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以犯罪、悬疑和刑侦类型为叙事外壳，凭借对上世纪90年代下岗潮的曲折呈现以及对工人阶级家庭两代人的悲剧刻画，在今年的春夏之交创造了极高的口碑和讨论度。然而，围绕着侦探三人组——王响、龚彪和马德胜这三个“失败”男性角色的塑造，舆论也形成了比较大的争议。一种常见的女性主义批评认为，《漫长的季节》塑造这样三个带有浓重“爹味”的男性角色，褒扬他们所形成的男性共同体，仍然是一种男权中心视角作祟；尽管刻画了女性被压迫和损害的社会境况，但剧作对女性情谊的贬低和所包含的女性互害情节，仍然不失为一种潜意识的厌女。 本文并不打算否认这些批评的有效性，但试图补充另一种理解视角：评判一个作品是否站在男权中心视角的标准之一不应该是它是否出现了“爹味”的男性角色，而是作品为何、如何赋予了这些角色这样的个性，以及这些男性气质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戏剧效果和情节发展。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的文艺创作路径是否只有“女性帮助女性”独一种；存不存在一种情况，文艺作品呈现女性互害的情节有可能却是反父权的（例如张爱玲的《金锁记》），就像过去的劳工题材电影中呈现工贼背叛了正在罢工的工人？ “爹味”是怎样通过社会关系炼成的？ “爹味”一般被解释为男性面对女性时以自我为中心、由于缺乏性别特权自省因而滔滔不绝并压制对方话语的说教行为。我们确实很容易发现贯穿于王响、龚彪和马德胜三个男性角色身上的“爹味”。但三个角色却拥有并不一致的个性和社会关系。在剧作中的90年代，王响和龚彪分别代表着桦钢工厂中依托顶替制和社会分配进入单位体制工作的两类男性工人形象。而马德胜作为当时的刑警队长，面对扑朔迷离的桦钢碎尸案一度束手无策，并在工作过程中结识王响，由此卷入到更加复杂和幽暗的工厂改制内幕当中。 如果我们将那种压迫女性并制造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机制统称为父权制的话，那么父权制究竟是如何通过如此不一样的社会关系将三个个体召唤而来，形塑为男性主体的呢。通过剧作，我们看到，工人王响的“爹味”与他被单位体制以及劳动意识形态召唤为一个积极的（男性）工人阶级主体是紧密相关的。 尽管王响最终被塑造为一个公然反对厂长权威因而遭到报复的工人代表的角色，但他在私人家庭当中所扮演的的父家长角色实际上要求他成为一个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相反。这不仅仅由于某种模仿性的社会角色扮演，而且由于实际利益。我们知道，围绕单位体制组织起来的生产和再生产系统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单位体制组织了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活动，并使其成为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一种制度安排。即便在大规模下岗行将发生的90年代末体制转轨阶段，美素（与王响是夫妻）仍然将桦钢支付工伤福利和报销心脏支架手术费用、慢性病医药费视为理所当然，这就是一种反映。此外，无论是王响这种老工人，还是刚刚工作分配的年轻工人龚彪，都根据家庭和婚恋状况分配到一定面积的工人宿舍，这确实也是当时单位福利制度的一种典型表现。但这种单位式的工作福利体制仍然是以典型的父权专偶制家庭为依托的，并对这样的家庭结构起到巩固作用。 我们在剧集中就可以看到王响如何通过反复展演和向其他家庭成员施加父亲的权威来确立自己在共同体中的核心位置，而这种权力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在单位体制中的男性工人威望。例如，妻子美素只能借助王响在单位中的影响来谋求医疗费早日被报销，并同样把儿子王阳进厂的希望寄托到丈夫身上，因而再三催促他向厂长送礼走后门。而儿子王阳渴望摆脱体制、从事艺术的理想从来没有得到家庭的重视，甚至没有机会进行充分表达。尽管剧作似乎并没有对这一点进行充分的反思，但我们仍然需要注意尤其是在钢厂这类重工业部门当中，男性气质的霸权地位可能对性别平等产生负面的影响。在这样的工厂单位里，妻子美素即便没有因生病而提前退休，也很难取得像丈夫王响那样的声望积累和岗位晋升，因而同样难以在家庭中取得对等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应该注意的是，在桦钢这个庞大的单位系统里，工人实际上依照工种和岗位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而家庭出身和成分也仍然是影响劳动和社会分工的因素。