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网名为“沙白”的上海女子因病情严重（患有红斑狼疮，后期引发肾衰）赴瑞士自杀一事在网上引起很大争议。她生前发布了一系列视频讨论自己的病情，包括生命最后几天的记录，目前这些视频已经被删除。舆论的反应呈现出二元对立的状态，一些人认为沙白热爱自由，不畏死亡，不被传统价值观绑架，有强大的自主性，活出了丰富精彩的一生，是一位难得的奇女子；另一些人则认为她任性、不负责任，为保持美和瘦、以及有男人爱慕而宁愿不遵医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畸形的价值观不应该被大肆宣扬。笔者认为，这些观点不只关涉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也凸显了国内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女性主义者在一些常见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 东亚社会中的女性对自由的渴望与想象 从沙白在视频里的表述和各方提供的信息来看，她为了维持姣好的外貌和身材，以及四处旅行、冒险的“精彩”生活方式，而常常不顾医生的指导以及身体的负担是一个事实。红斑狼疮虽然尚无治愈途径，但它并不是绝症，只是需要病人长期地维护，并注意管理自己的生活。沙白的病情恶化，很有可能和她随心所欲的生活方式有关。笔者不赞同对沙白的过度赞美，但一定程度上能理解为何这么多人，尤其女性对沙白的人生态度表示欣赏，并希望自己也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女性都承担了大部分的照料工作，并被期待履行各种家庭和社会责任，这给她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种现象在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东亚社会中尤甚，可以说大多数女性都困于妻职和母职之中，终其一生都在照顾他人、为了他者的需求而持续付出，很少能为自己而活。 最近，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女作家韩江的代表作《素食者》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处于困境中的家庭主妇英惠，她是个普通的女性，被丈夫选择后成婚，丈夫对她没有爱，只是需要一个女性做家务、满足生理欲望、协助职场应酬。在个人意识觉醒后，英惠开始出现“异常”，她拒绝吃肉，因此跟原生家庭和丈夫决裂，还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但她一直没有妥协，最后幻想自己能成为一棵树，即便不被所有人理解，以此来表达对这个父权制社会决绝的反抗。 在中国，家庭主妇虽然不那么多，但女性的处境也不容乐观，女性在工作之余，家务、育儿和照料老人的工作还是主要由她们承担。而随着政府放开独生子女的生育限制，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女性在照护方面的负担会持续加剧。此外，中国女性的就业率较高，这意味着她们在处理工作和家庭的冲突上面临更多挑战。而这种压力又是代际传承的，青少年女性虽然一定程度上免除了家务和职场的压力，但缺乏自我价值的父母又会将期待投射在孩子身上，这种期待也包含了对女性需要承担的角色的预设。为此，她们往往需要压抑个人的兴趣爱好，花费大量时间来应付繁重的学习任务，并在合适的时间结婚、生育，进入下一个循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女性对于个体自由是非常渴望的。 当社交媒体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后，女性经常通过网络来表达所思所想、联合起来发声。当性别意识增强后，很多急切地希望摆脱束缚、走向新生活的女性给自己贴上了激女（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并提出三个具体倡议：反孝、反婚、反育。其中反孝指反对愚孝，即拒绝父母不合理的情感操控。在沙白事件中，有人认为沙白选择自杀，就是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传统“孝”观念的反叛，甚至将其比为哪吒的剔骨断亲。其实，沙白的行为更多彰显了她对身体的绝对自主权，其出发点并不是要与父母切割或者反抗社会文化，过分延伸的解读可能是那些还困在传统亲子关系中难以脱身的人们的情绪投射。 反婚反育的倡议与此类似，代表女性对传统家庭规范的反抗。这些新女性拒绝继续履行妻职和母职，而更多专注于个人的职业发展和休闲生活。沙白虽然没有宣称自己反婚反育，但她人到中年仍然单身，没有家庭的束缚，似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工作、休闲和游玩，做那些自己感兴趣、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事情。在这种人生态度上，她和强调个人自由的女权主义者、新女性是有共鸣的，因而她的选择也更能得到这些女性的支持。 崇尚特权之上的自由，反而固化了不平等 然而，沙白的这种自由是有前提的。如果她没有呈现出一个英语好、收入高、打扮精致的精英女性的形象，而是一个不得不和病痛苦苦拉锯的打工人，还能引来公众的欣赏和怜惜吗？看起来，她和她的推崇者的价值观更多地受到“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NeoliberalFeminism）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特权的体现。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社会学教授凯瑟琳·罗滕贝格就指出，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高度个体化的女性主义，它劝告女性规划自己的生活，将自己视为人力资本，鼓励她们投资于自己，从而获得权力。