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上一年的喧嚣依然偃旗息鼓，但是很多中文读者心中的郁结想必仍没有解开。回顾上世纪的现代性发展，除了带来人类科技狂飙式的发展，同样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哪怕此时这个春节仍然一片祥和，可人们都隐隐发觉到在可见的未来，相似的历史很可能将卷土重来，而汉娜阿伦特的早期作品《极权主义的起源》想必可以给当下提供某种历史性的观察。 已故犹太裔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的成名巨著《极权主义的起源》（简称《极权》）去年底在台湾再版。新译的中文版本除了将原著的“三大支柱”结构——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分成三册印出，新译本不仅将阿伦特冗长的德式英文，翻译成更通顺的中文语句，而且在翻译专有名词上更能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翻译准确度的提升，并另增译者批注，能够让读者更容易掌握阿伦特复杂的思路，以及章节之间微妙的关联。 极权主义的幽灵仍潜藏在当代社会中 《极权》的结语写道，“历史上的每一个终结都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端。这一开端就是应许，是终结所能产生的唯一‘讯息’ 。”对于先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进出法国的纳粹集中营，再飘泊到大西洋远方寻找安居乐土的阿伦特而言，写下《极权》不但是要理解上世纪泯灭人性的政治灾难之由来，更重要是在动荡的时代寻找释怀的方法，终结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尽管阿伦特于1975年因心脏病在美国逝世，无缘见证苏联解体迎来的“后极权时代”，而她眼中的极权政治代表——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现今也已成回忆，令《极权》乍看似是对当代的政治现象难有解释力的脱节文本。但诚如她在《理解与政治》所言，“唯有在某些无可挽回的事情发生后，我们才能尝试去追溯其历史。事件照亮它自身的过去；但它绝对无法从这个过去中推导出来。”因此，《极权》的意义一方面是以当年较创新的现象学研究方式，回溯和叙述极权主义兴起前，18至19世纪中欧和西欧的政治和社会历史源头；另一方面也反省与批判西方的现代性困境，以及指出极权主义的元素和其政治目标尚未消失，反而隐藏于我们共处的现代世界，静待历史的偶然性将之唤醒。 《极权》于1949年写成，1951年出版，初版称为《我们当前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书中分析极权主义政体跟过去专制的本质差异。然而在史料铺排和理论框架上，本书绝非简明易读，原因是本书要处理的历史主题和素材至少横跨数百年，而且原本的写作大纲只是针对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来构想，并非现时所读的“三大支柱”结构，更算不上是这些概念的“起源”。 即使在二战结束后，阿伦特已写成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篇章，但初稿出现极权主义的描述和分析亦屈指可数。然而1947年左右，阿伦特欲将斯大林统治的苏联纳入研究范围，并认为苏联显然与纳粹德国的“种族—帝国主义”并非一丘之貉，才考虑以极权主义同时指涉和疏理出两种政体的共性。换句话，读者翻开这本“砖头书”时，一方面会发现三大支柱的篇幅已经可以独立成书，同时也难以找到清晰的主轴，串连起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脉络。 与阿伦特同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亦曾批评《极权》欠缺统一性，而阿伦特的回应则表示她是要“探索极权主义的元素，并在历史范畴中予以分析⋯⋯因此本书并不真的处理极权主义的‘起源’⋯⋯而是对那些结晶成极权主义的元素作历史性说明⋯⋯”。故此，《极权》的写作手法讲究修辞和描述，旁征博引大量传记和写实小说，即使不是传统学院派的行文风格，其创新和独特之处也算是另辟研究路径，以理解上世纪的政治浩劫。 反思犹太族群本身在“纳粹大屠杀”中的历史渊源和问题 虽说阿伦特最具争议的著作或非是《极权》，而是后来代表《纽约客》亲身前往以色列出席“最后的审判”而写成的《平庸之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平庸之恶》）。此书不但惹来犹太族裔的同胞口诛笔伐，甚至连亲友亦对阿伦特竟然以冷静、平实的笔触，来形容“终极解决方案”执行者的艾希曼大表不解。然而身为犹太人的阿伦特批判其族裔的政治意识，不但可以追溯至她在1930年代离开德国后，在法国参与犹太复国运动的经历，更可以从《极权》里谈及反犹主义的篇章，窥见其看待自己族人的思想轮廓。 阿伦特并非以犹太人与基督教的千年恩仇反思反犹主义的起源，反而是将起点设定在17和18世纪的西欧和中欧的君主制时期。当时只有个别犹太人因协助君主管理金融而成为社会权贵，然而法国大革命后民族国家兴起，商业活动需要大量资本和信贷支撑，犹太人的富有阶层将财富集中起来，以经济组织的角色由社会边缘移向中心，整体地位才步入解放时期。