王响借助父亲作为建厂第一代工人的家庭出身才得以顶岗上班。当然，子女顶替制作为国营和集体企业招工的一种主要手段，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得到大规模实施的——而这时正是所谓改开的初端。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工作继承，作为一种阶级再生产的手段得到制度安排上的确认，无疑是对一贯的父家长制的巩固——毕竟工作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而正由于其在单位中高级技术工人的地位和火车司机的岗位分工，王响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工资、福利以及机务段工人的尊重。这种等级秩序甚至在工人从火车头车厢下车的先后顺序中得到了体现。 从王响的经历来看，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父权制下的等级制度是如何挪用家庭场域的话语贯穿到生产组织的。如果说“爱厂如家”从50年代起就成为将企业工人召唤为积极生产主体的一种话语形式，此后强调工人作为工厂主人对领导的监督，以及更有系统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也都没有违背这样的宣传话语。但到80年代初，厂长负责制逐渐成为当时工厂改革的一个主要方向，并将职工代表大会这类代表工人民主实践的制度设计排挤开来。这一点在80年代所盛行的一系列工厂改制影象（例如《乔厂长上任记》《T省的84·85年》《血，总是热的》）中得到了非常鲜明的彰扬——力排众议、励精图治的厂长经理人作为代表生产制度现代化改革方向的英雄人物，可能需要同时与缺乏管理、效率低下的基层工人和沉湎在保守政治中、害怕走资的厂党委官僚进行斗争，才能将困境重重的工厂从泥淖中挽救出来。 显然，在剧中，宋厂长这个角色与改革乌托邦影像所塑造出的那类锐意进取的职业经理人形象是大相径庭的。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两面人”：一方面，他可以像王响这样的亢奋工人主体一样熟练运用“爱厂如家”的话语；另一方面，他只是借此掩盖自己以权谋私的地下交易，而不是真的打算接受监督并与基层工人分享权力。从这个层面来说，剧作确实改写了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改革宣传话语。但与其说《漫长的季节》是借助对改制厂长形象的重塑来扭转改革的正当性，不如说它更加关注父权制秩序是如何在改革话语下被进一步合法化并得到实际上的巩固，从而导致了改革开放最终朝着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方向一骑绝尘并无可挽回。 实际上，正是借助社会主义时期单位体制的集体话语以及80年代的改革话语，厂长可以同时充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以及在下岗分流人员名单、招工和日常生产经营上发挥决定性甚至是一言堂式作用的经理人角色——剧作中的宋厂长正是借助这种缺乏工人监督的权力来打击报复工人，借家长之名行拆家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响丧子丧妻、失去工作和生活保障的悲剧是作为一个父权制共谋者的悲剧。正如儿子王阳所指出的那样，王响直到灾难来临的最后一刻仍然宁愿活在梦里，而不愿意真正去审视环境正在酝酿的剧烈变化，最终成为了牺牲品。 《漫长的季节》非常杰出的一点恰恰在于，通过对主要性别角色的刻画和家庭社会关系的呈现，它敢于指出父权制如何借助当时的社会主义单位体制存活下来，并进而影响和掌握工人阶级的生产组织和家庭生活。而不是不加批判地加入到对那种经过意识形态滤镜美化的劳动乌托邦的缅怀和追忆中去，从而为一种没有真正实现的劳动者主权进行虚妄的招魂。 父权制序阴影下法权关系的变化 我们所关注的另一个层面则是本剧为何要采取一个刑侦类型的叙事外壳。这与我们要展开讨论的80、90年代公安机关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警民关系变化有关，也就是父权制秩序如何通过政法系统来进行自我维持。 