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台剧《人生清理员》影集版上线，故事描述专门做特殊现场清洁的“明日清洁社”，透过走进一个个现场，清扫逝者与亲友间的遗憾。此剧不只聚焦在现场的脏乱及往生者留下的纠纷，而是人们最终如何走在一起，以爱化解遗憾。 而现实版的《人生清理员》每天都在上映，记者采访了台湾特殊清洁人员兼《人生清理员》顾问卢拉拉，以及曾投入特清领域的艺文策展人林正尉，探讨目前台湾特殊清洁的现场背后，中壮年族群的孤独死困境，以及艺术如何成为丧亲者释放哀伤的重要出口。 “三明治世代”的孤独死悲剧 2025年，台湾即将进入“超高龄社会”。随着全球人口老化与少子化的来临，“孤独死”成为全球化的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孤独死”将愈见普遍。值得关注的是，独居不再是老年人的最终选择，而是不分年龄或社经阶层，特别是被称为“三明治世代”的中壮年族群。 从事殡葬业近18年、拥有9年特殊清洁行业经验，同时担任《人生清理员》顾问的卢拉拉指出，在孤独死的案例中，有很高的比例是35至65岁的中壮年男性。据他在死亡现场观察，中年族群孤独死案件可以细分为三个族群，分别是工人阶级、茧居族以及自杀者。 台湾依然存在剥削及职安问题，导致工人长期承受巨大的生理及心理压力。部分“三明治世代”因工作不断迁移，久而久之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愈来愈薄弱。最让人无奈的是，这群中年男生在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中，通常是背负着家庭经济支柱、社会责任的“夹心世代”。以上种种困素，逐渐将他们挤压成“压抑的一群人”。 “我们在这种现场里面，除了会发现死者的工具，也会找到大量的止痛药物。”卢拉拉续说，大量的止痛药物意味着当这群人身体出状况时，为面子或怕麻烦，一般不愿就医，而是服用大量的止痛药去抑制当下的不适，从此陷入药物的恶性循环当中，“长期下来，他永远没办法察觉真正的病因，再加上独居状况，导致他们成为高风险的孤独死族群之一。”他分享说，在清理现场他们用上数个大麻袋盛载逝者的止痛药物。 另一种常见的族群则是“茧居族”，这个词源自日文“引きこもり”。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定义，是指超过半年不接触社会、不上学、不上班，不与外人交往，生活自我封闭的人。回到卢拉拉的经验，他在现场所遇到的“茧居族”，生前大多处于没有工作的状况，并依赖家中长辈或亲戚的接济。有些人会选择把房屋抵押贷款，以此支付生活开销。 跟“手停口停”、必需靠止痛药来支撑身体，透过劳动换取收入的工人不一样，这群人所面对的困境，未必是来自经济压力，而是因自我封闭所造成的虚弱心理及生理机能，导致在家猝死的悲剧。由于“茧居族”绝大部分时间宅在家，因此在处理衪们的案场时，环境通常是非常脏乱的。过期发臭的食物，堆积如山的垃圾，蚊虫蟑螂肆虐。小小的空间，空气弥漫着不只是霉臭味，而是一种生命正在慢慢消逝的苍白无力。“在这种环境之下，缺乏运动，导致身体越来越虚弱，身体机能退化，造成猝死的状况。”卢拉拉说。 囤积背后 往生者留下的最后话语 孤独死的现场千百种，但卢拉拉观察到，大多往生者都有囤积物品的习惯。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物品的类型，反映往生者的生前大多不能自理。譬如说，除了遗体以外，死亡现场还常会发现已经腐败的食物、装满排泄物的饮料瓶、各式各样的垃圾袋或环保袋等废弃物。有时候，家属也会请求他们帮忙找出重要的东西，如遗书、贵重物品、存摺，甚至是价值上百万台币的积分卡等等。遇到这种委托时，团队只好化身成侦探，从现场遗留下来的生活痕迹着手。 一次，他在混乱的空间发现一间整齐的房间，与混乱的房子形成强烈的对比。一问之下，原来死者曾经跟长辈同住，就算长辈已经不在了，在他的潜意识中还是存在“不要打扰长辈”的想法，所以不会把东西囤在里面。“所以我们当时大概判断出来，死者是住在另一个房间，并把贵重的物品藏在那边，后来我们也找出一堆金饰。” 在自杀现场，遗书是逝者最后的遗言，卢拉拉的团队亦尽力搜寻。他曾经在废纸堆里找到死者的遗书，甚至只是写在某个笔记本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工作虽然要讲求速度，但每个地方都要检查的原因。”细节总是藏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艺文策展人进入死亡现场 事实上，除了清理囤积屋的技术和经验，特殊清洁背后，同时肩负着安抚遗属与悲伤辅导的重要意义。例如，在特殊清洁的过程中，清洁后的香气有时帮助家属舒缓情绪。透过陪伴家属整理遗物，彼此共同面对与调适悲伤情绪。“疫情之后，我开始对生命相关议题产生兴趣，不管生或死，其实离我们很近，但是我们要怎么去认识它呢？”2023年5月，原本是艺文策展人的林正尉，为了寻找答案，因缘际会之下跟随卢拉拉进入一个个现场，直到现在，林正尉总共经历接近65场特殊清洁现场。 