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春天，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继推出图片生成工具后，发布了首个影片生成模型Sora，使用者只要输入文本，就能产生长达一分钟的高清影片。 雨后积水的街道，夜色中店铺灯光的投影，一位身着裙装、戴着墨镜的女士在人群中款款而行。在当日发布的Sora生成的这个短视频中，一切都是如此逼真。 以往人们喜欢说“眼见为实”，而如今，当图片、声音甚至动态的影像都可以通过新一代的人工智能生成出来，这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即使有动态影像也不一定有“真相”的时代。Sora这一人工智能模型的诞生，对广告、电影、纪录片等影像行业带来的冲击，才刚刚开始。歪脑采访了多位影像行业的从业者，他们告诉歪脑，Sora的诞生既让他们兴奋，同时又有一些担忧。那就是由此可能带来的假资讯泛滥，以及可能让一些从业者失业。 Sora逼真的效果超越了先前的Runway和Pika等影片工具。 曾在香港从事新闻摄影、现为纪录片导演的Anders向歪脑形容，Sora“有点像Deepfake（深度伪造）”，能生成像真度高的影片，让看到的人不知真假。 有专家更形容，Sora是“超级深度伪造（Super Deepfake）”，即比深度伪造更可乱真。 Sora会在这个后真相时代造成更大的“真相混乱”吗？Anders 断言：“一定会。” 真假资讯难辨？ 以AI“打”AI 当你将文字内容输入，全新的AI模型“Sora”就可以根据内容生成最长一分钟的影片，不仅能呈现多个人物、特定动作的复杂场景，还能符合现实世界中的物理特性。 OpenAI预计在今年夏天将推出供大众使用的Sora版本。 作为一名影像记录者，Anders告诉歪脑，其实人们单凭肉眼很难分辨影片的真实性，随着Sora的出现，“现实与虚拟世界的界线只会更模糊，也更难分辨真与假的资讯，因为假的（资讯）现在也很真”。 他提到，Deepfake（深度伪造技术）面世后，不时也会出现一些假新闻、假资讯，预计“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Sora推出之后”。 当年伴随Deepfake而来的假资讯，就确实曾影响现实生活甚至政治。 以美国总统大选为例，2019年，即上届美国总统大选的前一年，一条影片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疯传，仅在Facebook就有数百万人次观看，连美国总统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亚尼（Rudolph W. Guliani）也急不及待在Twitter转发。 影片中，正在演讲的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说话结巴，咬字含糊，情况引人质疑。 科技专家经调查后发现，这条影片经过刻意篡改。这为翌年的美国大选敲响了假新闻可能左右选举的警号。事实是，随着技术的进步，那些使用人工智能（AI）、更为逼真的deepfake影片，正变得更容易制作。 不过， 也有人认为，AI带来的隐忧或者可以用AI本身来解决。Anders介绍说，现在的技术，已发展到可以识别到用AI生成出来的资讯。 “其实AI是透过一连串的指令和计算来生成图像，就像根据一条方程式来生成，方程式有其特性，AI能识别出来……以AI生成的影片为例，识别的技术能找出某些一格格的pixel（画素），然后拆解它，这样就能找到它是否以方程式生成出来的。”他说。 对于不谙科技的观众而言，接收新闻或资讯时，未必有能力时常求助于AI辨识真假。 Anders认为，在后真相时代，寻找真相已经“很困难”，Sora面世后“寻找真相”将会更困难。“但有意寻求真相的人，他们终究会找得到。” 