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香港科幻小说巨匠倪匡蒙外星人C宠召，离开地球，香港各界不胜怀念。对香港人来说，图书馆架上的《卫斯理》系列，是不少人少年时期的暑假读物。倪匡其人其事，精彩纷陈，有人怀念起昔日明窗出版社的《卫斯理》封面图，有人分析倪匡的编剧作品，称许其创作跨界，品质与速度兼备。 当然，最多人重发的，倪匡多年来针对华人与中国的独到见解。其中一段，是传言他曾说过“妓女比共产党更可信”，但事实上，在2019年4月，他就于香港电台的电视节目中当面澄清，自己从没说过这种话，郑重表示“真的很冤枉，这句话很侮辱妓女，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尊重妓女”。 另外一段，则是《追龙》中，一段某座城市行将毁灭的隐喻： “一个大城市，即使是在世界经济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大城市，一样可以遭到同样的命运。不必摧毁这个大城市的建筑物，不必杀害这个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来，这个大城市和以前完全一样，但是只要令这个大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就可以令这个大城市毁灭、死亡。而这样做，可以只出自几个人愚蠢的言语和行动。仅仅只是几个人狂悖无知的决定，就可以令得一个大城市彻底被毁，它可以仍然存在地图上，但只是一具躯壳，不再是有生命的一座城市。” 倪匡一向有鲜明的反共政治立场。他的离世，在大陆网络并没有引起大规模怀念潮，反而有不少人指责他是反共港独份子。连知名爱国影星成龙在微博悼念，一样遭到批判。TVB微博发布倪匡纪念特辑影片，被网民斥责“为支持港独的美国人做送别特辑，你们是在支持港独吗？”。 由原中宣部、文化部等官员主办的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旗下的“红色文化网”，发表题为《倪匡其人：顽固到死的反共份子》的文章，批评倪匡去世，大陆各类公知“如同哭爹喊娘一样的哀嚎遍地”。知名论坛百度帝吧也批判所有悼念倪匡的艺人与“公知”，hashtag“信公知变白痴”。 当中有一个指控是，有网民指倪匡在1956年从内蒙古逃走，是由于他拆木桥生火取暖，导致拖拉机司机身亡，因而身为刑事“逃犯”。拆木桥确有其事，但导致人命一说，却暂未查到任何出处，指控者也没有提供任何可信的引述材料。 除了反共指控，连文学水平也被认为不甚高明。孔庆东指，倪匡所有作品在内地影响有限，可能是因为他反共，还支持港独，“这不过是用政治为艺术辩护而已，问题还是要到艺术本身去找。科幻加侦探，加上狗血趣味，形成了倪匡的天花板”。科幻作家韩松则发贴文指，倪匡要是没有被贪玩的三个朋友影响，或许能写出有如冯内果《第五号屠场》高度般的作品。 要是没有从中国出走，倪匡或许不会落得现在，被大陆网民批评为“狗血”的作家。但是他的前半生往事，何尝不是一段新中国的往事？ 上海弄堂里的孩子到革命青年 最好的谎言是半真半假。事实上，倪匡出逃的原因与私自拆木桥生火有关，但他生前所有访问、自述或自传作品中，皆未见提及有人因他拆木桥而死。然而透过这个指控，我们可以从他前半生在中国大陆的经历，看清楚倪匡的性格，以及他出逃的真正原因。 《倪匡谈往事》初版于1984年，当年他回忆30年前在中国的童年与青年时期；2016年再版，他再度回望六十年前的往事。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香港步入过渡期，他已是香港最有名的作家之一，小说、电影剧本皆有代表作。2016年，倪匡移民再回流，人回流10年，香港已经回归19年。他在再版序说：“久未动笔写字，年老，力衰，气弱，大脑和手指间联络迟滞，写字久不成形。” 但是往事毕竟都是确切发生过的。他的童年始于上海霞飞路的弄堂，自言是上海话里“小八猎子”（不起眼的小孩）。上海的记忆在他笔下，是一篇又一篇的游戏，如斗蟋蟀、养蚕、打弹子，种种上海儿戏，可见童蒙心灵并没有理会三十到四十年代之间中国政局风云变色。倪匡家贫，心灵富足，小孩子的游戏尽了，便来到成年人的游戏。 16岁他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就读，当时父母都移居到香港，家世成份资料皆有官方检视。