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article is being reviewed按字面解读，Chemfun就是使用药物（Chemicals）获得乐趣（Fun），其中一种最重要的乐趣是性爱。以中文翻译的话，又可以称为“药爱”，也即是“用药性爱”。不管是异性恋或同性恋者，都会有人会用药助性，但是在男男性接触者的社群中，逐渐发展出一个专有名词 ：Chemfun。用药性爱是全球现象，在欧美国家以及学术界会称这种现象为Chemsex，台湾称为 HI-FUN、烟嗨、約嗨，Chemfun 则是香港社群的专用名词。安非他命、冰毒、俗称迷姦水的G水是主要使用的药物。 有社会学学者指出，除了性与毒品之外，Chemfun对男同志而言还是一个私密的多功能空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社会封闭，香港的男同志社群发展出在“鱼塘”寻欢的文化，为何时至今日，社会变得遂渐开放，男同志仍然需要一个如此特殊的空间？甚至成为全球男同志独有的次文化？除了性爱与药物之外，还有什么“乐趣”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男同志？歪脑访问了有接触Chemfun的男同志、研究Chemfun的社会学学者、以及提供支援的非牟利机构，尝试了解这个现象在男同志社群流行背后的原因，以及坊间支援的进路。 初尝Chemfun 下班回家，在巴士上，波仔打开了LGBTQ 社群约会应用程序Grindr，想趁明天放假，看看能否约到炮友。他的手指向左扫了一下又一下，终于遇见一个合眼缘的对象：运动身形，阳光肤色。波仔点进他的自我介绍，见到几个重点词语都与自己的喜好匹配，没再细看便传讯息相约。 对方有一个稳定伴侣，邀请波仔在家中来一场3P。波仔应约，对方一打开门，随即递上一个玻璃壶。 “水烟来的。”他神秘一笑，“来一口吧？” 壶盖上伸出两条管，一支的末端是一个玻璃球，内有透明物，试管连接着壶身内的液体，一缕缕烟雾正在壶内盘旋。 波仔接过了玻璃壶，心中却正在慌乱。这个壶，看上去与平日在酒吧见到的水烟壶不太一样。他担心自己吸入的是海洛英。那个下午，波仔没有久留，闲聊一会便借词离开。后来，波仔与朋友提起此事，朋友一看对方的 Grindr 介绍内有雪花、刨冰和雪糕的图案，随即笑说：“这对情侣是玩Chemfun。” 这是波仔第一次接触 Chemfun一词。接下来一星期，波仔始终对那个人念念不忘。传讯邀约后，对方讲明一定要玩Chemfun。即使波仔对此毫无概念，还是答应下来，他心想：玩一次而已，又不会死人。第二次上门，对方递上同一个玻璃壶。波仔轻轻一吸，吸入了人生第一口“冰”。一瞬间，大脑分泌大量多巴胺，波仔开始飘飘然。对方取来一支针筒，在一个小小玻璃瓶抽取了 1ml 无色无味的液体，示意波仔张口喝下去。 没多久，紧张情绪一扫而空，波仔感觉微醺，体内升起一股按捺不住的性兴奋，身体感官变得异常敏感。接下来的两小时，波仔只想得到性爱，在没有安全套之下，他享受了前所未有的高潮，释放了自己也未想像过的野性。 那是一种令人渴望一尝再尝的滋味。起初，波仔只是传讯息给写明Chemfun的男同志邀约，地点可能是酒店或是对方的住所。后来，波仔也担当起搞手（host）的角色，自备药物和物资，邀请他人前来家中作客。 有一天，波仔在 Grindr 收到一个搞手的讯息，邀请他参加群体的派对，地点是一间酒店。上到房，打开门，放眼望去，是十几个赤条条的男人，波仔有点不知所措。这段日子，波仔试过一对一，也试过几P，但是最多只是四五个人。 搞手见他呆若木鸡，先给他递上一个冰壶，再引领他去浴室洗澡。 药物很快发挥效用，步出浴室的时候，波仔已经完全进入状态，相中一个合眼缘的对象。他一只手搭上对方，对方在一轮热吻中，然后以抚摸回应，波仔完美地融入了人群。 踏入Chemfun的圈子已经三年，波仔坦言这是他目前排名首位的娱乐，暂时未打算离场。“玩 CF 已经一段日子，自然会想与 CF 的人一起玩，一起嗨，性爱不同步的话会不够尽兴。”访问这天，在介绍人陪同下，记者获邀到波仔的住所见面。这位介绍人，是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刘凯亮（Sky），他与波仔是在一个Chemfun派对上认识。