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很难公允地评价政治领袖的功过。尤其是权力愈大、愈能左右历史走向的人物，其附带的责任亦愈大，使至他需要为一切看管范围内的事情负责。 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刚在12月29日以百岁高龄逝世。虽然他的任期只有一届（1977至1981），竞选连任时败给里根，但也可以说是非战之罪：他主政时美国国内正陷入滞胀——高通胀、高失业率，以及能源危机的三重打击。外交方面，他又要面对美国撤出越南后的国际地位衰减、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挑战、坐视以色列和阿拉伯诸国无日无之的中东战争影响美国能源安全，还遇上突然令美国失去中东重要盟友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但即使在如此艰难的背景下，他还坚持推行“人权外交”，同南韩、台湾、智利等传统右翼独裁政府盟友交恶。 历史未必会说卡特政绩丰盛，深受民众爱戴。但一定会说他是位“适应时代变迁时，原则不变”的君子。这种精神更为他赢得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耀。 时势造英雄，“水门事件”之后入主白宫 1924年，卡特出生于佐治亚州一个花生农场主家庭，年少时热衷讨论政治，亦有虔诚的宗教信仰。 1946年从海军学院毕业后，先担任了七年军官，然后回到家乡普莱恩斯（Plains）参政，并在1962年步入州政坛。虽然他首次在1966年竞选州长落败，但下届即卷土重来成为佐治亚州州长，是为当时最年轻的南方州长之一。 “种族歧视的时代结束了。”卡特在州长就职演时说。卡特的施政带有理想主义和进步的观念，出任州长时期，已强调生态保育、政府效率和消除种族歧视为施政主轴。 1974年12月，雄心万丈的卡特宣布竞选总统，展开为期两年的竞选活动，势头逐渐增强。他先后与福特（Gerald R. Ford）辩论三次，并于全国代表大会击败后者，赢得为民主党出选总统的资格。 然而，卡特数年间由州长一跃成总统参选人，某程度上也是时势做英雄。 1972年爆出的“水门事件”，以及后续引发的宪政危机，不但让时任总统尼克松狼狈地宣布辞职，也令民众强烈关注总统权力和行政部门的诚信——“体制已崩坏”是当时不少民众的印象。因此水门事件后，卡特竞选时将自己标榜为华盛顿的局外人，并强调自己有坚定原则，可以恢复民众对领导人的信心。没有尼克逊及其内阁作茧自缚，试图掩盖真相，阻挠国会调查，卡特未必想到如此鲜明的公关包装，找到入主椭圆形办公室的秘诀。 卡特主政白宫只有四年，或许时间不能让他有足够时间妥善处理国内的问题。他在位时期适逢美国陷入滞胀，通胀率在四年间逐年爬升，到了1980年已达双位数，而且失业率高居不下。当时联储局主席伏尔克（Paul Volcker）为解决通胀，在1980年用上极端的紧缩货币政策，一下子把利率调升至20%。。 伏尔克的思路，是利用20%的高利率将社会的消费需求压缩到极致，制造一场彻底的经济萧条，彻底打碎市场对物价上涨的预期，从而先解决“滞涨”中的“滞”。唯有如此，之后的美国政府才能通过减税、增加政府开支、降息等不同手段促进经济回稳，没有顾虑地解决“滞”的问题。 卡特总统的“差口碑”很大程度源自这次“激进加息”。回看1980年1月的盖洛普民调，当时卡特总统的满意度还维持在57%的高位，只有33%受访者表示不满意。但到了大选前的1980年10月，满意的数字则正好调转到33%。人为制造的经济萧条令无数家庭失业、企业破产，但却实实在在遏止了美国长达10年的持续性通涨。 许多人如今将里根视为“带美国走出经济泥潭”的英雄，但若没有伏尔克时期的毅然动作，里根“减税促投资”的政策也只会拉起新一波通货膨胀，吞噬几个百分点的经济成长率。说“里根摘了卡特”的果实其实并不为过。更难得可贵的是，虽然美联储决策理论上不受美国政府影响，但卡特能坐视美联储在其大选年推动“正确”但对他个人选情不利的货币政策而不加干预，实在称得上是“高风亮节”。 “忍耐外交”理念虽有斩获 亦有功败垂成 不过卡特能挂冠诺贝尔和平奖，标榜人权和外交成就才是其功绩所在。 “忍耐外交”（patient diplomacy）是其外交理念。在冷战后期，卡特即使深明美国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也坚持不采取穷兵黩武的方式，尽可能以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这一点在他卸任总统，获得更大的行事自由度后更见明显。 卡特最为人熟悉的成就，是成功邀请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Anwar Sadat）和以色列总理贝金（Menachem Begin）同赴大卫营，斡旋两国签定和约，条件是以色列将其占领的西奈半岛归还予埃及，以建立全面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次成功至少有赖两个时机，一是主政埃及的泛阿拉伯主义倡导者、主战派纳萨将军（Gamal Abdel Nasser）恰巧在1970年英年早逝，交棒给萨达特；其次是1973年“十月战争”后，以色列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明白“战争非和平”的道理。