我们当然可以把王响的“治安积极分子”身份识别为一个男性工人的积极主体在工人阶级社区中被召唤出来的结果，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不见外”的主人翁意识所驱使的行动在一开始基本是碰了冷钉子，甚至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经过80年代保卫“四化”、为经济建设服务以及90年代转向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警察系统改革以后，让群众参与对司法和执法权的分享已经是一件令人耻笑的事。对于王响这样一个处处争当先进模范的工人来说，他本人也绝没有什么激进的政治立场，而只是朴素地将人民警察视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不仅仅是将其视为一种宣传口号。这里的喜剧性恰恰在于，一个被纯粹意识形态所召唤的“普通群众”，认为自己有正当资格和合法渠道来分享政治权力；而此时的另一边是正在经历法制化和职业化的国家暴力机关——司法和执法队伍。如果他们不是很容易在实际上脱离了“群众”的话，那至少也是变得越来越封闭。 一方面，刑警队长马德胜正是依靠王响这只“眼”取得了前期侦查阶段的进展；但另一方面，也正由于提前推测到沈墨的不幸与收养家庭有关，马违反规定异地询问和殴打嫌疑人沈栋梁（沈墨的养父），导致自己被停职。如果我们将侦探三人组的最终成果也囊括在内的话，那么这是一个罪犯无法被绳之以法，而行使正义之人受到惩罚，最终雪洗冤屈的故事。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关注人命案的刑警被撤职；与此同时，投局长所好积极办理港商失踪案和阻止工人“闹事”、服从领导命令到桦钢值班的刑警李群却直上青云。而在剧作的最终，以李群为代表、依靠专业队伍和技术进行侦查的体制内警察并没能比体制外的民间侦探三人组提前破案，则更是一个赤裸裸的讽刺。 这里所提出的关键问题在于，普通人究竟何以维护正义？我们看到马德胜在职期间所致力于追求的仍然是一种守序的良善。例如当他面对桦钢工人集体示威时，尽管他对这些人抱有同情，但他仍然必须扮演自己的职业角色，对号称改制的工厂领导进行保护。一句“有问题都自己解决不是乱套了吗”，则更是直接否认了工人民主和自决的可能性。直到当他面对一系列关联的案件感到无力，并与局长的领导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导致自己被停职时，他才可能意识到他曾经维护的与他所愤愤不平的也许是同一套体制——一种自上而下的父权等级制官僚制度。而此种愤愤不平为他加入由王响发起的民间侦查小组进行了铺垫。也恰恰是在这种民众自发的侦查组织当中，我们得以一窥工人民主可能如何打破固有的劳动职业分工甚至是工作体制本身，对父权制所制造的历史创伤进行打捞和审视。 共同体的塑造与破裂 《漫长的季节》中所塑造的共同体是非常多样的：既有被深嵌于单位体制的工人阶级共同体以及与之深度绑定的父权制家庭，又有脱离于体制而逐渐衍生出的年轻人帮派；既有依托人际关系形成的民间侦探小组（在剧中成员都被塑造为男性），也有在私营企业里依托同事关系形成的女性情谊（在剧中被塑造为脆弱的关系）。新旧共同体的交替可能反映了那个转轨年代社会关系崩塌和重建的复杂局面。 那么，该如何看待那种剧作呈现了女性互害情节的批评呢？通过对剧作女性角色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些角色并没有被编剧“强加”先天的互害动机——也就是说，女性互害的情节并没有作为一种对女性关系的刻板印象而被应用，而是放置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予以足够多的角色塑造和情节铺垫进行了说明的。 以颇具争议的殷红这一角色为例，她与沈墨的关系最初是最接近于女性情谊模式的——在遭遇困难时，她们彼此之间形成了非常良好的情感支持和互动。但是最终，这种女性共同体仍然破裂了，甚至演变为利用、雌竞和互害。那么，这种破裂是由于她们都是女性角色吗？显然不是。而是由于她们在女性身份之外的其他嫌隙：家庭阶层和教育背景的差异；工作场所中的劳动分工和等级制度；（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服务商品化所产生的竞争；性工作者本身的污名化。而这些嫌隙都可能导致她们难以实现更加深层的理解和共情。另一方面，沈墨创伤的难以言说也导致她们错过了巩固关系的机会。而这种难言恰恰不是剧作本身的问题，而是展现父权制对女性伤痛的压抑——我们想一想沈墨由于那封张贴在学校的公开举报信而遭受的荡妇羞辱——这种压抑又进一步分化了女性关系。