1951年，16岁的他在苏北第一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学校抽调他帮忙协调公审大会秩序，也要写死亡报告，他从一个被称为“绑人专家”的干部得知，原来有5种绑人方法，看过一条浸了不知多少人的血的深赭色绳子。在处决地主现场，每每在上千群众口号叫喊声中，枪声倏地响起，死人的白色脑浆与鲜红色血液混和着汩汩流出。最令他难忘的是，他见到行刑前那些地主因绕在喉咙的活结被扯紧，无法言语，但一双眼珠不断转动，幅度大得令人以为眼珠知道宿主要死了，要跳出眼眶独自逃生。种种记忆，有时仍会在他的恶梦中显现。 除了见证公审斗地主外，他当时先后在苏北、内蒙古参与建设国营农场。笔下江南地区的自然风物，写来如在昨日。当时在苏北国营农场务农大多不是农民，而是被集中管理起来的流民，本身没有务农经验，乍遇蝗虫过境，人人盯着天空中一大片急速移动的乌云目瞪口呆。原来蝗虫大片撞落农田，连人也遭殃，身上被咬得痒痛难耐，却又不一会儿，蝗虫飞走，原先青青绿绿的农田就变成一大片荒地。而蝗虫过境之间还会交配，在农地诞下幼蝗，幼蝗未成年时只会跳不会飞，倪匡建议一把火烧光农地及幼蝗，但生产大队长认为蝗虫成长后飞走便不回头，几番争论，大队长用权力压下倪匡。结果蝗虫飞走后，很快又再飞来农田群虐。 务农外，革命青年们也要作为劳动者，参与治洪工作。当时一大批苏联专家在中国各地发号施令，倪匡记得苏联专家建议淮河水患，可造一条引河把河水导入洪泽湖。然而一到汛期，洪泽湖的水位比淮河更高，中国自己的水利专家却不敢向苏联专家提出异议。结果汛期一到，洪泽湖水反而经过引河倒灌入淮河，苏联专家此时“已经拍拍屁股走了”。 共产主义反对封建、反对宗教迷信，倪匡却记下几宗亲历的灵异事件：一个妇人在大榆树下突然鬼上身，张口一轮方言人人都听不明白，结果被视作“反革命造谣”，抓到医院去，不知所终；秋冬时分，生产大队的排长睡梦中屡次被人推醒，又听到一把声音说“很热，请让让路给我凉快”，吓得排长醒来对天开枪；厨房老伙工觉得排长见鬼，怀疑灶底下有异样，排长于是要搞一把“破除迷信”的事儿，着人挖开灶头，竟然真的在灶头底挖出一具骸骨，人人都青着面不敢作声。 拆桥却与书记结下梁子 倪匡到内蒙古去没别的原因，纯粹是苏北国营农场粗具规模后，组织再次抽调人到内蒙古工作。对南方人来说，最怕寒流，又初试骑马滋味，南方人个个骑了不久，便发现没马鞍下骑马，屁股剧痛，大腿内侧出血。南方来的同志很快改乘马车，在车内呻吟不止，北方同志则带着嘲笑的目光看着他们，继续骑马。 在倪匡的自述中，“拆桥事件”的背景是有次运煤到蒙古包的车队受阻，他们住的蒙古包本来透过烧煤供暖，煤用光了，室内室外同样冷到不行。零下几十度里，厨子要用斧头劈开豆腐，吐一口痰，痰未落地已经结冰。众人要出外寻找燃料，倪匡想到附近一条小木桥，由于冬天小河已经见底，便决定拆除木桥作燃料，打算明年春暖再找人一起重建木桥。岂料组织把事件定性为“破坏交通”，是“反革命罪行”，被单独隔离在小木屋，每两星期送一次粮食。晚上要用木棍栓紧大门，因为有大批狼群会集在屋外嚎叫。 “拆桥事件”之前，倪匡已经与大队的支书记结下梁子。有一次大队抓到一只母狼，他忽发奇想，让母狼与大队养的狼狗交配，生下几只小狼狗。支书记某日视察，好奇拉开狗笼，结果被几只小狼狗咬伤手臂。支书记在倪匡“破坏交通”召开斗争会的时候，发言指倪匡对革命同志“怀有仇恨，故意蓄养凶狼，残害革命同志。他奶奶的，在战场上，日本鬼子国民党都没法伤了我，我是给他养的狗咬伤的。我是党员，咬我就是咬党，这是早有预谋的反革命行为！” 另一件令倪匡与支书记结怨的事情，也与狼有关。一位测量员在雪地遇上狼，情急下用测量仪打走狼，人没事，但测量仪打坏了。 于是大队召开批评会，倪匡在会上听见众人不住地攻击测量员，忽然大笑。支书记质问他为何大笑，他说：你们还想他怎样？人要是被狼咬死，测量仪都会不见。现在人安全，测量仪也在，可以再修好，为甚么要批评他？结果批评会的主题由测量员转移到倪匡身上，直指他在会上大笑的行为是“嘲笑、看不起党的政策”。 倪匡出走中国大陆，似乎是一种宿命。从书中种种他在苏北、内蒙古的见闻看来，他本性好奇、贪玩，常常问人哪只虫可以怎样煮、怎样吃；从东北一个鬼脸大汉身上问到一段醉汉与黑熊相遇受伤的故事，与中俄混血儿一起喝酒，得知混血儿在当时中国东北被歧视的真相。他是一个热爱自由又有创意的青年，然而太年轻没体认到新中国底下要怎样察言观色，安全地过日子。 他当时不是真的存心要反共，而是坦白说出他的观察、见解，在那个跟随大部队斗争至上的年代，不自觉地提出了异议。于是他撞上的不止是党的教条，更是撞上许多有意运用教条自保、斗倒敌人的“同志”。