但他也指出，新闻进入娱乐化已经有一段时间，观众会在不同渠道自己寻找想看、喜欢看的新闻和资讯，“喜欢看新闻热点的人知道在那里看到（相关资讯），想看认真新闻（硬新闻，hard news）的人也知道看什么媒体、平台……一心要寻找真相的人，他们也知道要看通讯社、具权威的新闻机构”。 反之，对于一些不常看新闻、也没有固定接受资讯渠道的观众来说，“可能更难分办资讯的真假”。 Sora存缺憾 电影人称自己不怕被取代 拥有新闻和电影两个学士学位的Anders，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了电影业，参与多部电影和纪录片制作。 在谈到Sora对电影和纪录片制作人的影响时，他表示，在业内的讨论度都很大，“普遍（业者）都比较乐观，觉得自己不会被（AI）取代。”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二 。 其一，“AI的演绎很空洞。”Anders这样说。 他以Netfilx剧集《Love Death + Robots》为例，指出剧中用了AI生成了部分画面，“技术很真实，真人动画也很真，如果未来Sora发展到生成的人也有面部表情，演员也可能会被取代。”但现在的技术还未做得到。 他认为，由使用者输入文字指令，才能生成影片，影片好不好就十分取决于所输入的文字，“写得好代表生成到？很多小说改编电影，都有很大落差，是因为文字有其特性，未必可以完全转化成图像。” 他举例说，假如使用者输入“陈大文哭了”，但哭有很多种状态，到底如何哭呢？ 又假设使用者输入“一滴眼泪从陈大文的眼中流了出来”，但如何流、流多快、流多慢呢？ “演员做得到是因为有真实情感代入，但AI很空洞，只能根据指令生成，而且现在技术也不能百分之百地由文字转换成影像”。 他又补充，假设使用者输入“一名女性在大雪的街道上行走”，那么，在那里？ 日本？ 东京？ “Data（数据）输入决定了结果有多真实，但现存的AI训练不足，加上文字表达有限，没有足够多data输入，令它们（AI）有很多误解、错误判断。”他说。这就导致AI生成出来的影片，并不是使用者所想的，也不能达到使用者的要求。 其二就是以AI生成影像，缺乏弹性。 Anders指出，大多数电影人都相信，“现场真实拍摄才能满足效果，太多（画面）不可以用Sora修改”。 他举例：“例如我要决定在某个场景使用personal（个人）物件，这不能单靠输入文字就生成出来……假设我想生成某人手写字体的画面，但那款字体不是我们认识的标阶体，而是手写字体，这叫我如何输入指令呢？我还要叫真实的人写了出来再输入到AI，（Sora）并没有办法完全tailor made（个制化）。” 目前，Sora仍有不少技术限制，这让一些香港电影人不仅不担心失业，反而令他们更“敢想”。 Anders提到，Sora若最终有助降低电影制作成本，香港电影人也有拍到科幻片的可能。 “香港电影（除了《明日战记》，本土创作很少幻想拍科幻片或灾难片，（我们）不会幻想拍到《Dune》 ，但Sora（发展）愈来愈好，对于科幻片，我们多了一个可能性，可能可以做到真实感比较强的科幻片……而我作为创作者，也会幻想有一日香港可以做到科幻片。”他说。 另一边厢，Sora的诞生对于制作纪录片来说，可能利多于弊。 Anders表示，Sora的出现对纪录片的影响不大，“纪录片是找object（对象/现象）拍摄及长期观察”，重视真实感、重现事实；“Sora有助重现主角以往的片段，也即是我们说的Re-enactment（重演纪录片）”。 他以拍摄人物传记纪录片为例作解释，若要拍摄某歌手的生平，想要重现他以前的演唱会采排片段或一些回忆，“以往的做法就会找人扮那名歌手，或以动画方式呈现，因为可能当时没有拍摄到花絮，但将来可能可利用Sora重塑以前无法拍摄的画面”。 影像制作成本降低 可能冲击从业者的生计 当被问到Sora或其他AI工具为电影业带来的冲击时，Anders坦言：“不敢肯定目前Sora生成到的真实程度，还难言负面影响，除非让人感觉到就像真人演戏一样，没有生硬感，这就变相不需要再有演员。” 他认为，如果真达到那一步，届时导演作为背后的创作者，工作量会大增。 “导演就是make choice（决策）的position（职位），现场拍摄需要取舍，做出不同的决策，导演就需要很有想法。要如何在Sora之下make choice呢？导演的工作量只会更多。因为如果选用了演技很好的演员，导演的工作就变得轻松。但如果没有了演员、变成输入指令到Sora，导演要输入更多的指令……比起一个编剧，导演在Sora的辅助下，反而花的心力要更多。” 曾担任微电影导演的Anders如此说。 那么电影业的行业生态会否因Sora而改变或受到冲击？Anders果断地回答：“会cut budget（减少预算），（资方）一直都觉得做网络广告和电影，不需要那么多budget，有Sora之后， 预计会裁减人手。虽然大部分的人不怕失业，但后期制作部门或多或少也有一点冲击——以往要做五、六小时的effect（特效），现在10分钟就能生成出来。古天乐的天下一（公司）如今也用AI生成配音，这就可以解雇配音员了。” Anders认为，在可见的将来，估计电影公司会缩小团队的规模，但从业者未必会失业，不过“赚少了是肯定的”。因为公司可以在事前外派给AI处理、生成一些影片，再外派出去做后期（制作），这样就节省了拍摄成本和预算。“只是Sora收几钱（多少钱），又是另一个预算了。” 有时会接拍广告影片的Anders也提到，在广告业里，有同行担心“过两年就失业，担心会被AI取代，毕竟广告未必需要有真人，AI可以取代比较多的职位，广告业更需要有creative（创意）的人。” 目前在香港一家广告公司做广告制作的阿迪，则对Sora可能给行业带来的冲击，甚至影响到自己的生计颇为担心。身兼导演、监制的他说，其实在新冠疫情期间，广告业的生态已有所改变，“Producer（监制）一人兼几职，以节省人手，尤其做social media（社交媒体）广告，不会那么多人手架构，copywrite（文案写作）与account servicing（客户服务）都是同一个人做。” 阿迪说，如今新冠疫情过后，香港市场不景气，一些客户会认为，“疫情期间，同样的预算都能做到，为何现在做不到呢 ”，就一直缩减预算。 当歪脑问及阿迪，客户是否会因为Sora的面世，而再减预算？ 阿迪说，其实这几年客户的预算一直在减少，很多人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想以AI生成广告的客户大有人在。 广告人的挣扎：Sora好坏参半 阿迪坦言，他自己也不知道Sora的面世对整个行业是好事或坏事。 “有客人想用AI做图，但了解过后才知道，AI每次生成出来的结果都不一致，毕竟近日才推出锁定物件再生成的功能，（以往）生成后要做retouch（润色、修饰）， 会有bug（漏洞），达不到客户100%的要求，也修改不了生成出来的作品，客户了解过后才打退塘鼓。”他说，AI生成的作品难以修改这一个缺点 ，也令客户却步。 他认为，Sora的诞生“可能是好事，多一些新的事情尝试下，cost（制作成本）节省了。 ” 但创意还有市场吗？ 他说，他与不少行内业者讨论过，“制作预算的时候，一定会有creative（创意）的钱，有production（制作）的钱；如果我省了production的钱，客户又要cut budget ，那么预算就愈来愈少，（我们）赚得更少，倒不如不要调整预算”，就算以AI生成广告，制作人也有工作，“因为需要人手微调（成品），这些都是时间、工夫 ，钱可能少了，但工作未必会少了”。 因此，他尽可能都不会减低制作成本预算，希望保留创意和制作成本。 至于Sora的出现，是否令负责想像的人（创意人）、以至创意更值钱呢？阿迪无奈地说：“创意本来已经不太值钱，尤其在讲求短时间内吸引观众、sell（推销） 到产品的social media上，好像只需洗脑式对白、不断重复想传达的讯息就已经足够，都不需要创意这回事了……因为没有时间和空间给你阐述一个故事。” 阿迪也提到，这对创意人来说的坏事，在实际操作的层面却是好处。 由于香港的广告市场以短影音为主，不像日本有很多平面、实体、印刷品的广告；而Sora很适合用来生成短影音，一个短影音的热度周期也很短，预计未来可能走向这个趋势 ，甚至影片变得更短、节奏更快。 