林正尉回想从学术研究者及策展人身分投入现场的契机，源自疫情期间的小插曲。“当时的社会气氛，为了安全起见，几乎人人都足不出户。由于被关在室内太久，中间想出去透透气，结果发现，我们家门口被贴了一张黄符。”林正尉续说，看见黄符的当下也猜到同层有人因疫情离世了，“后来放风时遇见房东，她小小声跟我说对不起，我点点头，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不用太多话语。”也许是基于死亡的忌讳，或者疫情期间的紧绷气氛，房东始终没有道出符咒的用意。然而该经验让他深刻感受到，疫情期间，很多人对死亡的情绪无处抒发，只能透过迂回的方式去表现。 过去一年，在卢拉拉的亲身指导下，他从一窍不通的菜鸟，愈来愈掌握清扫的技术与判断力。在遇见悲伤的家属时，除了当下的安抚与陪伴之外，他亦开始思考自己的艺术策展及艺术评论者的身分背景，可以为这些悲伤的家属做些什么？“也许艺术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他开始回想过去自己在社区营造以及策展的经历，可以如何应用于悲伤辅导之中。 记得有一次，他参与某个老房子整理的社区营造计画，要把沾满灰尘及囤物老房子整理成展览空间。动工之前，他与团队必须要了解房子主人在地方的社区关系、生活习惯、居住环境、信仰关系以及对生死的看法，“这个过程，其实跟遗屋整理的前置作业很像。在整理老房子前，我们会先与屋子及里面的物品沟通。”他补充：“从事社区营造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先去当地的最大的信仰中心，像是宫庙或土地公，跟上层报告接下来的清扫行动、或者我们需要在某个地方办活动，也有这样的仪式。”站在仪式的角度，是希望透过信仰得到帮助我们的力量，也达到安抚人心的效果，让事务可以顺利进行。 听起来有点玄，实际上是回到人与地方及信仰之间的连结，以及对自然及形而上力量的尊重。站在悲伤辅导的角度，所谓的物品整理，是透过梳理逝者与生者关系之间的细节，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留下来的人缓解丧亲所带来的痛苦。林正尉分享，在整理的同时，自己也逐渐意识到艺术与死亡之间的距离，并非遥不可及。他从一些学术研究认识到，丧失体验是文化性且社会性的，具有美学意义的转化身分，甚至是重构丧失体验的重要媒介。 台湾开始在2024年举办特殊清洁与遗物整理的学术论坛，卢拉拉和林正尉都是论坛的分享者。林正尉以探讨台湾遗物整理的文学书写以及背后的艺术转化为题，寻找悲伤辅导如何透过艺术治疗来为丧亲者重建生命意义。以遗体艺术照为例，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随着摄影术出现，亲友过世与遗物及装饰，都会出现在遗体艺术照。林正尉举例说2012年，澳洲的Mary Burgess发起“遗物转化”的行动。Burgess在丈夫逝世之后，把他的毛衣拆成毛线，重新织成颈巾、披肩等，背后的概念是把遗物以另一形式再生。 遗物整理建构死亡的意义 “艺术有两个重要的沟通目的，第一是跟社会沟通，第二个是与自己的内在沟通。”他随即展示了一幅现场的素描画给我看，画中的内容是小套房，布置简陋，单是观看染有血迹的单人床，大概知道死者生前的状况。“我们为了保留生者跟逝者的隐私，除了回报家属和工作进度的特定目的以外，我们不会拍照的。这幅画原本的照片，是我随便在网路上找的，并没有血迹，构图非常简单，只有一张床，一件衣服，破旧的窗帘等元素，却是我们在现场很常经历的画面。”他如此说。 第一眼看到这张照片时，林正尉直接感受到浓烈的孤独。而他口中所谓的孤独，主要分为三个面向，第一是死者生前的孤独，第二是清洁人员在现场被邻居或外人孤立与排挤的情绪，他补充：“我们在清理房屋的时候，如果里面有尸臭味，我们必须要先把门窗关起来。有时候邻居看到我们，眼光可能也不太友善。”至于第三种，则是留下来的人与物，包括清洁人员与家属，各自必须独自消化的悲伤情绪。 上述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特别是疫情后，林正尉观察到“遗物整理书写”，透过艺文及生命教育持续发生。例如，像他这样的跨域人才的加入，可以在殡葬业服务者之外跳脱本位思考，及反思博物馆学的当代意义；他发现近年艺文展览与产业展览，也开始思考东亚社会孤立死亡等议题；而影剧、MV及电玩陆续出现遗物整理及特殊清洁议题。以上种种，都丰富了遗物整理领域及特殊清洁领域的专业研究；更重要的是，在孤独死愈来愈普遍的时代，不管是任何人，我们的恐惧不再被藏在阴影之中。 透过这种集体创作及实践的力量，如L.Hedtke及J.Winslade（2016）在《哀伤的艺术》所言：一起共同面对及重新“雕琢”（crafting）死亡之于我们的意义。“若我们开始认识设计源于社会并有效回馈社会，艺文策展为何不能为社会而策展？”林正尉自许扎根于这样的助人意念，在清洁工与策展人身分流动转变，以寻找未来的策展实践可能。就像Christine Valentine（2006）所言，我们不能独自哀伤，我们也不能孤立地建构死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