全人工的东西，我不知道国庆日可以跟什么东西连结在一起。”

 

27岁的小茹，是正写论文的研究生。她的政治启蒙来得早，高中曾撰写历史小论文，分析国立编译馆出版的教科书课文，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

‘三民主义’变成‘下面煮面’（闽南语）。这也是种建构的失败。

小茹说，过去台湾的小学课本曾暗藏不少“建国神话”，如今看来都相当不适当。

 

她举例称，国立编译馆出版的小学国语课本第三册第十一课，《先总统蒋公小的时候》，当中就有“蒋公看小鱼儿往上游”的内容：“因为水太急，几次都被冲下来，但是小鱼还是用力向上游。蒋总统看了，心里想：‘小鱼都有这样大的勇气，我们做人，能不如小鱼吗？’蒋总统小的时候，不怕劳苦，又很有勇气，所以长大了，能为国家做许多事。”国立编译馆小学国语课本第三册第九课，《国父的故事》中，也出现了国父跟村里的强盗辩论（孙中山先生一点儿也不怕。他对强盗说：“你们应该做工，种田，做一个好人，不应该抢人家的东西。”强盗听了孙中山先生的话，以后就做了好人。）来展现国父的机智伟岸一类内容。

 

这种被单向灌输的、疏离的“爱国”经验，小茹引用1999年的电影《天马茶房》中的情节来描绘。天马茶房是1941年台北仕绅詹天马所经营的咖啡馆，1947年，国民政府茶馆门口查缉贩卖私烟的小贩、引发流血冲突，最终成为二二八惨案的导火索。

 

 “他们被迫学习怎样唱国歌，但大家本来都讲闽南语，所以要用闽南语翻国语歌词，’三民主义’变成’下面煮面’（闽南语）。这也是种建构的失败，人民根本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重新翻译这个事情。”对小茹而言，“中华民国”相关记忆，是一套由上而下、被强迫灌输的统治历史。

 

“但是现在有印象的话，（说到国旗）我第一个能够想起来的是国外的同志游行耶。好像是有人拿台湾的国旗参加？这件事情，就让我很开心。”当国旗作为国家代表成为进步价值的一员时，是最让她自豪的时候。

 

“刚回台湾那年，我曾特地参加国庆游行”

27岁的宛宛幼年随家人到浙江读书成长，高中才回台湾。

 

她自言在中国有很多不适应，同学视她为“台湾人”，她也总“憧憬”台湾故乡。上历史课时，“只要同学说，反正以后就要收复台湾，我就会很不舒服。”

宛宛成绩优异，顺利考上国立政治大学法律系。回台后，在中国时因身分受到的差别对待，化成一股热血，化成她对“中华民国”的好奇与喜爱。

 

“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全家特别会在元旦当天一起参加升旗典礼。什么国旗帽啊、国旗围巾啊，我们都一定会买。”

 

升上大一，相较“政治冷感”的台湾年轻人，宛宛曾一个人跑去参加国庆游行：“我跑到街上，只为了看游行，还有放烟火。”当时觉得新奇，原来这就是她朝思暮想的“国家”。

 

熟悉台湾生活后，宛宛却逐渐发觉自己格格不入。原本憧憬的民主，在国会政治中是口水战与拳打脚踢；她发现原来许多人对于中华民国的概念是“无感”的。这一切至今让她迷惘。

 

“中华民国一直都是个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国旗，就是饮水思源的标志、跟对历史的一个态度。……可是现在似乎全都绑在一起了。仇中、仇国民党绑在一起，而国民党又跟中华民国绑在一起。”宛宛说。“但私人情感上，那就是我认同的东西。”

 

台湾化的“中华民国”面对“一个中国”的矛盾

年轻世代对台湾认同、但对“中华民国”与衍生符号疏离的现象，政治大学国家发展所助理教授黄兆年用日本学者若林正丈的“中华民国台湾化”概念来分析。中华民国1949年来台后，作为“迁占者政权”(Settler State) ，国民党能维持统治正当性，是因为其镶嵌在特殊的三层结构中：“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国共内战、以及“美国与苏联”的冷战氛围，导致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特殊情况。