广告媒体监察公司admanGo发表的《2023年香港广告支出报告》显示，社交媒体在去年的香港广告开支中按年14%升幅，当中用户在Instagram上的广告开支高达按年39%升幅；流动广告亦录得按年12%升幅。 这反映数码媒体继续受到广告商重视。 此外，阿迪看到了Sora为自由广告业者带来的便利。 除了在广告公司工作，阿迪本来也是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而业内有不少同行都与他一样，喜欢以个人身分接拍不同广告，而非只受聘于一家公司。 他有时需要利用不同的辅助短片（B-roll）来制作brand video（品牌影片），但短片的选择不多，“如果用Sora，输入指利就生成到想要的片”，这让工作变得更容易。 他也指出，以往在制作影片样本（demo）给客户做参考的时候，需要请人或自行绘画分镜脚本（storyboard），但现在“只需入command（指令）就做到mood board的图”，简化了这个阶段的工骤，“对Freelancer来说，这就压缩到（时间和人力）成本。” 当被问及有否担心被取代，阿迪叹称：“（广告行业）愈来愈难做，很灰心。”他相信自己不是最快被取代的人，估计“最快失业应该是做图的 人（平面设计师），Retoucher（修图师）仍然有用处；而从事3D制作的也危危乎（意指情况不妙），现在简单的3D背景，AI几秒就可生成出来”。 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到悲观，并为转行做准备，“可能之后转为学习和制作甜品、烘焙，也想学习冲咖啡”。 国外广告业的AI应用 综合Anders和阿迪所见，香港的电影和广告业未见广泛应用Sora、Midjourney等AI生成工具。 而在国外，已有部分业者开始使用相关的AI工具，虽难言达到广泛应用，但业内人士开始就此讨论，如何运用这些AI工具。 三年前移居加拿大的港人SiuSiu（萧萧）正在多伦多的广告公司从事文案写作（Copywriter），公司以制作刊出在YouTube上的影片广告为主，也有一些社交媒体广告，行业生态与香港十分着重 社交媒体广告的情况不同。 她表示，同事之间都有讨论Sora、Midjourney、ChatGPT这些AI工具，更有人开始应用在日常工作之上，“主要都是平面设计师，他们会使用修图AI工具，因为可能缩短一些较重复 性的工序，但影片拍摄的团体却较少使用AI工具”，客户所要求的拍摄场景，大多数都无法用AI生成出来，真的要到现场拍摄；而她则会使用ChatGPT，为文案做校对工作。 对于公司如何看待员工使用AI工具来工作，Siusiu表示：“公司、上司其实都很open（开明），不介意我们使用AI工具作为辅助工具，但不是完全依赖AI。”但公司至今未有制定使用指引或守则 。 SiuSiu说，同事之间都会讨论AI工具能否取代他们的职业，他们都较为乐观，认为虽然未来可能有更多的AI应用，包括各个层面（文字、图片、影片、声音）的，但AI工具 难以取代他们，“仍然要有人做修改、把关的工作”，并相信这些职位不可能完全“AI化”。 工作以外，SiuSiu在工余时间也有经营个人部落格。 同样作为内容创者（content creater）的她，拥有两个公开的社交媒体帐户，一个是纪录移民大小事、分享日常生活；另一个则是关于美睫的。 她坦言，与工作不同，她不会使用AI工具来撰写内容，因为刊登的内容都是她真心想分享的，所以她希望以自己的文字创作内容，而不是AI工具生成出来的内容。 阿迪也提到，Sora的面世令更多内容创作者和素人更易“入行”，“（制作内容）门槛降低了很多”，但不论是他还是其他内容创作者，“将来面对的竞争会更 大，content creater、Youtuber、Instagram的创作将会更多”。 而且，当市场上有更多广告采用网络或社交平台发布，“客户就觉得不用那么高的要求，（预算）可以便宜一点”。 他批评，这是香港广告业不健康的行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