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很操蛋。”

这是阿葵听说“离婚冷静期”通过的消息后，最直接的反应。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民法典》，将自2021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其中第1077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俗称“离婚冷静期”。

条例甫一公开就引发巨大争议，微博上“离婚冷静期”的话题在三天内获得超40万讨论帖、近5亿阅读成为热搜，“不婚保平安”的评论四处刷屏。

最大声浪的抗议和质疑来自女性。有人留言“感谢这些人大委员每天一个恐婚小技巧”，“2021年以后结婚的各位，要先‘冷静’一下了”；也有辛辣评论：“在中国，同性恋不能结婚，异性恋不能离婚”；还有90后女性的调侃：“我们这一代人，出生时赶上了计划生育，现在到了适婚年龄，又赶上离婚冷静期。”

为什么这样一条无差别针对所有人的法律，会在网络上引起女性如此之大的反弹？三位身处不同的生活环境，却同样“生于计划生育，适婚时请离婚冷静”的女性，谈了谈她们的经历、感受和思考。

逃离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有

子涓今年23岁，在一座一线城市读研。两会前，她就在微博看见“离婚冷静期”可能会在《民法典》通过的消息，也见到当时很多人反对。最终通过的结果出来后，她在微博和微信群里亲历了一场愤怒的讨论：大家觉得，“离婚冷静期”抬高了离婚成本，这对在婚姻中本就处于弱势的女性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子涓觉得这事有点好笑，对于降低离婚率而言，这样立法会适得其反：“本来结婚大家好像都是冲着希望过一辈子吧，并没有谁结婚的时候会想，我以后一定要跟这个人离婚”，但现在，“离婚冷静期”反而提醒大家：结婚要谨慎。

另一方面，她认为“离婚冷静期”实施后，遭受家暴的女性更难摆脱危险的处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公布的数据：2016-17年间审结的离婚纠纷案中，有73.4％的原告为女性；一方想离婚，另外一方不同意离婚的案件占91.09%；14.86%的案件系因家暴，其中91.43%的施暴者是男性。

法律界解读，家暴属于例外情况，不受离婚冷静期的限制，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离婚。但子涓和她的同学并不买账：即使在法理层面有这样一个例外区域，但落实到具体个案，依然很难操作。法律专业的同学告诉她，在条例出台之前，所谓的“离婚冷静期”其实早已开始了——如果提出诉讼离婚，不仅要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而且一审通常不会判离，需要6个月后再行申请，有时一场离婚官司可以拖两三年。

子涓并不是坚定的反婚主义者，但她仍然觉得，“离婚冷静期”的出台让自己对婚姻多了一层排斥，“会觉得还挺恐怖的”。她和身边的朋友都未婚，对婚姻主要还停留在想象，但大家感觉相通，都无法忍受对自由的限制——当想到自己想离婚却离不了，“就会觉得很心累”。

子涓已经目睹身边的女性长辈如何在婚姻中失去自由，包括她的母亲。

子涓出生前，她的妈妈一直在银行上班，生下子涓后，她就放弃工作，全职照顾家里。子涓大一点之后，她先后到银行、居委会和超市工作，每一份工作时间都不长。子涓觉得，比起每日重复忙碌的家务，妈妈很愿意出去上班，因为上班之后她整个人都变开心了。

 

不过，在妈妈看来，家庭才是她生活的重心。下班回家后，所有的家务依然还是妈妈承包，即使她会觉得非常疲惫，经常因此和子涓的爸爸吵架，但事后，她还是觉得这些是她的——女性的——份内劳动。

在子涓看来，她的许多女性亲戚、长辈都和她的母亲有着相似的生活轨迹。她们始终认为，如果家庭需要自己，就必须马上放弃其它一切。这样的观念也被她们施加给下一代。

随着毕业临近，子涓也渐渐感到父母催婚的压力，但她并不认同这些期待，“如果没有十分、十分必要的话，我不会进入婚姻”。子涓想找一份离家远一点的工作，尽可能守护自己的自由。

