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史以来最高票房的电影《毒舌大状》，中港合资（安乐影片、阿里巴巴影业等），预算二千多万港元，在本地进帐 1.1 亿港元，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卖座电影。 该片自然能够送审，并在中国内地市场上映。然而，这部港片在中国市场赚进 1.8 亿人民币，远不比香港市场热闹。至于一般港人认为同样“同文同种”的台湾市场，更遭遇不成比例的冷待，截至4月4日，票房累计仅得 33.7 万台币（约8.6万港元）。台湾作家、导演九把刀看完表示赞赏，说自己去电影院，“很小厅，却连一半也坐不满，跟香港华语片票房史上最强冠军的头衔实在不符，我真心为它抱屈！” 律政剧的欣赏门槛：不同地方的法律文化 这是一部律政电影，讲述前法官林凉水以大律师身份，帮助一个被诬告杀女、可判囚终身的妈妈上诉翻案。整个过程，展示了主权移交不久后（2000年初）的英式法庭程序，涉及一些普通法观念。故事的核心思想是最朴素的：排除万难，要守护香港的法律正义。 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公众人士组成陪审团在案件中以常识平衡法律精英观点、你来我往“对抗制”的诉讼程序、其他判例在体系中形成法律效力等等，都是一般香港人较为认识的香港普通法特点。 例如陪审团。几年前我也曾被司法机构征召，有可能需要担任一宗死因庭案件的陪审员。早上九点十点左右，几十个香港各区被抽中的市民，要齐集到机构里做一个抽签仪式，选出数名正式陪审团，其余市民就等于落选，可以回家。 “被征召”属于一般香港人不太留意的市民义务。只要学历到达基本要求（当时是预科 A Level 毕业以及精神健全、品格良好等等），就有可能收到陪审团征召信件。如果“有幸”进入下一轮，基本上很难拒绝。一般工作绝对不是拒绝理由，无故拒绝会被控“藐视法庭”。虽然法庭会补助陪审员“日薪”，但根据不同案件性质，是速战速决还是审得旷日持久，都有可能。总之陪审员需要牺牲一点点，作为公民和共同体的义务。陪审团也不是每个普通法系都一样，香港只在高等法院和死因庭设陪审团。 “华人”是个表面上包括十多亿人的大杂烩，但人群“现代化”的进程和因缘不一。香港被割让给英国，移植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欧洲带去英伦发展的法律观念，但原来大清律例下的财产、土著的权益，不少以习惯法的形式保留承认。今天或已成历史，或一直延续没有废除。 香港在1841年正式开埠，由此起再过大约半世纪以后，原来的清治台湾，因大清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1895）而脱离中国。中国本部则在 20 世纪初经历了满清倒台、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下分裂为两个、国共内战等。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各国推出自己代理人干涉、国共两党也先后建国的大时代。 中国知识人在 20 世纪初研究如何改革社会时，灵感经常是德国、日本或俄罗斯这类大陆法系国家。大清宪法蓝本当初是《大日本帝国宪法》。 几十年以后，中港台都发展出自己的日常法律特色。这本地特色，就是律政剧的阅读门槛。即使万变不离其宗，正义还是法律最高的初衷，但中间的过程，一个地方看另一个地方的法、理、情，总是有地方性的隔阂，毕竟制度真的不同，继而文化也会不同。 20 世纪初开始的历史分流，导致对比之下，香港在民间基层经常显得是守旧的、不变的，而反而国共两党管治的社会基层，反而似乎更显示出革命的、改变的思想传统。 2019 年陈同佳事件引起的逃犯条约修订争议，围绕的仍然是两种法律制度的不适应问题。香港与台湾对比也是，这两个地方的法律风情及生态大异其趣。 很长一段时间，台湾一直是婚外偷情可引来刑事公诉，叫通奸罪，实务上衍生了一系列问题，直至2018年通奸罪被判定违宪。 香港“婚外情”被界定为私人事务，这一点无公罪可告。家属要离婚或索偿，则可以另外民事诉讼。 在台湾言论圈经常有知名网红控告网民留言“妨害名誉”的情况。在香港，这类新闻相当少见。少而存在的例子是，曾有报刊控告网民在讨论区留下的内容涉及诽谤。类似的不同千千万万，渗透在“两岸三地”的百姓百用间。 《毒》在中港台三地的票房数字，也相应而忠实地反映这“文化隔阂度”，一种香港人法律观念在东亚范围的相对“孤立”。 《毒舌大状》与香港人的执拗 关注港产片文化的台湾作者“普通人 Someboy Sue”则尝试分析该片在香港大受欢迎的原因：“一言以蔽之，《毒舌大状》就是时装版的《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而电影在戏剧上相当扎实，传达了一种法律上的“核心价值”，“多少满足了香港社会想要宣泄却又苦无渠道的不满”。 