刘凯亮曾经实地考察，深入访问30名参与者，并于2014年发表论文，成为本港首个以社会学角度探讨Chemfun的学者。 为什么参加Chemfun的是男同志？ 用药性爱早已于欧美社会的男同性社群间存在，而欧美社会早于 2000 年代亦有相关研究，亦尝试以社会文化的角度切入研究。刘凯亮就读研究院的时候已经开始研究同志议题，期间发现香港男同志社群兴起Chemfun 现象，于是一马当先投入研究。 “我希望减低主流社会对用药的污名化，推广缓害的介入手法，协助男同志处理困境。” 近年来，坊间以及政府部门对于Chemfun的讨论，主要是围绕不安全性行为所导致感染艾滋病风险大大增加。研究了Chemfun多年的学者刘凯亮认为，“只是以公共卫生的角度理解Chemfun的话，缺乏了一个同志观点，政府是不可能透辙理解。” 刘凯亮表示，卫生署只看见艾滋病毒（HIV），禁毒处只看见吸毒者，却没有部门看得见议题里的大笨象：为什么参加Chemfun 的是同志，而且是男同志？ 在《香港男同志社群的 ChemSex 行为研究》报告中，关于参与Chemfun的原因，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自己参与的主因是与性有关，另外亦包括减压、好奇等心理因为，亦有人是为了社交方面的原因，如找寻伴侣和认识朋友。 “相比起异性恋者，同志特别需要空间。” 刘凯亮指出，社会中的主流家庭、学校、工作环境、影视音乐──“周围都是直（身边都是异恋性）。” 作为性／别小众，假如男同志不想扮直（装作是异性恋），只能寻找专属的空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性／别小众仍然为世所不容，男同志能够自处的空间就是所谓“鱼塘”，即是公厕、公园、天桥底，后来才发展出桑拿。在成长过程中，男同志发现社会认为同志有罪，男同志的性关系就是艾滋病的代名词，他们会将这些负面观点内化到自我形象，引致“内化恐同”，不敢出柜。 波仔的性启蒙发生在中二那年，地点是公厕，从此被勾出自己对男人的兴趣。那时是九十年代初，波仔就读男女校，眼见一众男男女女你侬我侬，在青春期探索自我，他却不敢声张，只会暗恋，只会趁体育课更衣时观察其他男同学的性器官。 “哪会有胆讲？”他说。一句话，足以总括他的青春期。 1991年，香港通过将同性性行为除罪化，市面开始有Disco和酒吧正当营运。作为一个中学生，波仔不能去酒吧，只能偷偷买同志杂志阅读。杂志内有交友栏，有人只会列出年龄、身材和联络电话，也有人比较大胆，连同照片奉上。 直到中学毕业，波仔才第一次接通这些交友电话，首次在现实生活接触到另一个男同志。想当然，有些人只是骗饭骗财，但是波仔也有遇过心仪对象谈恋爱。初尝恋爱，新鲜感来得快去得更快，恋情只维持一两个月，最长一段关系也只得大半年。 “恋爱时间一长，感觉渐淡，只要有另一个人想结识你，而你又对他有点兴趣的话，很容易就会放下原本那一段关系。” 波仔说，他不是不享受恋爱带来的温暖，但是觉得交代行踪是一种束缚，失去了自己的空间和自由。 九十年代末，互联网兴起，出现网上论坛、聊天室，以及后期的手机应用程式Grindr，男同志得以在隐藏身分的同时，更容易结识到同道中人，邀约发生性行为。 从此，波仔就没有再谈恋爱，单身至今已经二十年。 为什么男同志好像较难建立长期的伴侣关系？刘凯亮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因为男同志缺乏建立关系的土壤。” 异性恋者谈恋爱，父母会高兴，加上婚姻制度配合、公共政策支持，拥有充足的土壤滋养关系。相比之下，男同志在成长时已经缺乏机会学习如何发展和维系关系，加上谈恋爱就要担心“出柜”的事情，出柜又可能会丢了工作，甚至失去家人，门槛相当之高。 “即使我今日有一个恋爱对象，我也不会在街上与对方牵手。”波仔说，他不想别人因为他是男同志，然后自动将他与一大堆污名划上等号。“每一个人都想得到亲密感。”刘凯亮分析，“男同志要建立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可谓困难重重，既然会遇上这么多阻挠，不如找一些容易入手的关系，例如‘性’。” 