惟此时反犹主义仍是社会层面上的歧视，并未成为政治的风潮。 然而19世纪末，帝国主义时代走向尾声，欧洲强权殖民的足迹遍布全球。这种为“扩张而扩张”的资本主义运作，若无国家积极的政治协助和介入，已难以继续无限扩张。同时，犹太人在帝国主义末期失去过往在国家商业运作的独有地位，经济组织的功能日渐化。阿伦特认为，欧洲的犹太民族作为群体，一战爆发前数十年已经和民族国家一同分解，分化成富裕的“个体”。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盲目扩张，拉开贫富差距，使至中下阶级只能选择向上爬升为资产阶级，或沦落为无产阶级。这个大环境除了蕴酿出各种左派政治运动，后来也更成为反犹主义兴起的特殊条件。 由于犹太人数百年来替各国政府穿针引线，处理金融相关事宜，这个金融掮客的刻版形象，渐渐成为政客宣扬憎恨犹太人的宣传材料——银行家是无工作和生产能力的剥削者，也是令下层阶级生活充满挫折和不幸的始作俑者。然而阿伦特的解释亦指，基于历史原因，犹太人作为没有政治共同体而质朴无根的民族，其无国籍政治意识和参与政治事务的能力，最终形成了政治冷感与被动的习性。以至于19世纪西方政治和社会爆发连串灾难时，犹太人作为个体已无法组织起来寻找安稳的生活。这个观点不仅回溯了犹太人政治意识的缺失，在此思考基础之上，她后来也扩展成《平庸》里批判犹太居民委员会在纳粹种族灭绝中的责任问题。 民族国家运动中衍生的少数民族和人权问题 从犹太人的处境里，阿伦特亦发展出一套论述，阐释现代人权的理想与民族国家保障人权的根本落差。虽然各种人权宣言声称，权利法律的来源将不再是上帝命令或历史习俗，而是人与生俱来之物，也是说确立人权不能诉诸权威——因为“人是自己之本，也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之本”。然而人权表面上常被假设和定义为“不可分离”，即独立于所有政府，但执行时却与民族国家纠缠混合，需要自己的政府充当权威来执行和保护。结果少数民族若被多数民族的政府排斥、摒弃，成为无国籍者，人权根本就无从说起。失去民族权利也就是失去人权。 阿伦特其中一个核心倡议，是不将任何政治或社会权利作为人权的基石，而是宣称人需要拥有“拥有权利的权利”（right to have rights），方能让其他的权利获得更好的保障。原因是丧失人权者首先是失去家园的权利——即人们出生和确立自身独特地存在于世界的社会环境；而第二种是权利才是政府的保护。因为要根本地剥夺人权，先要完全剥夺人存在于这世界的位置——“一个能使言论产生意义、行动产生效果的位置”。因此阿伦特曾明言，公民权是比自由与正义更重要的人权。 人类不是生而平等，只能靠彼此决心，保障互相的平等权利，并成为群体一员而获得平等。但当代高度发展的政治社群里，民族主义者常常坚持种族内部的一致性，原因是希望尽可能消除人们之间天然的差别，同时借群体的差异，挑起盲目的歧视和仇恨。故而，阿伦特分析上世纪欧洲犹太人处境的框架并未过时，更可用作理解当下多国难民被边缘化的处境。 纳粹和苏联极权的统治形式：意识形态和恐怖 在《极权》的第三节章里，阿伦特开始大幅地讨论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并与纳粹德国相题并论，尝试勾勒两者的极权元素。《极权》除了从群众运动、组织与宣传，以及秘密警察等多角度描绘极权政治的元素，更将分析提升到哲学理论层面，强调极权政治是“史无前例的新管治形态”，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政权尝试把人，区分成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然后创立集中营或劳改营，屠杀和改造所谓的“敌人”，更没有政权公然取消人“不可杀人”的道德信条；甚至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就连人性亦可改造。 然而这种追求对人类全面统治的狂热思想，只能固执地靠意识形态来推动和支撑。不论纳粹的种族优劣论，或是共产主义相信阶级斗争是历史法则，两者的政权都是建立在支配民众的意识形态为统治手段：认定人类整体的历史意义有其终极目的，即是政治事务都是为了实现纯粹的人种（纳粹）或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而行，结果把其支配的国度堆砌成封闭、虚构的世界，完全容不下与之并行或相悖的世界观。 阿伦特点出现代专制政体与过去一切暴政的根本区别，在于恐怖不再被用作手段来胁迫和威胁政治对手，而是作为工具来统治恭顺的民众。《极权》谈论上世纪人性崩坏的历史起源，某程度上也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省与批判。在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出现前，相信没有人天真得会尝试将人类当作机械、将道德律令视作无物，扮演上帝去创造无瑕的“新人类”。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一切可想像的皆有可能发生。21世纪极权政府看似早已埋藏在历史中，但只要我们细心留意周围的政治环境，也许会发现构成极权主义的元素和政治目标根本没有消失，而是以改头换面继续存在于我们共同世界里。这是《极权》能超逾时空的可读之处。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