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个半月，台湾在7月27日结束“三级警戒”，逐步走出疫情阴霾，开放餐厅和公共设施。不同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邻邦遭遇第二波疫情后不可收拾，台湾是少数社区感染蔓延至全国后仍将感染曲线压至趋零的国家。截至9月14日，台湾7天平均新增个案数减至8宗左右。最黑暗的日子看似已过去，但近期台湾又开始出现由Delta变种病毒引起的本土群聚案例，社会的神经再次崩紧。 突然的本土疫情，让本乏人问津的疫苗问题被推至风口浪尖。在野党对此发起舆论攻势：从“疫苗数量不够，政府应该问责”，到“政府恶意阻挡民间采购疫苗”，打得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为首的疫情指挥中心满头包，延续至今⋯⋯ 疫苗之乱重挫民心士气 8月10日，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发文，主张公投连署，撤回对台湾高端疫苗生物制药剂公司生产的国产疫苗“高端”的紧急使用授权；此前，国民党籍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和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前往台北行政法院，要求撤回对疫苗授权；国民党团更到地检署告陈时中涉嫌“图利”高端。 攻击台湾国产疫苗，俨然成为蓝营的政治正确。但矛盾的是，去年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还开记者会敦促政府“组建疫苗国家队”。 但这攻击确实动摇民心。据TVBS民调，四月“高端”还位列民众最想接种疫苗头位；如今仅3.7%愿作为首选，远在其他三款后。 在野党“疫苗攻势”远不止此。 稍有公共卫生常识的人都知道：疫苗作为预防手段救不了近火，大部分疫苗需在两剂接种后等14天，才有完整保护力，无法替代“筛检、隔离、治疗”。但疫情初期，国民党却将几乎所有宣传都放在“疫苗”上：5月24到6月14日，国民党召开10次记者会，7次主题与疫苗相关。 《联合报》等亲蓝媒体，也着重报导台湾疫苗缺乏，再描绘欧美疫苗供应丰盈，攻击政府未“超前部署”，应为700多条冤魂负责。其后更将美日赠送的疫苗称为“乞丐疫苗”。 但国民党未透露的常识是，疫苗产商一般会优先投放疫苗到疫情严重国救命，一地“忽然增加”的疫苗需求极难在短时间满足。初期防疫成效显著的台湾未获优先，同属低风险的澳洲、纽西兰至今无法做到疫苗“愿打尽打”。加之本土爆发前，在野党顺应社会质疑，强调阿斯利康（AZ）副作用，40万剂疫苗开放“自费施打”也无人问津，厂商自然没理由再送货来。 质疑疫苗数不足的同时，在野党给政府扣上“阻碍民间购买疫苗”的帽子。国民党籍的南投、台东县长林明溱、饶庆铃先后分别提出要买500万剂疫苗，要求中央政府“尽快给予授权”，“不要阻拦地方自救”。但问及购买渠道时，饶庆铃一句“先不要问厂牌”，外界才意识到她根本没有供货渠道，只是向中央“叫糊”。 被视为“亲蓝”的宗教组织佛光山也曾宣布将进口50万剂美国娇生疫苗，而卫生福利部没正面回应将发许可，遭国民党批评。次日娇生澄清，只和主权国家政府或欧盟等“超国家组织”商议采购，闹剧才收场。 大部分疫苗目前均未通过三期临床验证，各国多“紧急授权”大规模注射，药厂要求主权国家政府豁免不良反应责任，多只和主权国家接洽出售，程序严谨繁复，加之各国争购，疫苗买卖是产商掌握议价、出货时间的“卖方市场”。但台湾民间焦虑，这些基础事实也被忽略。 稍做总结：在野阵营就疫苗展开四轮攻击。本地疫情爆发前，质疑AZ副作用高；爆发初期，攻击政府“没有准备足够疫苗”；疫情延烧，指控政府“挡民间采购疫苗”；疫情回稳，集中打击国产疫苗。看似毫无章法，却将政府支持率从七成打到四成。 台湾疫苗的“不可能三角” 台湾疫苗供应之所以不断成为靶子，是因为面对“不可能三角”：无法同时满足“充足供应”、“确保疫苗质素”、“不接受对岸政治条件”三个条件。 