然而，卡特能结束两国长达30年的敌对状态，创造出史上首个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其功劳主要在善用时机，并找到两国领导人愿意妥协的平衡点。这也是现今逐步解决以色列立国后乱局不断的起点。 中美关系上，卡特延续了前任尼克逊的政策大方向——“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即借着中苏关系交恶，逐步与中国建交官方外交，并舍弃台湾的邦交关系，希望以此围堵和孤立苏联。当年两党改为承认中国的共识，的确背离二战后美国对台湾的道义责任。虽然在《台湾关系法》取代《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下，美国仍有义务“协助”台湾自我防卫，但政治现实有时就是那么冷漠无情，毕竟赢得冷战才是美国当年的头号战略目标。 然而卡特的忍耐外交亦有功败垂成，甚至倒灶的时候。卡特最初寻求与莫斯科合作，以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ALT II）取代第一轮的成果，好让两国大幅裁减核武储备。经过七年谈判，三届政府的努力，卡特与勃列日涅夫终在1979年6月于维也纳敲定条约，两人并在霍夫堡皇宫内交换了著名的“和平之吻”。惟国内舆论反对，加上同年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国会迟迟不愿审议条约，反而以杯葛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以及限制粮食和高科技出口，回应苏联的侵略行动。尽管SALT II从未经参议院准该，但美国至1986年里根政府单方面终止前仍有遵守条款。 要算到卡特任内最大的外交挫折，莫过于是直接使其连任失败的“伊朗人质危机”。 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后，一群学生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扣留了60多名人质作筹码。起初卡特欲以外交渠道解决事件，但当时伊朗神权政府提出两项美国不可能接受的要求：一是送回在美国政治庇护的巴列维国王；二是为1963年支持推翻左派首相摩萨台的政变道歉。僵持之下，卡特只能一方面借中立国瑞士继续与伊朗交涉，另一方面批准军事营救行动。惟行动执行时如灾难般失败，多名美军阵亡，惹起更大的民意反感。 1980年代，有阴谋论指竞选时期，里根团队为阻止人质获释，应承给予德黑兰武器，以让人质一直被扣押到选举之后，以防“十月惊喜”出现，让选情低迷的卡特成功翻盘。惟1993年的国会小组委员会发现上述指控“尚无定论”。也许现在已无法知道真相，但人质的确在里根宣誓就任后随即获释，而卡特最终亦只能以“特使”，而非总统的身份迎接人质回家。 相比近代的美国总统，他是一个少数的“理想派” 或许卡特离开总统职位后，不再需兼顾选举压力，平衡党派立场，可以换来更大的行动自由，实践其外交理念。相较其他前总统，卡特卸任后在政界仍十分活跃，不时发表对继任人的意见。例如他曾批评里根在促进“中东和平缺乏进展⋯⋯不为任何不愉快的事情负责方面非常成功”；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后，卡特亦说时任英国总理贝理雅对小布什“奴颜婢膝” （subservient），并对其行为“感到惊讶和极度失望”；到奥巴马时期，他亦批评美国没有关闭关塔那摩湾拘留营，并说“那里的囚犯遭受多次水刑折磨⋯⋯”，并认为美国需要“扭转政策，重拾道义的领导地位”等等。 同时，随着卡特创建非营利组织，以及其影子外交官的身份，他的足迹亦遍布全球，包括曾经监察巴拿马的选举程序、调解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战争、参与北韩核谈判、促成海地政权和平移交、波斯尼亚内战的停火协议、出访柬埔寨探访难民，以及到越南为穷人建房等⋯⋯或许在公众心目中，卡特卸任后的形象还要比在位时更受欢迎。这亦是他获颁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之一。 同样地，相比近代的美国总统，卡特或许是少数的理想派。在2004年的访问里，卡特明言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深感担忧”，并说美国“绕过联合国，或贬低其工作的取态，试图单方面处理世界问题。通过军事行动将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已是强大和早期的可能性，而不是最后手段。这种以行动证明的强烈取态，是放弃所有历任总统批准的重要国际协议，并阻止协议在萌芽阶段的实施。”卡特对世界的看法，批评者会说是天真和脱离现实，但支持者则会赞誉他倡导国际规范和人权。 历史是成败论英雄的故事。卡特只是接过福特和尼克松等前人留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在有限的空间内，按自己的理念和能力，试图改变历史的发展。他曾经在和平奖演说时，引用其小学老师的告诫，说要坚守“适应时代变迁时，原则不变”，并说老师介绍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将这巨作理解为“善良和真理等简单人类特质，可战胜强大的力量”。相信这种品格和处世理念，就是卡特留给世人的礼物。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