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从‘国民党政权’下的中华民国，渐变为对台湾的认同，却仍得面对‘一中框架’，这成为许多人对中华民国与其符号无感的原因。

不过随历史演进，情况逐渐改变。“一开始我们讲‘中华民国到台湾’，之后李登辉提‘中华民国在台湾’、还有陈水扁提出‘中华民国是台湾’，”到去年国庆典礼上，“蔡英文提出‘中华民国台湾’，你可以看到的是，中华民国正在逐渐台湾化的过程。”

 

从蒋经国时期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扶植台湾青年；李登辉时期民意代表全面改选、总统直选……中华民国在逐渐落实民主化，实践实质的台湾化。然而，相较于对内政策的逐步开放，对外的“一个中国”框架，却迟迟因多种因素，无法进实质改变。

 

“矛盾就在这里，”黄兆年说。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从“国民党政权”下的中华民国，渐变为对台湾的认同，却仍得面对“一中框架”，这成为许多人对中华民国与其符号无感的原因。

 

国族建构的神话与我无关

“大部分人对国庆无感，跟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历史巧合有关。”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王宏恩分析，即阿祥等所说的“烈士鲜血像是别人的故事”、“不知道国庆要跟什么事连在一起”。

 

王宏恩认为，很多国家讨论国庆，首先确定为什么定这一天、这天建国先烈做了哪些事推翻旧政权。“但台湾在特殊历史脉络下，为何在10月10号，乃至于这些中华民国革命先烈推翻满清的过程，都是遥远的。”

 

“有些人会把这个叫做‘国族建构的神话’，但我们并没有这类的神话。”年轻世代会学到这段历史，但没有什么跟自身互相映照之处，也带来“与我无关”的感觉。

 

“从后物质主义角度来看，上一代曾经历过战争、贫穷，知道保家卫国的重要，对于打过仗的革命先烈更加感谢；但战后出生的世代会认为，要争取的，是更多自我实现。”王宏恩说。

 

几年前台湾曾流行一个词，“天然独”世代。王宏恩说，这个词“后来被修正成‘天然台’”，泛指台湾解严后出生的世代，通常倾向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

 

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趋势分布”今年7月的最新民调结果，认同“我是台湾人”比例达67%，创历史新高。认为“我是中国人”则为2.4%；“两者都是”则达历史新低，27.5%。

 

“青少年到成年期间，会型塑你的价值观。”他认为，如今30岁左右年轻人，经历政党轮替、太阳花运动、乃至香港反送中，随着两岸局势改变，也可能影响政治认同。

 

独立目前仍是种“情境式偏好”

王宏恩也观察到，对国庆日的“冷感”并非常态，国旗、国歌、背后的“中华民国”象征，仍是台湾人目前的最大公约数。

 

王认为，佑佑的疑问“换了（国旗）以后，中国是不是会打过来？”，恰恰符合民调显示的，大多数人对于台湾独立仍只是“情境式偏好”的结果。

 

黄兆年受访时表示，中央研究院社会所“中国效应研究小组”2020年的调查中有一道题：“有人说：‘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不会引起战争的话，台湾就应该宣布独立。’请问您同不同意这种说法？”结果发现，有62.3%同意、31.8%不同意，也有2.2%答“台湾本来就是独立的”。

 

这个假设性问题，对比另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人说台湾应该尽快独立，也有人说台湾和大陆应该尽快统一，也有人主张应该维持现状。请问您自己比较赞成哪一种说法？”中“维持现状”的69.8%，可以看出，不少人认为如果“中国不会武力攻击”，就愿意独立；但若有武力犯台可能，则倾向维持现状。

 

“国旗对泛绿支持者来说，是一种暂时可接受、但可以更好的状态。对泛蓝的支持者来说，国旗就是国旗，它就是国家。国旗当然也是精神象征，很多人当年之所以抛家弃子来到台湾，也是因为相信这个价值。”王宏恩说。

 

“大部分的年轻人，其实都认同这个国家的，”他总结道，至于名称、象征、都在不但的讨论进程中，所谓国家认同，也在不断的日常型塑中构成。

 

回到国庆日，在这一日，个人无论选择“庆祝”国庆、“哀悼”国殇、或者保持“无感”，和寻常假日一样度过，都是对于国家意义的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