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段“38岁哲学硕士、前记者失业半年送外卖”的视频爆红网络，闪送员陈师傅在视频中讲述自己身为985大学硕士研究生，曾经做过记者、公关，在失业半年多中投出去的简历如石沉大海，临近38岁的他只能在北京当起了外卖员。 “35岁之后，真的是无人问津啊！” 他不止一次地感叹道。 同时刷爆网络的，还有诸如“广州外卖骑手招满了”、“骑手本科率高达30%”、“外卖骑手人数已达到8400万”、“年轻人要脱掉长衫放下身段”等一众惊悚话题，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外卖骑手”这个既普遍、又边缘的打工群体拽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之中。 “五个打工人，就有一个送外卖” 谣传背后的扎心真相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4月份全国16-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高达20.4%，首次突破20%，而这一数字在5月更达到新高的20.8%。据此前热传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报告》，在全国4.02亿职工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达8400万人，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这一组组刷新人们对“就业难”想象力的数据，在流传中被有意无意地进一步夸大，讹传为诸如“8400万外卖骑手”、“每五个打工的，就有一个送外卖”等惊爆眼球的说法。 根据统计，远在2021年底，在当时“灵活就业”的2亿人中，就已经包含约1300万名外卖骑手，占全国人口基数的近1%。外卖行业近年来一直被称为“防失业蓄水池”，随着两年来就业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数字已经远远高于1300万。 与此同时，网上热传的“广州外卖员招满，想要送外卖还要找人托关系”“内部数据显示骑手本科率高达30%”，虽然被逐一辟谣，但仍然有很多人相信这会是一种未来的趋势。等到那个时候，以前经常被人们拿来自嘲的“找不到工作，就去送外卖”等保底选项，都将被更加冰冷的现实所击碎。 其实，无论是讹传还是谣言，它们之所以能被广泛传播，不得不说都精准戳中了人们对“就业难”的无限焦虑，甚至可以说是切肤之痛。而全国高校毕业人数继去年突破1000万大关后，今年将再创新高，突破1100万，应届生就业的灰暗前景更是加强了人们的这种痛感。 在当今这个时代，仿佛“劳动力过剩”成为了一种铁打的时代病。 但吊诡的是，2022年我国新生儿数量跌破1000万，生育率进一步滑坡，人口开启负增长时代，这些未来可能发生的“劳动力短缺”，同样引发了一些人的恐慌。 “900万新生儿嫌少，1100万毕业生嫌多”，过剩和短缺并存，这种刺眼的矛盾为何如此让人难以直视？说到底，都根源于打工人的扎心处境：并不是工作难找，而是能保证劳动者收入和尊严的工作极度稀缺。一些仅仅只是把劳动者“当人看”的企业，却纷纷被捧成了企业界里的“神话”。而送外卖，就一直被人们视为一种不需要技术含量、低门槛同时也低尊严——甚至不被当人看的“低端”职业。 当送外卖的收入被进工厂碾压 年轻人坚守着最后的倔强 每天走街串巷、风吹雨淋，经常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一不留神就成了交警的眼中钉，无缘无故就成了保安的肉中刺，被顾客投诉一下动辄罚款几百块，出了车祸被一堆公司轮番踢皮球，不仅要狂奔、爬楼流血流汗，还得时刻整理表情付出情感劳动……在平台资本借用系统名义施行的围困之下，外卖骑手几年之间俨然成了社会中门槛最低、却又最难做的职业之一。 在多年前外卖行业各方资本杀红了眼的那个年代，单价经常能飙到10块钱以上，很多人选择入行就在于“高风险，高收入”，只要愿意吃苦使劲干，月入过万并不难。但如今，这更像是一部科幻片。尤其到了今年，整个行业的收入都大幅下跌，“高风险，低收入”已然成为一种新的底色。 对于专送骑手，虽然一线城市的很多站点还能给出6、7块钱的单价，但随着大量从业者的涌入，骑手的增量远远超过消费疲软之下订单的增量，即便是大雨滂沱的旺季，“僧多粥少”也成为了一种让人心酸的常态。而漫长的淡季，更是令人煎熬得想把冷板凳踢烂。 据我了解，深圳的某个外卖站点，骑手数量从两年前的60多增加到了现在的150多。在目前的淡季，单量前50名的多数人每天只能跑到20多单，乘以7块钱的单价相当于100多元。