香港观众和香港社会大概对《毒》的成功原理有个大概认知，大部份了解而心照不宣。所以台湾反应冷淡，是因为台湾社会没有“想要宣泄却又苦无渠道”的氛围吗？ 我就此请教台湾高雄一位执业律师朋友曾先生，他表示不是因我提到，他都不知道台湾上映过本片。“就我所知台湾，对律政剧的喜爱多是韩剧那种”，他举例几部在 Netflix 热播的韩剧。台湾人对法律没有想要宣泄的东西吗？又不是，曾律师说：“台湾其实普遍认为司法不公，但又对死刑有强烈的渴望，这是很大的矛盾。” 谈及网民留言经常诽谤罪成的现象，他如此形容：“台湾兴讼的倾向很高，网路留言动不动都会提告，甚至连给商家劣评，留一星也会告。” “法剧越是戏剧化，观众越喜欢，但跟实务差很远。台片台剧经常要爱来爱去，其实我觉得很烂。”说到香港观众和台湾观众的精神世界是否很大分别，他虽然表示欣赏香港人，但也承认两地精神世界“很不同”。 《毒》的特殊之处，在于电影对“过度深奥的做法”近乎抗拒，几乎做到老妪能解的程度。电影角色忠奸分明，追求“大快人心”的戏剧效果。 《毒》也被形容为律政“超级英雄片”，黄子华饰演的法律斗士，从最高空（体制中的法官）跌落神坛，因为他得罪了司法机构的上司，最后被投闲置散。 开局自然是揉合香港人自己的各种想像。对于公正法律的在乎、堕落及受打压的过程、对权贵（戏中的肉食者反派群像）的戒惧等等，“林凉水前法官”象征太多东西，有些东西在现实中可能已经蒙尘，或前途未明，最后逃进了电影世界。 电影业别名梦工场。又因为日有所思，而夜有所梦。《毒》的梦幻，在于其直接回应香港人自 80 年代前途谈判以来执着“维持现状”的集体欲望。 当时提出的“一国两制”，许下了 50 年不变。争取维持 50 年不变甚至是不少本地政党的共同纲领，甚至是整个民主运动当初的大方向：保存那个不变的香港。 虽然外界认为香港人普遍长袖善舞、外向、国际化，甚至是海洋的，甚至我们都这样评价自己，但在某些部份，你可以看到香港人相当自我和自守的一面，他们争取的往往是“不变”。这样的社会内部有时是固执和落后，但有时也是靠这种执拗，去保存一些集体需要的传统及价值观。 法律实践中看不见的基层伤害 广义的律政剧有独特的类型魅力，与现实对比，其“爽”处不在结局，不是权贵家庭最后倒台，而是被诬告对象的“时间”在电影中可以被压缩，观众可以跳过不想详细经历的过程。 戏中受害者最后在林凉水律师救济下洗脱罪名，可是冤狱的受苦无法回头。权贵动手一刻，她必定先受罪。这就是以前清朝状师剧集出现的“未见官先打三十大板”讲法。作为清朝小民，不管最后判决是否公道，由你被人状告一刻起，就是受苦的起头。未见到县官大人，接触法律一刻起，首先要被它折磨。 中国民间上又有“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的格言，是一个远古的黑色幽默。问题往往不只是最后判决公道吗（也是律政电影惯常当然焦点所在），而是总过程对弱者不可恢复的摧残。 电影和现实中同样难以撼动的更深层，在于最简单的人类社会现实：社会上总是有强势和弱势。就算法庭“公正”，对敌双方的资源仍不会公平。 仍是片中所说，可能“法律面前，穷人XX”。 《毒》的林律师已经不是一个血肉之躯，而是一个理念。等于超人在文化中不只是一个角色，更代表一个文化和符号。从《九品芝麻官》到《毒》，香港电影人历来确实研究出“大快人心”的律政剧配方，从虚拟的满清到现代香港，不变的是律师之间、正派反派集团间的胜败，决定了电影的满足点。 现实当然没有戏剧性，“普通人”在法律制度面前的特别脆弱无能之处，仍然很“裸命”。 以超级英雄片来比喻，我们乐于歌颂超人每次最后都会来拯救世界的全善一面，但他痛打坏人的时候，会有很多平民在倒塌的建筑物中绝望死亡，所谓“连带伤害”，法律的连带伤害也如是，我们会适度忽略它。 受害者要在制度中努力流转，变成非人化、一个程式存在之后，才有机会最后获补公义。这吊诡的人类个体处境，在不少电影中都会适度淡化。《毒》在这种微妙的“商业平衡”拿捏到位，因此创造佳绩。在“后 2019 年”分化的香港社会，两边阵营都能看到自己想维护的东西。 戏中所说的倒下以后、人人都会很麻烦的 System，那个旧香港，永远的维持现状，的确是香港主流人群在分歧中同样渴望的翡翠城。 香港并没有完全改变，喜欢或不喜欢也好，它仍然处于新旧交替之中。新力量亦不如外人看来那么一帆风顺。 在极度争议的 2023 年香港金像奖，业界内部投票决定。结果是备受拍片伦理争议的《给19岁的我》、口碑好坏参半的《神探大战》都获得各大重要奖项。当时网民有一个讨论：新导演电影虽然在本地获得观众肯定，但因为很多深层关系，不一定会马上获得资深业界肯定。 很多电影都尝试采取更进步文本，而《毒》获得全面本地票房肯定，却在外面遇到冷峰，其实又向人们暗示了，主流思想或审美不会朝夕间改头换面。大众的基本欲望仍然一样，在这离散混乱的时代，有一座最后的记忆堡垒，有一个以往不变的香港。总之，还是要维持现状。《毒》能以最政治正确的方式，揭示这种现在可能政治不正确的“不变”欲望。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