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抗疫”：离开前线的示威者们 4月19日时，我在茶餐厅里见到J（化名），他正查看手机新闻：“听说旺角突然有事，要不要先去看看？” 去年几乎周周有事的油尖旺，当时已近两个月没有街头运动。最近一次，是2月29日，市民在太子站聚集，局势蔓延至旺角，催泪烟在花园街、豉油街弥漫。 我们朝西洋菜南街跑去。多名蓝色制服警员手持警棍、防暴盾，把一个摊位团团围住。里面的人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桌上摆满口罩、塑胶瓶。道路两侧挤满路人，与警方对峙。 J看着手机给我解释，是有人派发抗疫物资被截查。 后来报道显示，有青年摆放摊位，向街坊派发口罩、搓手液等，摊位布置有运动文宣，后遭超过30名警员截查，以违反“限聚令”为由开出告票。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突然有人高声喊。人群一起爆出呼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解散警队！“”毋忘721！831！“”彻查警暴！“ “好久没听过这样的口号了，没想到今天又重温了一次。”J笑笑。 过了一阵，警察开始散去，人群欢呼。我们快步走回餐厅，“等下，这是红灯……各种险境都过来了，不要最后因为走路不看红灯，被差人拉走啊。” J说。 地产公司职员J同时硕士在读，他从运动伊始就投身街头，几乎无役不与。但疫情开始前，他就很少再到运动前线。 “我觉得大家都有一种共识，就是公共防疫，在我们抗争期间也不希望我们的活动给香港带来这健康的隐患，大家都会默认就可能先等疫情过后了再说。” 同样几乎不再出现在前线的，非本地的来港留学生E（化名）。去年9月开始，她常活跃街头，但疫情爆发后，她的医生母亲告知，病毒可在金属表面和头发附着极久，传染性极强，无论如何要避免人群密集。“我们是否要冒着这样健康和生命的风险出去抗争？因为它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实际效益的。如果示威者被感染，一个传一个，大家都病倒了，对抗争并不会带来任何正面效果。 而且，“港府有限聚令，也会给警察更多拘捕人的理由，”她说。 自1月份疫情弥漫香港，街头抗争规模和频率都大幅下降。 瘟疫来袭之前：创伤与损耗 事实上，瘟疫来临前，街头冲突已出现减弱趋势。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部副主任梁启智认为，该现象背后，是此前一些事件的影响。如香港中文大学、理工大学的两场警方与示威者的冲突，如示威者中的勇武派大量被捕，均带来人数、频率减少。另外区议会选举中，黄丝区议员们大胜后，局势也出现缓和。“疫情发生之前，运动本身就有了某种转向。”他说。 J是因为自身原因逐渐退下火线的。他身体高壮如橄榄球运动员，但回忆经历时，却深感创伤。他认为最大伤害，是警方“无节制暴力镇压”对他既有价值观的震撼。 J自小就仰慕警察。“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习到不同的职业可能有不同的定型，比如警察就是打击罪案维持治安的。”他记得，2014年雨伞运动，现场下雨，他还帮警员撑伞。他认为哪怕当时冲突很激烈，警员和示威者仍能保持理性与友好。 而这次运动中，他认为警方突破底线，挑衅、推挤示威者、污言辱骂变得司空见惯。“本来任何一个画面发生（印象）都很深刻，而它们不断地，不断地发生。”水炮车在清真寺旁猛射示威者，示威者在教育广场一跃而下，一次次被警察追打……这些画面让他感受一次次强化。 “伴随着这个（警方手段升级），双方不对等的武力的情况下，你不能要求出来的人数还是和以前一样多。”去年11月中文大学冲突后，J就很少再参与街头抗争。除身心受创，也有现实原因：课业和公司业务繁重。 而在病毒恐惧之前，E也因自身原因几乎不再到现场。 她就是被捕者之一。 E有大量惊险记忆。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商场，警察从各方向包抄人群。“我离警察大概也就20米，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警察举起来的黄旗黑旗，也清楚地听到警察的喊话”。几轮拉锯后，警方发射催泪弹，冲入人群抓捕，大家分头跑开。 “一些年迈的阿姨伯伯过来，说你这么后生的一个女生，一定要小心，拉着我的手说着说着就哭了，说‘你们一定要加油’，还有些年迈伯伯会说，你们一会儿要是真的跑不掉，就去找像我们这样年纪大的人，装作是和你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出来买东西，你们一定要走掉……” 萍水相逢街坊的爱护，让她感到震撼。“以前难以相信，陌生人可以因为同样的政治信念，或者说是对自由的追求，为对方那么上心，那么为对方加油。”回忆时，E哭了出来。 E做事都会想到最坏的可能。“每次跑的时候都会想我如果被抓了怎么办，可我没办法想出最坏后果的解决策略，我只能想‘我不被抓不被抓’” 然而最坏可能还是降临了。在去年一次现场她被捕了。 回忆起保释前的48小时拘禁，E泣不成声：押送途中，有被捕者血流不止，她请求警察及时送医，警察狠推她一把：“到底是你话事还是我话事！”有急救员为掩护众人，将装备都揽上身，审讯时遭警方推倒昏迷，警员却继续指骂踢打，说他装病，很久后才发现他确实昏迷了…… E出席了几次听证庭审，感觉法官态度都“偏蓝”，吉凶未卜，只能做最坏打算。 被保释后，E较少出街。律师告诉她，再被捕会立刻被控罪，一直坐监。在对未来的恐惧中，她一边复习功课，一边恶补法律，为庭审做准备。 瘟疫终于来临：“be water” 今年1月初，肺炎消息被零星报导时，就在有SARS记忆的香港引起极高重视。本地媒体、运动文宣、民主派政治人士和前线参与者，都对疫情十分关注。以至《文汇报》于1月11日发表社评，引述中国官方说法指该病“未发现人传人”，怒斥“泛暴派”夸大内地疫情，丑化内地形象，打击港府管治威信。E回忆称，1月初时，许多手足会这样和她讲：肺炎是大陆阴谋，当局故意散布瘟疫，用病毒恐吓港人，迫使运动停息。 1月22日，香港出现首例确诊，患者乘高铁来港，再次激发了抗争者对中国的疑惧。次日，武汉封城，此前当地一直瞒报的疫情终于坐实。 香港的确诊人数日渐增加。2月2日，香港医护人员成立的工会发起罢工，批评港府防疫工作，要求政府封关，行动得到运动人士的支持。但罢工仅持续5天，因“不忍心放弃病人”，工会成员就投票决定结束罢工。 小规模街头行动纷纷取消。原本在瘟疫前就已经有减弱之势的街头冲突，大幅降温。 运动进入了低谷吗？J不这么认为。“如果看见（街上）人数少了的话，这点我觉得是无可否认的……但我觉得，本来形式上已经改变了，就不能再以人数去判断他的高低。” 他相信疫情间街头抗争的骤减，也是出于抗争者be water的理念。 Be water是影星李小龙的名言，意为不为形式拘泥，在运动前期成为示威者理念之一，呼吁能聚能散，形式多样。在后期冲突激烈后，就较少被提起。 J认为，be water是这个运动的本质：不拘泥于街头硬碰硬，可以选择区议会深耕、国际战线、支援黄色经济圈…… “比如撑医护的这些行动，本来就是‘香港人同行’的抗争运动的演变，毕竟现在很难有大型的街头抗争，医护是（抗争）一部分。但我认为这只是短期的一种表现，是在疫情期间他们能够做的事情而已。终归我觉得还是会回归到‘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主调。”他认为，撑医护人员、防疫文宣，乃至我们早前去看的派口罩摊位，都是港人“时代抗疫”的写照。 在香港出现疫情后，示威者一度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改成“康复香港，时代抗疫”。 进入3月，虽然零星的街头冲突仍存在，但形式有所改变：示威者组织在数个商场唱歌、喊口号为“和你唱”，警方则以限聚令为由开出告票；五一黄金周，多个平台宣布将组织大型活动，引来警方多区布防，最终却宣布是呼吁人“撑黄店”，不少黄色食肆订座爆满。与此同时，疫情期间，每逢于11月9日在冲突现场堕楼身亡学生周梓乐的每月忌日，都会聚集大批悼念者，2月9日、3月9日分别有数十人因此被捕。 “大家要去思考不同的情况要怎样去适应，让这次运动能生存下去活下去，我觉得主轴是这个。可能下次不是疫情，是其他东西，它（运动）还是会换个样子，继续存在。”J说。 后瘟疫时代：消沉还是蓄力？ 2003年，SARS疫情后，因反对“二十三条”国安法立法，那年七一大游行人数突破50万，曾是1997年以来最高峰。 所以相比起运动从此逐渐沉寂，亦有人反而认为运动在疫情后会重新出现高潮。 “大家都在蓄力。”E说。 E认为，疫情会使部分中立和偏蓝港人看清执政者手段。“这个疫情真的核心打击到了每个民众的民生……错误判断和错误的信息隐瞒，导致大部分人在经济上都受到重创。”她表示，不少人将疫情蔓延归咎于中央瞒报和港府缺乏独立性导致的失职，而示威者正是要避免这种悲剧重演。 J则觉得情况和17年前未必一样。“SARS前不存在大半年抗争期，所以不存在疲惫期的问题。”运动至今依然群情汹涌，已是个奇迹。他认为之后的变化，一定不是规模和人数上的。 