算上租赁电池费、罚款和保险，多数骑手的月收入只有3000-5000元，低于很多工厂 对于众包骑手，一线城市的“3块钱时代”在去年便已来临，很多心灰意冷的人都纷纷离开了。而外卖平台又不断推出“畅跑”等新的工种来加强骑手之间的竞争，各种内卷令骑手们惊呼：“白跑”时代越来越近！同城、闪送等等也都有类似的遭遇。 送外卖在当今的职场 远不是年轻人“鄙视链”的下限 对于大多数打工人，尤其是00后和本科学历以上的，他们宁愿选择送外卖也坚决不进工厂，宁愿在社会保障体系中“裸奔”，也不稀罕以高度出卖自由为代价换取所谓的“稳定”。可以说，最晚从十多年前富士康的“十三连跳”开始，管理严苛、等级森严、压制人性且始终鲜有改善的“血汗工厂”，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年轻人职业规划的黑名单里。 虽然送外卖经常被系统压榨，一些站点的管理也会比较严格，纵然背后可以人工操控派单，但系统毕竟是死的，骑手在应对上仍然有相对弹性的时间和空间。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经过多年交手，骑手可以通过一些土方法来灵活地获取休息和空闲时间，甚至把工作变成一个“躺平、养老、吃低保”的场所。 而站点对骑手的管理和工业区的流水线相比，才是小巫见大巫。 宁愿被死的系统围困，也不愿被活的领导管理，这可能是当今打工人“最后的倔强”。这种魔幻的现实，更加凸显了劳动者处境的悲哀和无奈。 可即便到了这种地步，各大媒体仍然屡次地抨击年轻人“矫情”，说他们像孔乙己一样“脱不下长衫”，仿佛所有的就业困境都是劳动者自身造成的。这显然是一种新时代的“何不食肉糜”，既不符合事实，更反映出高高在上者与劳动大众之间的撕裂之深。 “替骑手说话”的没有一个是骑手 说起外卖骑手权益获得关注的转机，源自2020年9月的一篇爆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此文以深切的底层关怀，细数平台资本操控系统不断压缩配送时间、不断压低单价，并把自身和骑手之间的矛盾转嫁到消费者、商家、交警和保安身上，在幕后的“运筹帷幄”中享受着从骑手身上最大程度压榨而来的辛勤。 第一次被系统性揭示的外卖行业残酷真相，极大地震撼了外界。很多人做梦也想不到，每天“投喂”自己、戴着兔耳朵在身边跑跑跳跳的外卖员，竟然背负着令其他行业打工人目瞪口呆的恶意和风险。 由于外卖行业是对城市物资供应至关重要的“毛细血管”，穿着黄、蓝、红等各色工装奔波在路上的骑手们虽然经常像“隐身人”一样被人们所忽视，但在舆论的高度震颤之下，这些日夜供养城市却反遭苦难包围的“最熟悉的陌生人”齐刷刷挤满了人们的视线，引发全民围观。 于是，对“身边人”充满正义感的热心民众、坚守良知的媒体和学者、勇于发声的自媒体人，共同把外卖平台提溜到了舆论的审判台上，并倒逼它们做出“改善”。此后，虽然各大平台熟练地玩弄着“真公关，假改善”的把戏，但是有关外卖骑手的议题，总能时不时地出现在舆论场上，汹涌的民意更是不断呼吁着立法和政策的庇护。 在2021年3月全国两会上，先后有多个代表提议“加强骑手网约车等新业态从业者权益保护”“规范骑手与平台关系，完善灵活用工及保险制度”“给外卖骑手参保，别让他们用生命‘裸奔’”等等，让1000多万外卖骑手仿佛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然而，最终只有南京等极个别地区出台政策为外卖骑手明确劳动关系，绝大多数地区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无动于衷。 2021年5月1日，南京市出台《关于规范新就业形态下餐饮网约配送员劳动用工的指导意见（试行）》。文件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与“专送骑手”（包括全日制骑手、劳务派遣骑手、非全日制骑手）订立书面或口头形式的劳动合同，对“众包骑手”劳动关系的认定也依法予以明确。该文件还明确了骑手参加社保、休息休假、职业安全保障等诸多问题，让劳动者看到了诚意。 2021年3月1日，浙江省出台《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允许企业为骑手缴纳单项工伤保险，但“自愿参与”，没有强制性，且没有骑手的请求和投诉渠道。2021年4月1日广东省出台的《关于单位从业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也是类似的规定。如此一来，骑手想缴纳工伤保险就只能靠企业发善心，在现实中显然是微乎其微。 此后，有关外卖骑手权益保护的政策与立法进度，便逐渐停下了脚步。 虽然2022年3月全国两会上明确：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的覆盖面，无论是平台企业规范用工，还是职能部门加强监管和服务，对灵活就业者权益保障更用心，他们工作才能更安心。