能够从传统婚姻家庭中逃离的女性，多少有一些‘特权’。

但她很清楚，能够从传统婚姻家庭中逃离的女性，多少有一些“特权”：在城市生活长大、经济上相对宽裕、父母能够给到一些支持、周围的舆论也相对宽松，因此才能够面对四面八方的压力。比起母亲一辈，子涓这一代人在婚姻的选择上有了更多空间，但这样的自由不是每个女性都能拥有。

不同于微博上最近流行的“反婚反育”“不婚保平安”的说法，子涓觉得要看到人在不同情境下所做出的不同选择，对“不想结婚的人”和“选择了婚姻的人”，应该给予同等的尊重。毕竟，只要有人渴望摆脱婚姻和家庭的束缚，因而选择单身，就会有人出于情感或经济上的考虑而选择婚姻，选择一个“安全稳定的家”。

 

 

“你总要有一个自己的家”

阿葵和语冰，分别是那个“不想结婚的人”和“选择了婚姻的人”。

在深圳的工业区，30岁的阿葵回避着家里一次又一次的催婚。综艺节目在赞美成熟独立的女性，“乘风破浪的姐姐”，“三十而立，三十而骊”，但阿葵的30岁没有这些，在她妈妈眼里，30岁不结婚就是一朵奇葩，家里有个大龄未婚的女儿，她都“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怕被人指指点点”。

在阿葵北方农村的家乡，年轻女孩只要不读书、出去打工，就马上会有人上门提亲。家里如果生了儿子，打从孩子一出生，父母就开始为筹备高额彩礼努力攒钱。环境如此，阿葵多少能理解妈妈的压力，也会有一点愧疚，但这种愧疚感很快烟消云散。

阿葵的妹妹早已结婚，孩子5岁多了，妹夫在工地上干活。在她们的妈妈看来，两姊妹“没本事”，既挣不到大钱，也没攀上好婚姻，无法帮她们的弟弟买婚房。

阿葵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替弟弟买婚房是理所应当的？为什么女性在家里一定要“吃亏”？她觉得不公平，不仅是因为女性对家庭的付出，也因为这样的付出并没有给她们换来家庭地位，甚至最后让她们无“家”可归。

她始终记得一件事。上一次她回家过年，刚到家不过两个小时，就因为催婚的事和家里起了争执。妈妈对她说：“你总要有一个自己的家。”

阿葵问：‘这不是我的家吗？’ 妈妈说：‘这个不是你的家。’

 

阿葵问：“这不是我的家吗？”

妈妈说：“这个不是你的家。”

 

然而，靠结婚拥有“自己的家”，也并非一劳永逸。阿葵目睹了身边好几个女性朋友结婚后，被孩子和家务束缚，没有收入，没有话语权，离婚后没有经济实力，也就争不到孩子的抚养权，最后“连一个可以被称为家的地方都没有”。

在外独自漂泊多年的阿葵，对原生家庭没有期待，对婚姻也没有憧憬，“我在哪，哪儿就是我的家。”

 

94年出生的语冰，则在25岁那年和相处了两年的男友组建了家庭。回想起这一决定，她觉得就是顺水推舟：家里催婚催得紧，不结婚就要天天被叫去相亲，在老家，恋爱谈了两年，已经算是“拖”得比较久了。她心想反正也躲不过去，这个对象又“还行”，结婚就结婚吧。

在此之前，她对婚姻既恐惧，又有浪漫的想象。恐惧是因为“不好的新闻看多了”，担心遭受家暴，也不愿处理复杂的婆媳关系、家庭关系。浪漫的想象则是因为“电视剧看多了”，幻想有一场童话般美好的婚礼。

这两种想象都被打破了。夫妻之间平等相处，凡事都能沟通，新家庭里也没什么复杂的关系在等着他，语冰渐渐打消了恐惧。不过，在操办婚礼的过程中，她也意识到，广告里那些美好而感人的婚仪，是靠真金白银垒就的。双方都是家境一般的农村孩子，村里人“实在”，婚礼没什么花样，简简单单地就办了。