中国企业上海复星早在去年3月已投资德国BioNTech公司的辉瑞疫苗（又称复必泰），取得“大中华”区独家代理权，下订1亿剂辉瑞，但迟迟未获审批，无法在中国内地上市，间接成为台湾一时“充足供应”又“保证疫苗质素”的疫苗来源。 但复星作为大陆企业，很难不随中国指示，在签约方地位、称呼等问题配合。台湾政府去年试图和BioNTech签约因“我国”“台湾”等称呼破局，也令政府意识到，同复星协商很难回避“不接受对岸政治条件”这关。不和复星协商，就须与疫情更严重的国家排队等疫苗，无法保证“充足供应”。 焦虑随之蔓延，政府民意压力渐重，此时美日捐赠疫苗，暂缓社会批评，随后民进党政府也转变立场接触复星。 疫情爆发初期，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放话，将透过旗下“永龄基金会”向复星购买辉瑞。为削弱“透过蓝营和中共合作才能获得疫苗”的印象，政府找来官股占比高的台积电，作为另一“民间机构”参与谈判。 此时北京或许意识到，台湾手握近500万剂美日疫苗，继续拖延或开更高政治条件，只会引发岛内舆论反弹；加之复星迟迟未获许可，对资金回流有殷切需求，也顺水推舟促成交易。这一阶段，政府在“接受对岸政治条件”上做最小牺牲，换回相对充足且质素保证的1500万剂辉瑞。 但疫情不会短时间消失，不可能将稳定货源寄托于北京“次次退让”。于是政府推广国产“高端”，8月普遍施打。“高端”针对原始毒株研发，且未开启第三期临床测试，现无法确定保护效果，无法满足三角中的“确保疫苗质素”。但“高端”在中和抗体上表现不俗，在疫苗紧缺的当下，“打总比不打好”。 如“高端”被证实保护力高，那“不可能三角”将不复存在，加上本土疫情被控制，在野党长达三个月的“疫情红利”也将消失。这样看来，无论郝龙斌、杨志良要求挡下国产疫苗授权，还是国民党团吿陈时中，也许都是最后挣扎。 民进党政府：各方面的防疫失职 但只靠在野阵营，酿不成这场重挫民心、执政党威信的“完美风暴”。台湾疫情爆发前，政府在入境筛查、检验能力预备上都有失误；加之过去一年将“抗疫有成”塑造为主要政绩，大幅提高民意对“成功抵疫”的期待，令执政党自己栽了跟头。 先是入境筛查。2020年1月武汉疫情爆发至今，台湾对入境人士的检疫要求基本没变，入境者需自主居家隔离14日，但入境或解除隔离时都无PCR检测要求。卫生福利部解释，“许多研究结果均有共同结论，距离发病日达10天后，或无症状者距第一次采检阳性10天后，几乎已无传染力”，意为有症状者会立即送医，无症状者则传染力低。 该方案在各类变种病毒出现前尚适用，但当研究证明变种病毒的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率仍高，大马、泰国等纷纷因境外输入破功时，指挥中心策略没变，便是失职。后来也证明，长期“零感染”的台湾只要将一例患者放入社区，后果都不堪设想。 其次是本土爆发后暴露的检验能力低。全国“三级警戒”约10天后，PCR检测每天才2万，每千人采检数0.84，远低英国同期的11.8，美国的3.57，乃至马来西亚的3.22，大量需检测的潜在感染者需等超72小时才知道结果。 大量样本塞车，采检和确诊相隔数日，指挥中心不得不将当天确诊数和积压个案分开通报，给后者起了拗口新名字“校正回归”。这有利卫生部门了解发病时间，判断疫情趋势，但每天公布的不是“实数”，随时可增加，重挫了公众的信心。更难以理解的是，政府至今坚持PCR诊断只能由持牌医检师负责，未放权限予生物技术公司。 事实上，COVID-19并非死亡率极高，同期爆发的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死亡率在0.8%-1%，但台湾至发稿前录得5.21%死亡率，与初期武汉相若。相对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会加重死亡率，但台湾医疗条件远胜一众发展中国家，高死亡率只能证明大量“疫情黑数”未发现。 相比之下，购买疫苗进度慢已算确有难言之隐。 但在野党的问责策略，并非严肃问责、检讨措施、减少死亡，而要最大限度唤起民众恐惧和对当局不满。