J相信会改变的可能是诉求。他指出，早期“五大诉求”没有包括香港独立，呼吁独立的人也不特别多，“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想（和中央）撕破脸”。但瞒报疫情带来对中央的不信任，和港府在疫情期间对民主派人士的大抓捕等，都使矛盾更尖锐。“疫情过去后，独立的呼声可能会更大。” 梁启智认为，此次疫情影响与SARS不可同日而语，因七一游行每年只持续一日，规模和连贯性，都不及这次运动。SARS旧有模式不可能符合今日变局。疫情结束遥遥无期，纷乱局势让走向难测，谁也无法给出准确预言。 比起直观感受，梁启智更重视数据。他引用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三月下旬的民意调查：民调显示，问及“是否支持运动在疫情期间延续下去”，支持和反对的比例相差无几，均为36%左右，说明民意重视疫情期间健康和生命安全。但问及“疫情消退后，是否支持大规模群众运动”，支持者近50%，高出不到30%的反对者很多。 他当时认为，这表示民间对运动仍有很高热情，疫情的压制消退，就会再次走上街头。 瘟疫再袭：算是留守，还算是等待？ 而就在众人以为瘟疫即将过去时，7月以来，香港疫情再度爆发了。一日上百人的确诊将香港代入再次瘟疫的恐惧中。港府继续加强限聚令，不少食肆被迫关门，街头变得更加冷清，市民外卖度日，坐困愁城。 “其实生活没有特别多的变化，因为在第一波的时候我已经很谨慎，所以第二波再来对生活影响不大”。刚解决家居装修问题的J告诉我。他正在清理洗碗池。 E也进入相似状态，长期封闭在家，社交几乎归零，负面影响大。她的住宅区附近传出5，6人确诊，街坊邻里都充满恐慌。 单人狭小空间让她想起被捕和拘留的经历，触动心理阴影：“上一轮疫情的时候我只是担心卫生状况，怕染病损害健康，现在害怕的理由又多了一条，就是特别害怕被隔离，我不想再经历一遍了。” 以抗疫为由，港府和建制派积极推广而从大陆引进健康码制度，这也使他们充满猜疑和反感。 J认为，健康码明显是“攫取个人资料的借口”。他说，港府对抗疫并非真心实意，“因为这个是不切实际的措施。以前有很多可以做的，比如封关啊，加强检疫啊什么的；但（港府）都没有做，等现在再来多此一举”，是讨好中央、压制香港自由的手段。 E也觉得健康码背后动机不纯。“这是一种委婉的方式来侵犯个人隐私和人身自由的手段，它并没有（显得）很强力残暴，所以这个策略很聪明，蓝丝当然会拥护，而对中立乃至浅黄也会有吸引力。他们会想，哎呀这个就是个人健康嘛，不至于上升到政治层面，但其实他们的隐私很可能不保。”E对比台湾的经验：“你看台湾就完全没有健康码这个东西，但台湾但疫情仍然可控，还做得更好。所以健康码完全多此一举，对港人是弊大于利。我的好多朋友都很反对，他们在fb或者ig上面写了不少帖子科普健康码对香港人隐私权的侵害”。 同时，香港政治再一次成为国际关注的暴风眼。美国财政部公布了针对香港高层和中央涉港官员的制裁名单；国安法通过，警方开始动作，媒体大亨黎智英、社运人士周庭等先后被捕。面对9月的立法会选举，香港政府先将多名参选人取消资格，再以疫情理由直接推迟了整场选举。 面对越加激变的时局，几位抗争者所能做的，却十分有限。 “新一轮疫情后我几乎没有再多做什么，只能说是在fb和推特上帮忙一下国际战线的文宣转发，多在网上发帖文表达态度等等，但这毕竟不是很多。”J对自己有限的作为感到无奈。“因为这个限聚令，他就是是以防疫为目的为借口（打压街头），所谓聚集不得超过两个人，那么上街只得两个人也确实没什么能再升级的。”E面临同样问题。7月以来，她所能做的也只是在网上对各区活动打气。 但他们没有绝望。J认为接下来只有等待，但这不是毫无意义，“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就是能做的事已经做完，现在事件已经扩散到国际层面，大家都是静观其变：因为国际上的力量比如美国能起到更大的作用。这个事情我们从个人的角度能做的已经足够，接下来就是等看国际上如何配合支援香港了”。 E每次出门拿外卖，仍能看到街边新增海报涂鸦，是对国安法的批判和嘲讽。她认为，这表示即使香港的自由大幅度缩水，港人抗争也没有停止，这就是希望所在。“哪怕香港的自由在国安法之下越来越被挤压，但人们仍然在竭力用这有限的、还没彻底消失的自由去做一些事情。不能说影响一定很大，但只要人们还有这种精神和热情，还有对自由的爱，那么香港的自由就一直不会灭亡。”E说完，流下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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