教条是死的，人是活的，然而在那个充斥教条的环境里，有人懂得寻找教条之间的间隙以求自保，也有人灵活运用教条的威力，与人斗过你死我活，不亦乐乎。 以倪匡的性格，要是不出走，最后只会成为一名在内蒙古被整到惨兮兮，无法出头的革命青年，而不是一个名满华人世界的作家。 不止是卫斯理 《倪匡谈往事》的内容止于内蒙古决定逃走的一刹，而来到香港，令他的人生绽放无比光华。当时组织中另一个要好的干部来到隔离小屋里，向他提到支书记已经决定一心要整倪匡，倪匡交代逃走的想法后，那个干部为他搞来过境文件，于是他一路南下，经过兄长倪亦方定居的鞍山，到达故乡上海，再一直南逃到香港。 当时香港报章文化盛行，各路作家或文艺或通俗，各擅胜场，也有不同路线的报纸接纳各类型小说。而共通点是，报纸连载小说要求作家赶得及死线，每天要构思吸引到读者的情节，又因为“爬格子”的形式，一话小说发布空间有限，所以情节要精彩，语言要精炼。与今日华文圈网络文学相比，要求更高，亦考验作者布局能力，要是读者不喜欢，明显会影响到作者之后创作的发表渠道。究其原因，在当时娱乐不太丰富的社会里，报章不止要提供新闻，更要提供文字上的娱乐；专栏名家月旦时事，小说家连载武侠、推理、爱情等作品，都是小市民便宜的消遣。 五十年代香港没有太多广播娱乐，电台也仅有收费的丽的电台，以及公营广播香港电台；1959年商业电台才启播；而无线电视是1967年才出现。当时在茶楼外报摊，一毫子买一份报纸，只要喝完茶报纸尚算新焕，可以与报贩换其他报纸。办报门槛也不高，如金庸以武侠小说起家，终在1959年创立《明报》，可想而知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容许，也需要百花齐放，为市民带来娱乐。而一批作家，则在这十数年间笔耕不绝，很多小说也被改编成国、粤语片，那个年代当作家派头十足。 然而，倪匡来港后第一篇发表的小说，不是武侠，也非科幻，而是较有写实文艺色彩的小说《活埋》，以笔名“衣其”发表，这个名字后来也是倪匡写政论时的笔名。 《活埋》是一个讲土改时期的故事。农村少女翠妞与史坚相恋，但翠妞被北平市党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胡震奸污。后来史坚把他们的经历告诉给“我”听（即衣其），便有了以下对话： “土匪！土匪，这是土匪横行的时代！”我低吼。 “不。”他出乎意料之外的平静：“活埋，这是善良的人都被活埋的时代。” 1963年倪匡在《明报》开始连载“卫斯理系列”，一直到1992年，金庸把《明报》易手商人于品海为止，刚好三十年。“卫斯理”之前，倪匡创作武侠小说经年，又跨界从事编剧，六十年代与邵氏名导张彻合作编剧《独臂刀》，成就香港影史首部百万票房电影。笔耕不绝，高峰期他要同时供稿十数份报章、写剧本，又写政论等杂文。他又留意到电影《铁金刚系列》广为流行，以此为灵感创作女版“占士邦”：《女黑侠木兰花》，以香港这个冷战时期共产、自由两大阵营交界城市为背景，揉合武侠、政治阴谋、悬疑等类型。后来无线电视将其改编成剧集，被称为是香港电视界少有处理的政治题材剧集。 根据他自述，“卫斯理系列”头两个故事《钻石花》、《地底奇人》都是时装武侠小说，但之后他有感换汤不换药，与金庸讨论是否该添加奇幻、科幻元素，渐渐成就出那位“受过极严格中国武术训练”的卫斯理上天下地，出走外太空，接见外星人的一系列冒险故事。 也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与城市，提供充足的自由予倪匡发挥奇想。五、六十年代，中国深陷各种运动，政治动荡、台湾蒙罩白色恐怖，东南亚各个华人侨居国家，也陆续爆发独立解殖运动。而香港相比之下，犹如一座殖民地下自由的华人城市，与西方自由世界接轨下，卫斯理立足香港本土，却一时被卷入中国青帮恩怨，一时要追寻纳粹名将隆美尔留下的宝藏，更见到外星人。 今天看来，或者种种奇想都显得过时，中国也出产了刘慈欣，海外如姜峰楠等着名科幻小说家，不过回到当时，能够创造出一个如此想像奔放，出入东西方的华人冒险家形象，毫无疑问是一项壮举。因为倪匡的奇想，无意中扩阔了华人对自身身份的想像。如此壮举，又怎能教人将倪匡与一般网络文学相提并论？ 如果说倪匡出走中国是一种宿命，那么倪匡在香港也是一种归宿，在那个不会重来的特殊时空中，报业的兴盛、冷战的疑云与威胁、大众娱乐的形式，与倪匡本人富好奇心、想像天马行空的个性一拍即合，才能创造出本本既非中国，也非台湾，而是代表到香港华人的小说。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