但具体的落实，却迟迟没有到来。反而是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代表“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的奇葩发言，被网友们轰上了热搜。 相比而言，纵使在舆论场上屡遭人们“群殴”，但平台资本对外卖骑手的压榨却反而加大了力度，可以说是拳拳到肉、刀刀见血。 外卖单价自2021年以来逐年下降，系统对骑手过度紧逼，罚款机制残酷且涉嫌违法，工伤认定困难……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全都没有改善。各大平台更是从2021年中旬开始，变相强迫所有骑手注册为“个体户”，进一步逃避了雇主责任。 而由于疫情前后大量从业者的涌入，骑手间的内卷更加严重，很多骑手为求生存而放低了对权益方面的要求。以至于今天，重度恐慌的打工人们更是开始担心“连送外卖的机会都没有了”，3块钱的订单有一堆人去抢。这种情况下，平台资本的挤压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当改变过于艰难，围观的人群就开始麻木，舆论开始冷场，有关骑手权益保护的讨论再次被边缘化。各种群魔乱舞的奇葩言行开始抢占人们的视线。 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民建广西区委会副主任委员黄超提议：专送骑手应保证每周至少一天、每月至少四天的休息时间，并且为避免骑手陷入自愿接单的怪圈，休息时间应为强制，休息日系统不予派单；外卖平台在骑手当天的接单数量到达某个指标之后，下调配送单价，从而降低外卖骑手的接单积极性，以此来倒逼他们获得更充足的休息时间。 一边“强制休息”，一边“下调单价”，此言一出，网友们纷纷怒斥黄代表“何不食肉糜”。看似替骑手说话，但在实际执行中不仅对骑手权益的改善毫无作用，还会进一步拉低骑手的收入。这无疑是由于提出政策的人和基层劳动者之间的距离太过遥远。 但如此一来，我们找到了最接近真相的问题根源：在舆论场上、在制定政策和立法的过程中，有资格替自己说话的竟然没有一个是骑手，而骑手们也坐不到人大政协代表们的位子上去。 脱掉长衫后“黄袍加身” 打工人如何直面深渊？ 如果说人们对“外卖骑手本科率30%”的热议来自于现实就业的恐慌，那么孔乙己文学的风靡则更多是一种集体的自嘲。 几年内迅速暴增的骑手数量，显然已经说明了很多打工人并非那么在意是否穿着“长衫”。在满大街奔波的骑手当中，00后及大专学历以上的面孔逐年增加。当人们被生活逼到狭小角落里的时候，任何挣扎的汗水都不可耻。 况且，在当今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工人化，工人群体知识化”已经成为一股无法逆转的社会趋势，就像“闪送员陈师傅”一样，被社会毒打之后的打工人对此更是感同身受。假使孔乙己、骆驼祥子、闰土和祥林嫂们在今天复活，想必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论是穿长衫、燕尾服还是戴金丝眼镜，本质上又能有什么不同呢？ 但是，长期在社会保障的真空地带“裸泳”毕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尤其是当自己的尊严与地位也长期处于一种真空的状态，这就造成外卖行业的流动性远高于大多数其他行业，也被大多数人长期视为一份“过渡性”的工作，更在情感上当成煎熬的深渊加以排斥。 而当整个就业环境持续恶化，压根不考虑进工厂的众多打工人将越来越退无可退、无路可走，外卖行业也将被更多人视为无奈之下的长久性选择。对于无数个“孔乙己”来说，他们或将真正地同“骆驼祥子”们融为一体，穿同一件工装、骑同一辆车去直面资本。 很多骑手由于被强制要求穿着黄色工装，经常自嘲为“黄袍加身”，戳到过无数人的笑点。可现实中既没话语权、更没决策权的骑手，更像是一个困在资本铁笼中直面恶虎的角斗士，当他要被扑倒吃掉的时候，无论裁判席和观众席上的代表、官员、学者、媒体、民众如何同情和鼓励，统统无济于事。更何况，一些人本来就和这场“恶虎食人”的游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已经有很多骑手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行动。有人选择以法律为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有人运用短视频平台发出自己的怒吼，有人通过网络喊话企业老板要求改善……有人走在了组建联盟、工会、行业协会、互助组织、帮帮团的路上，通过团结的力量去寻找改变境况的可能性。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