那把疫苗塑造成终结疫情灵药，把缺疫苗的责任一股脑推向政府，再制造阴谋论，强化“民进党挡疫苗”的形象，便是最佳选择。 “焦土”反对策略背后体现的社会民主素养 疫苗之乱，并非国民党首次“焦土政策”。电力和能源政策便属前例：2018地方选举时，国民党以台中卢秀燕为代表，将空气污染源头全归咎境内煤炭火力发电厂，发起煤电比例每年下降1%的“反空污公投”，拉抬卢秀燕声势，助其当选。 “降低煤电”还算是社会共识，而后数年，国民党对气电、核电、绿电等所有电力来源建设全予杯葛。将于12月举行的四项全民公投案，其中“珍爱藻礁”公投案一旦通过，政府不可在桃园外海建设天然气接收站，以天然气电站代替停建燃煤电站的计划也将终止。国民党官方动员党机器和基层组织，协助收取70万份连署书，推动公投成案。 近年，台湾受惠于美中贸易战和“防疫红利”，境内工业需求急升，拉动用电需求。煤电、天然气两大主力受限，国民党新北市长侯友宜再反对“核四”重投商转，彰化县长王惠美又用行政手段阻挠县域海滨架设离岸风力电场。 反对党先后封杀煤电、气电、风电，又不支持核电，今夏高温，用电需求激增，南部电厂又发事故，全台终于大规模“拉闸限电”。蓝营随即攻击蔡英文多年前一句“台湾不缺电”，打击政府因疫情羸弱的支持率。可以预见，用电需求激增的背景下，反对党延续策略，拖延电力建设，停电会越多，也对反对党越有利。 代议政治传统中，反对党天职乃提出不同意见，但更重要是提出己方建设方案。故英国国会有“影子内阁”概念，双方就政策辩论高低。国民党执政期间，主张加强同中国大陆经贸合作，在野的民进党也提出对案，认为应先同印太其他伙伴重组供应链。 但从防疫、能源，到对外贸易⋯⋯ 如今国民党策略，是封杀穷尽政府可能路线，发动舆论机器，将一切责任归咎执政党。这样粗糙的政治操作，一般只在亚非拉的失能政府，或乌克兰、前南联盟这样境内缺乏基本政治共识的国家出现。 台湾朝野多乐于称颂国家成功的民主转型，以三次和平轮替得出“民众具备极高民主素养”结论。2016年民进党重掌政权后，顺应党内进步派，下修公投和罢免门槛，容许更多直接民权。但若在理性选民多、民众政治意识敏感的社会，民众不会忽略全球疫苗短缺事实，相信疫苗唾手可得的鬼话；不会因政治宣传，对某款疫苗信心经历过山车变化；更不接受“焦土”政治斗争模式。 远没结束的“疫情保卫战” 纵使疫情回落，“疫苗荒”也得纾解，也不意味蔡政府已走出疫情带来的政治危机。 台湾目前防疫政策仍采取和中国大陆、澳洲、纽西兰类似的“清零策略”，务求斩断社区一切传播链。但变种病毒仍流行，这样的政策，需极高筛检频率、严苛的社交距离措施配合。可双北地区都已降为“二级警戒”，社区隐形传播链死灰复燃的可能极高。 澳洲去年4月将本土疫情控制在每日新增个位数，同如今台湾类似；但病毒借助冬季传播，“潜伏”2个月后死灰复燃，1个月内恢复到每日新增近700宗。若台湾疫情在疫苗广泛注射前反弹，政府必如澳洲重推“封城令”，民众必将归责政府“过早放宽防疫限制”，民意势比此前更汹涌。 就算台湾在9月实现类似发达国家70%的疫苗接种率，政府也要选择是否改变防疫策略，和病毒共存。观察英国、以色列数据看出，即使一国实现高接种率，一旦放宽防疫限制，个案仍会呈指数上升，但住院、重症、死亡率等关键数据，则会缩到未接种疫苗时的0.5%-10%。 对过去一年经历生离死别的欧美来说，将死亡率缩到流感级已是巨大成就。但比照70%人口注射率、完全撤除社交限制的英国，完成注射的台湾若恢复生活状态，每日也可能最多有全国人口0.1%的新个案，即约2万人；兩国年龄结构也类似，每天也可能有千分之一感染者死亡，即20人。只要一个半月，就会超过上一轮死亡总数。 若学对岸做法，持续封闭口岸、强势抗疫，必受工商业界挑战；若选欧美模式，民众意识不到“已注射疫苗情况下感染”的死亡率已低于流感等日常疾病，势必参照严管政策下的中国大陆或台湾本土爆发前的数字，再次认为“政府防疫不利”，政府依然会被在野党“疫苗效力不高”、“错误政策害死人”的口水吞没。 面对危局，蔡政府只能见步行步、见招拆招，让社会撕裂和对政府的不信任，降至最低。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