它针对性别不平等提出的解决措施是个体化的，但却忽略了不平等现象的结构性基础。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一种倒退，它只关注所谓“有抱负”的女性，即那些已拥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的精英女性，而抛弃了大多数缺乏资源的普通女性，因此反而强化了固有的不平等的等级结构。 在沙白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自由不只是个人意志所决定的，而是与其家庭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她出生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中产知识分子家庭，家境相对优越，自己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这些背景使得她能选择一份高薪的工作，有能力过上精英人士的生活。她可以经常在国内外旅行（去过四十几个国家），享受美景、美食，精心打扮，购买时尚用品，与朋友不时聚会，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有各种私人约会，享受恋爱......这些自由对于基层的女性而言，大多是奢侈的、不可企及的。阶层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沙白可以免于大多数女性必然面对的困境。 近期网上另一个女性焦点人物杨妞花就是一例，她出生在贵州农村，从小被拐卖到外地，因凭借一己之力将人贩子绳之以法而被关注。尽管她在自己的努力下改变了命运，还出版了一本自传体的书《一路生花》，但她目前的生活仍以家庭为核心，无论原生家庭、养父家庭还是后来自己组建的家庭，她都付出很多心力去维护。在短视频平台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中下层女性在展示自己的生活，通过新媒体平台，她们中的佼佼者成功地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获得了更多自我发展，更多的自由度，但这些跟都市精英女性比起来，差异仍然巨大。 尽管生存处境和价值观不同，但这两类女性是有交集的，因为女性都容易成为照护者。新自由主义忽略了照护工作的价值，而这些工作又是不可或缺的，于是它们就被外包给那些更低阶层的女性，城里的家政人员、护理人员（护工）都主要是女性在从业。笔者在抖音关注过一个博主，她是个家庭主妇，全职带两个孩子，她的丈夫、公婆则在城里做清洁工，尽管她自己没有做家政，但她的家务和育儿劳动支持着家庭成员的工作，也在为这个城市的正常运转做贡献。当我们一方面在为少数女性的自由喝彩的时候，也要知道很多这样的女性也生活在光鲜亮丽的大城市，但往往不被公众看见。 正视自由的限度，呼吁照护体系的社会变革 沙白一度过上独立自主、自由快乐的生活，但最终因病情恶化、生活难以自理而回到家中，她希望能得到家人的照顾，却因此与母亲产生了龃龉（据沙白在视频中说，母亲称她的病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正好说明，任何“放飞自我”的自由背后，都是需要有人兜底的。有人将沙白的困境完全归因于她自己不负责，是“自己作死”，不值得同情。然而，不管沙白如何精心地维护自己的身体，她早晚都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失去这种她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只是时间推迟而已。基于这点对沙白的攻击多少有点厌女的思维，即对一个不遵守传统女德（这里主要是“不孝顺的女儿”）的人进行舆论绞杀。 其实，这并非只是沙白要面对的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因为患病、乃至年老体弱而需要特别照护。而在这个社会保障尚不健全的地方，这些工作大多仍由家人来提供，社会化机构和从业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参与进来，但通常只是辅助性的，而且在情感护理上，这些机构也毫无优势可言。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婚不育的人（尤其是女性）在持续增加，当这些人步入老年时，很可能会没有家人能提供照护。而那些有家人的，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不能进行照护。简言之，这是我们每一人都将面临的处境。 2023年，联合国将每年的10月29日设立为“照料与扶助国际日”，指出无偿照料和家务劳动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但此类劳动目前多由女性承担，国际日的设立是为了激发全球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共同来寻找改进的方法。2024年的10月29日是第二个联合国照料与扶助国际日，今年的主题是“推动照料体系改变”，即呼吁各方采取行动来积极推动照料系统的改变，如投资于全面的照料体系，减少妇女的时间和收入贫困，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度，增加体面护理工作的数量......等等。 作为个体，我们需要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都是高度联结、彼此依赖的，个体的自由是相对有限的，一些人享有的高度自由往往建立在不负责任的特权上，或者是不可见的压迫与剥削他人的基础上。我们暂时难以彻底改变这个有缺陷的社会体系，但可以从改变自我认知开始。在性别议题上，首先是要认识到与照护有关的领域持续存在着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如何从结构上改进这些不平等，使照护工作变得更体面，以确保我们自己也能有一个更体面的未来，是迫切需要提上议程的问题。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