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赵婷因为《无依之地》获得金球奖而火起来的时候，我和不同的人在Clubhouse上多次讨论了这部电影，它讲述了一个迟暮之年的女人随着经济衰退和产业的凋敝而失去一切，从而“选择”了住进货车里，离开家乡在美国西部四处流浪的故事。除了影片本身，更多的话题则围绕着赵婷的身份以及她的“辱华”风波。
最先吸引我的当然是“流浪者”的主题，再加上女性视角，但在观看之前，我可能更多地预设了怎样通过她们的眼睛去揭示资本主义的残酷和美国社会的病痛，尤其是这个命题如此显而易见。但意外之处也就在于，赵婷并没有聚焦于社会批判，也似乎没有兴趣挖掘和讨论现实问题，她把这个故事拍得那么优美，那么举重若轻，就像是一首诗意的自由之歌，里面的角色明明是一群被剥夺殆尽的“失败者”，却也是富有情感和人性光辉，甚至带着些许与“现代社会”割席的反叛精神的个体。
可能是这种创作者身上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吸引了我——剥开外部世界的重重表皮，所有追问的内核依旧是存在的本质。
看了赵婷的《骑士》之后，我发现这就是她一直以来的风格。她对社会和社会附加给一个人的标签兴趣寥寥，鲜少着笔，而是更着重于去探索“人”本身的情感、关系、经历，和他们追问生命价值的过程。这使得她故事里的人物有一种超越了种族和文化的、普世的感染力。赵婷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女性移民，在富有话题性的交叉身份下，原本可以在好莱坞的游戏里撬动更多的身份政治——例如在《无依之地》里突出性别叙事，但她却有所不为。虽然人们对这种选择的解读褒贬不一，但这本身是种选择，她通过影片已大方宣示了这一点。
当然，并不能预设所有关于身份的表达都是在“利用身份政治”，就像不能把所有对社会公义的追求都说成是“搞政治正确”一样。这未免是在坚持以一个不公正的系统（不管是父权的、资本主义的还是白人的）作为参照物，犬儒地否定了弱势、边缘群体争取话语权的主体性，和他们所承受的真实伤害。
显而易见的是，就算是为了追求纯粹和自由的个体表达而摘下一切标签，赵婷也无法独立于政治和权力对她的争夺。在走向奥斯卡的宝座之前，国内舆论场已经围绕她究竟是“中国骄傲”还是“辱华者”坐了一轮过山车。
她对社会和社会附加给一个人的标签兴趣寥寥，鲜少着笔，而是更着重于去探索“人”本身的情感、关系、经历，和他们追问生命价值的过程。
但在海外中文圈，焦点则不一样。
听到一位朋友评论，大意即是，她对赵婷非常失望，因为她原本能够以身作则，为社群和弱势群体发声，担负起更多的社会期待，却选择了无视和粉饰很多问题，去加入白人们的游戏。
长平在推特上有一句更不留情面的话：“赵女不知亡国恨，隔海犹拍文艺片。”他在一次讨论中也提到，看完影片让人感觉美好却难过。
我太能体会这种矛盾的心情了，包括这种心情背后的整个语境。
作为这个时代的中国自由派，当你无时无刻都牵挂着同胞的命运，共情于他们的遭遇，并付出了切实的行动，想要改变一个国家，因此不断被打击、被孤立、被驱逐、被污名的时候，当你为了谋求更多人的自由承受了个人的不自由，身心早已千疮百孔，疲惫不堪，即便远在千里之外也无法获得安宁的时候，如何才能以平常心去直视一个彻底放下了身份包袱，得以自由自在写诗的人？尤其是当她客观上共享着你的身份。她的才华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可是明明你也拥有值得一切美好之物的才华；她的纯净打动了的亿万万的观众，可是明明你也拥有一颗赤子之心。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但是奥斯维辛的失败，也在于其无能染指所有写诗的人。当极权已无孔不入，通过全面占据人们追求美好事物的心智而把整个社会拖入蒙昧和斗争的深渊，也许我们会感到庆幸，有人再也不以它为此生此世的中心。这座千年轮回的牢笼里，也飞出去几只自由的鸟儿——他们当然是有特权的。你我若没有特权，也不会成为先自由起来的一部分人。
我真羡慕赵婷，她竟然可以那么自由。这让我想到，是不是有一天，这个解脱的时刻也会降临到我身上？等我在国外继续年年岁岁，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纳税记录，取得了永久的身份，交到了更多朋友，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中国会越来越在我的日常经验之外，中国人也不会再和我有天然的情感连接，我是否就能卸下中国赋予我的身份，也逃离那极权宇宙对我无远弗届的要挟，重新定义我的“命运共同体”、重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锚点。那时的我，会变成一个自由的人吗？
因受到赵婷的鼓励，我在期待那一刻的到来，但是又很害怕。我害怕我真的断绝了自己和那片土地的联系，心中重担终于放下，再也不屑一顾。
回到《无依之地》。弗兰西斯饰演的女主角是一个被迫放逐同时又自我放逐的人，因为过往的爱和伤心都太深，所以对于外界始终是一种疏离状态，还有那种看起来游刃有余的游离感。在场重叠着不在场，所有不在场的故事（倒闭的工厂和她过世的丈夫）也同样在她身上讲述。全剧没有任何闪回，但能感觉到她背负着大半生的回忆无处安放，路上遇到的人所产生的微小连接都让她感念甚至留恋，但都不足以再兜住她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以及失去一切羁绊后的自由。在赵婷的描绘中，她选择了寄情于天地，而天地也未曾辜负她。生命强大如斯，不惮遗世独立，世界更有大美，足以慰藉一个灵魂的渴望。
不管是电影还是赵婷本身，其成就都让人不忍苛责。
至于资本主义的问题？比起那些需要养家糊口负担房贷车贷的、长期受雇于亚马逊的工人，搬进货车的女主角得以将生活成本降至最低，于是仅仅作为季节性的零工参与劳动，而当工厂变成了你“生存的工具”，而非一个承载着社会意义的空间——作为生活的场所，情感的依托，人际关系的生发地，那么你很容易就能接受它的一切，就像是那些运用工具理性在一幕幕荒诞剧中保持自洽的中国人。可是，朝不保夕的零工正是资本主义对工人的进一步剥削，资本主义的问题竟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消解了，形成一个永远合理的闭环。
所以，究竟从哪个转折点开始，一个人消化了外部施加的所有压力，并内化成自己情感和行为的动因，从而完成了从客体到主体的转变，也完成了和世界的和解甚至对世界的超越？但寻找心灵的救赎，和一个与逝去亲友“路上见”的许诺，抑或是赵婷津津乐道的“另类生活”，真的就是我们的答案吗？
不久前，在和朋友聊起近况的时候，我提到了《无依之地》里那份自我放逐的终极诱惑。我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离开纽约后，我像是被迫从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生活和人际关系中连根拔起，抛入一个陌生的国家从零开始，曾在这漫长的冬天里日复一日失魂落魄，满腔愤懑却又无路可逃，一度连拾起笔的勇气都失去，更能想象出女主角在丢失大半生时的状态。但作为一只“丧家之犬”，我没有忘记自己是如何上路的。我的疑问并没有被解答，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拒绝被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