语冰给自己的婚姻打了60分，“及格了反正”。婚后，她也遭遇了关于“家”的尴尬。她和丈夫住在城市，并没觉得婚后生活有什么变化，周中工作，周末娱乐，分享心事，偶尔也会吵架，但当他们回家过年，语冰发现，“家”的含义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

结婚前，语冰和男友各回各家，她的爸妈总会早早在门口迎接。但婚后，“自己家”变成了“娘家”，“丈夫家”变成了“自己家”。第一次跟着丈夫去他家过年，语冰在门口看不到自己爸妈，她“还没适应这个节奏”，一下子就开始想家了。

她打电话给妈妈，说自己想她了。妈妈在那头嗔怪她不懂事，说人家又没有对她不好，不应该这样。“现在又有一个人疼你啦，还不好吗？”

语冰感到一阵委屈，在电话里哭了。她觉得妈妈没能理解她的心情，“我始终觉得我自己的家就是我原生的家”。

被“计划”的过去和未来

人生轨迹大相径庭，阿葵、子涓和语冰对“离婚冷静期”的反对却出奇一致。

语冰不满的是，政府为了降低离婚率、鼓励生育，出台了这样的规定，却没有配套的支持性政策：“结婚的时候也没人告诉你会有什么情况……孩子出生了，教育之类的一系列问题都不管，只管这一个离婚率。”

而阿葵认为，“离婚冷静期”的出台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维护稳定：因为人一旦成了家，生了孩子，就有家庭压力，就要努力工作，供下一代生活、上学、结婚、买车买房，也就成为了稳定的“劳动力”和“消费力”。

她们的人生，被各种基于国家视角的统计数据、宏观政策所计划，一如她们的出生。

语冰属狗，在她出生的上一年，也就是鸡年，正是计划生育在她的家乡管控最严格的时候，很多“计划外”的孩子被强制引产，都没有机会出生。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在家乡被称为“杀鸡”。

生育的痛苦，避孕的伤害，不生育的代价，这些怎么都要女性来承担?

在阿葵和她妹妹之后出生的弟弟，也是计划外的孩子。因为交不起罚款，计生办的人来到家里，要把粮食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拉走，连院子里的大门都要卸下。才刚记事的阿葵，始终难忘妈妈当时被吓哭的画面。最后是向邻居借了钱，全家才躲过一劫。

在计划生育制度下，生完孩子的夫妻会被强制要求通过手术避孕，大部分时候都是女性上环。阿葵觉得很不公平，生育的痛苦，避孕的伤害，不生育的代价，这些怎么都要女性来承担？

暴力执法的“一孩政策”时代早已过去，但国家对生育的宏观计划依然与对女性身体的管控如影随形。语冰半开玩笑地说起，她当时好不容易等到晚婚（女超过23岁），想休个晚婚假，结果刚好赶上国家鼓励早婚早育，晚婚假也给取消了。她总感觉，自己的出生、结婚、生育，一切都被国家“计划”了，“就不考虑人作为一个人本身的需求”。

随着国家步入老龄化、劳动人口缺乏，“一孩”变了“单独二孩”，不久又变了“全面二孩”，但政策未能扭转生育率的低迷。同样，结婚率逐年下跌、离婚率年年攀高，“离婚冷静期”亦无力解决结构性问题，只是将成本转嫁到个体身上。

当然，“离婚冷静期”只是最后一根稻草。持续关注女性议题的子涓认为，“离婚冷静期”并非孤立存在，之所以它会在女性群体中引起激烈反弹，正是因为它再一次触发了女性广泛的生存焦虑，“女性在各方面承担的成本都越来越高，越来越艰难。”

子涓觉得，社会得行动起来，做些什么。“不能把成本全都推给个人，也不能全靠她们的家人朋友、这些私人领域的资源吧。”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