与这对女性关系形成一个对照的是殷红与巧云的关系。女工李巧云在从桦钢下岗后不得不到维多利亚打工，成为陪酒女。由于两个女性角色之间并不存在太大的嫌隙，她们并没有发生殷红与沈墨之间的那种破裂。相反，殷红对巧云扮演了一个至始至终的照顾者的角色。 但是，剧作在将着重刻画的侦探三人组全部塑造为男性，并将众多女性角色都塑造为缺乏主体性的边缘人物时，很难不让观众产生一种厌女的印象。从编剧的角度来说，将女性角色例如巧云加入侦探小组并不是一件存在技术困难的事。相反，巧云作为带头领着女工上厂办主任办公室去“闹事”并砸破主任脑袋的这么一个角色，在性格上参与侦探并不突兀，只需要额外设置一个入伙动机，例如寻找往日的厂办主任补章。而巧云曾在维多利亚工作的剧情设置，原本可以很好地为推进侦探情节服务——沈墨和王阳也曾在维多利亚工作，而这正是王响在日后向巧云询问情况以求对侦查有所帮助的原因。当然，在这里，我们仍然可能作出另一种理解，即王响的“爹味”以及父权制下对女性服务业工作者的道德贬低使得巧云在剧中难以配合王响的请求。但这种设定导致了当前剧作缺乏以女性下岗工人作为主角的刻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此外，不同共同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可能在向我们传递非常重要的信息。毫无疑问，体制外兴起的私营企业以及年轻人帮派为下岗工人子女一代提供了脱离单调和逼仄的单位体制和家庭的空间。而父权制在这些空间当中以另外的方式获得了重组或移植。对于沈墨这样的女性来说，在逃离养父的控制和侵犯尚未成功的同时，她面临来自娱乐工作场所维多利亚的老板和客人的剥削和羞辱，随后是港商的侵犯——而港商是为体制转轨提供外来资本和技术的重要人物，因而受到当地官僚阶层的优待。在维多利亚，来自父权的直接操纵不见踪影，但性别权力关系的不对等仍然存在，并通过商品化关系假以平等和自愿的修饰。对于殷红来说，当她遇见港商卢总时，她一度梦想着被他带回香港，成为一个阔太太。尽管沈墨最终的复仇依赖于游离体制之外的青年帮派，但也应当看到保卫科科长刑建春的走私生意所依赖的同样是这类帮派。悲剧性地，被欺侮和损害的青年共同体并没有真正在挣脱父权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的结局要么是被打压，要么是被收编。 而描画年轻一代在新兴社会空间当中同样面临困境，也并不意味着剧集在试图将推崇的价值导向对单位体制的怀旧。恰恰是通过塑造年轻一代与父辈不一样的憧憬和理想，剧作几乎没有保留地指出了工人阶级的子女已经不再向往那种他们的父辈所试图挽回的历史记忆。正如王阳面对沈墨所倾诉的那样，父亲王响作为一个火车司机，本来可以开着火车沿铁路线去到更多地方，去看更大的世界。但王响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桦钢。这实际上反映了单位体制下与户籍管理制度相配套的静态治理模式。王响一代所依赖和留恋的单位型工作体制可以说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控制。如今，单位作为一种主导的城市组织和治理模式已经远去了。只是，沈墨、王阳作为子女一代的欲望仍然在一种并不可谓全然新的控制体系中被引导和形塑。当我们逃离旧的时代，一味地向前看，“搞搞新意思”的时候，我们在多大程度上陷入到另一种与父权制同源的制度安排当中。 不过，王阳、沈墨一辈对于文艺（或曰游戏）的理解仍然为我们今天以工作和生产为中心的国家/工作体制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另类想象。这些或许也是《漫长的季节》所要提请年轻观众注意的主题。 在剧集的最后，王响养子王北到北京考取了艺术学院。但我们很难说这到底是王北自己的意愿还是王响出于对亡子王阳的怀念而将其遗愿加诸于养子之身。在王响给王北践行的晚餐上，王响劝王北不必纠结于离家太远而使父亲得不到照顾，“年轻人应当去北京谋求自己的事业”。但是当王北回到自己的房间，偷偷拿出那件原本准备送给王响的新毛衣时，王北显然也受到了这位养父的伤害。剧作正是通过这样微妙的方式点明了父权制仍然没有消退、自由并不唾手可得的现实。 最后，让我们回到那个有争议的问题上来：文艺作品可以塑造“爹味”男性角色吗？我想，文艺作品可以成为承载我们的理想世界的地方，也可以成为描画现状、揭露丑恶的空间。没有一部文艺作品是单纯依赖某一种单一的创作方法而创作出来的。而采取什么样的创作路径本身并不应当成为评判作品好坏的标准。关键是，它何以如此，以及它通向何方。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