波仔当日尝试第一次Chemfun，就是因为对方属于自己喜欢的类型。记者曾追问波仔，为什么明明第一次曾担心对方提供的“水烟”是毒品，但是后来又主动邀约？ “因为我想与他玩。” 对方有这么吸引吗？ “是啊，因为我喜欢他。” 仅此而已？ “够了吧，还想怎样？” 在性与毒品以外 Chemfun 的首要卖点是性，而且有药物加持，比起在 Grindr 约炮的正常乐趣（normal fun）刺激兴奋得多。曾经有参加者比喻，假如正常乐趣是一部黑白粤语长片，Chemfun就是4K高清片。 “然而，Chemfun 是 more than sex，more than drugs。” 刘凯亮表示，Chemfun是一个多功能空间，每一个人都可以各取所需，例如是亲密感、归属感、认同感，甚至发展出友谊以及爱情。 正如波仔参与一场集体性爱，遇上合眼缘的对象而对方又没有拒绝他，波仔就会觉得开心，也会自信大增，“原来我也不错。”大战一场，药效退去，众人稍事休息，对手给波仔递来枕头。安顿他之后，对方又问：“口干吗？要饮品吗？我一次过拿给你？” 波仔坦言享受这种毋须谈恋爱但又随手可得的亲密感，“有人会主动亲吻你，拥抱你，只要上去了就一定会得到这种温暖。” 除了亲密感，Chemfun 也满足了波仔的社交需要。未有Chemfun之前，波仔一向都是去公厕或者桑拿，因为“去酒吧要花钱。”然而，还有一个他没有说出口的理由，是因为去酒吧而要认识到人，甚至想发展长远的关系，先决条件是拥有文化资本。波仔自认性格比较害羞内向，因为知道自己不善辞令，从来不敢参与团体聚会，以免讲多错多，或者成为被排挤的一个。 “虽然波仔内向，但是也想交际，也想有一班朋友，Chemfun 的空间（对他而言）可说是几近完美。” 刘凯亮解释，波仔在这些场合可以跳过所有步骤，直接与心仪的对象开始。波仔亦曾提到，在Chemfun 能够见识到各行行业的人，在其中认识的人也算是朋友，遇上用药后的皮肤和情绪问题，他也会向这些人请教。 波仔日常的社交圈子甚小，为人寡言，平日有什么感受或烦恼，他都只会放在心内。然而，只要去到Chemfun的空间，加上药物令大脑释放源源不绝的多巴胺，波仔可以放下所有烦恼，全情投入，享受性爱。 “Chemfun 的空间又像是社区中心，而且是流动的，由个人自发组成。” 刘凯亮遇过一位搞手，形容自己搞派对就好似大学上庄（参与学生组织），一手一脚订场、安排药物、联络参加者，见到大家玩得尽兴，他就觉得开心，而他从未得到过这种认同感。 这个“社区中心”有时还真的能够为社群遮风挡雨，刘凯亮在几年前见过一个年青人，每一晚都出现在不同Chemfun场合，细问之下，才知道他无家可归，家人知道他是玩Chemfun的男同志，做警察的父亲表示要“大义灭亲”。“他略有几分姿色，就以此作为筹码，穿梭于不同赌桌。” 刘凯亮以赌桌形容Chemfun，因为每一个人在 CF 场合都手执不同资本，换取自己的需要。有人以外表换取药物，有人以金钱换取私密空间，有人以药物换取真爱。在赌桌上，每个人都是有赢有输，有人能够忍手离场，也有人会输掉身家。 波仔的故事只是反映了其中一面。他遇过有人因为社会地位及工作关系而不能出柜，只能在Chemfun的空间做自己；有人就算有钱有房开私人派对，都情愿参加集体性爱，只为求遇上真心受自己吸引的对手，而不是为了自己提供的免费药物。 “每一个人玩 Chemfun，都有自己的故事。” 刘凯亮说。 缓害作为另一种出路 Chemfun 作为一个空间，可说是另类偏锋的Disco、酒吧或是桑拿，又因为牵涉药物而变得极度危险，刘凯亮认为Chemfun 社群的心态与极限运动者有点相似。社会学家Stephen Lyng曾提出 Edgework（刀刃作业）理论，解释人们喜欢挑战极限运动，主要是因为高风险会带来高度兴奋。然而，挑战者通常都会做足安全措施，正如玩Chemfun不是为了寻死，所以要学懂限制用药剂量，确保自己处于安全网内。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为用药性爱的男同志开设的支援计划 Project HERO，曾邀请20位服务使用者参与研究，并问及参加者对Chemfun的取态。只有一位表示维持现状，另有四位表示应完全戒除，高达15位认为只是要减少使用，并学习管理相关风险。 “参加者来自各行各业，社工、老师、护士、医生、律师……许多人都会调较闹钟上班。” 刘凯亮笑说：“当然大家都想玩到上太空，但是大家都知道要设法降落地球，哪怕落地时裙拉裤甩（裙子被扯住，裤子快脱落，形容匆忙狼狈）。” 他表示，自己接触到的参与者，不少人都希望“长玩长有”，他们知道过于沉迷会丢掉工作，失去收入，他们也知道不能滥药，不然会导致皮肤溃烂，精神失常，两者同样只会落得无法再玩下去的下场。 Chemfun 与极限运动的最大分别，在于服食毒品。 “无论你是吸一口冰抑或十口冰，药物都会损害脑部。”刘凯亮坦言Chemfun 绝对有害，亦见过有人因滥药而崩坏，但是政府需要正视这是部分男同志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暂无其他事物能够取代，“不然就不会有人玩了Chemfun 十几年也继续玩下去。” “用药者不等于是滥药者。” 刘凯亮指出，目前香港的禁毒政策强调“不可一，不可再”，只推动完全戒断的出路，无法治标，更无法治本，推广“缓害”（Harm Reduction）来得更实际。他表示，无论是使用安全套减低性病传染、服食美沙酮（毒品替代品）戒海洛英、抑或是使用尼古丁贴戒烟，其实都是不同的缓害手段。 世界卫生组织更于 2015年将PrEP（Pre-Exposure Prophylaxis，暴露前预防性投药）列为全球艾滋病防治的重要措施，截至2020年，全球已有130个国家将世卫的建议纳入全国指引，可惜香港仍然未有跟随。 香港卫生署于2020年以问卷访问1,574位男男性接触者，其中8.6%受访者在过去六个月曾经参与 Chemfun。另一个支援Chemfun 男同志的非牟利机构NJAC工作室，负责人 CT 深入 Twitter 做网上外展，在派发 HIV 检测包的时候，也曾顺道收集社群的性喜好数据。由于Twitter 聚集了更多性文化爱好者，用户回覆更加大胆，其中六成人表示自己在过去12个月曾参与Chemfun，更有高达9成半回覆表示自己在过去12个月曾发生不安全性行为。 CT 表示，Chemfun 社群不太了解用药的后遗症，一旦习惯用药快速处理各种问题或情感需要，药后其实需要偿还。除了改变公共卫生政策的方向，他们亦教育社群有关使用药物的知识，甚至推动由政府引入 PrEP 。然而，归根究底还是要理解男同志投入Chemfun 的动机，而非单纯评断男同志的药爱行为，才能对用药爱社群带来实质帮助。 卫生署目前未有针对 Chemfun社群的拨款，非政府机构通常是以防治艾滋病为名取得资助。政府只是著眼于预防社群感染艾滋病，强调定期检测，但是没有具体措施处理其中一个源头问题。 CT 在过去一年曾经三次向卫生署递交申请书，想在聚集最多Chemfun 参与者的 Twitter 开展更深入的工作，可惜始终未能得到拨款。 电影《漂亮男孩》（Beautiful Boy）讲述一位父亲如何与酗酒并患有毒瘾的儿子相处，CT十分喜欢儿子所说的一段台词： 有人问我：“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我是个酒鬼……而且是个瘾君子。” 他说：“不，这就是你处理问题的方式。” 访问波仔的时候，记者在最后问了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小到大，有没有什么事情，你做到之后，如今为自己感到自豪？” “玩了第一次 chemfun。” 波仔笑说：“又刺激，又兴奋。” “那么，人生有没有什么是你很想得到或做到？” 波仔想了想，像小孩般许愿：“中六合彩，以及有一个健硕又英俊的男朋友，可惜未做到。” “只要一个人在充分了解用药的前提下，认为药物能够陪他继续走下去，其实也没有问题，但是他首先要理解自己的人生目标。”CT说：“面对人生困顿，有人选择食甜品，有人选择不断谈恋爱，有人选择一放假就去旅行，只是有些人选择了Chemfun。用药不是他们的问题，只是他们应对自身问题的方法。”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波仔为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