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粉红，这一带有强烈国族主义色彩的网络群体，在近五年内迅速为人所熟知并且壮大。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方可成将之一定义为“中国年轻的网络民族主义者”。“小粉红”世代横空出世，发生在全球民族主义回潮的大背景中，也伴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后，国人油然而生的骄傲感。

2019年，被认为是中国民族主义热情最高涨的一年，然而在年末冠状病毒肺炎来袭之后，网络舆论的倾向一度出现急转直下的改变，引来中文世界的关注。在有网民发起尝试问责、被删文章传播接力、要求言论自由等活动的同时，2月上中旬，有大批网民在以不同形式宣布自己“不再是小粉红”，对官方政策感到失望。有台湾时评员与媒体将这个情况称为小粉红“叛变”，甚至称之为中国大外宣的失败。

而事实上，随着COVID-19病毒在全球范围大流行，作为疫情起源地的中国，媒体转而大力报道他国的确诊数字如何快速增长，以此反衬本国防控有力。在疫情初期有所沉寂的民族主义群体们，重新主导了网络上的声量。但也有一些前“小粉红”说，自己不会再回到这样的队伍里来了。

今年2月，阿玮的朋友告诉他，自己收到一个道歉。朋友以前在微信朋友圈批评政府，被“小粉红”攻击。本来朋友已经淡忘了，没想到武汉疫情爆发后，对方主动来说自己的看法变了，并向朋友道歉。

“我想起了一部纪录片《少年·小赵》，讲的是一个喜欢穿军装、挥五星红旗、高喊‘还我钓鱼岛’的山西年轻人，在几年间经历了世事之后，怎样变成一个‘普通人’的故事。”阿玮感慨。

2016年初，蔡英文在台湾大选中获胜，部分大陆网民在百度帝吧召集下，翻墙到台湾三立新闻、《苹果日报》和蔡英文的Facebook主页上刷屏。从这场“帝吧出征”开始，集体涌现的在社交媒体上力挺中国政府、痛批“台独分子”以及善用表情包、网络语言的网友，“小粉红”的名号为人所熟知。自那日起，“小粉红”这个民间群体活跃在网络民族主义战线的最前，赞美祖国、批评西方国家、举报反动言论。

这样的民族主义热情在2019年国庆节期间抵达高峰。央视网报道，那天微博的相关话题中，阅读量破亿的话题超50个，其中#国庆阅兵#阅读量76.5亿，讨论量超580万。2019年，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民族主义热情最高涨的一年。

 

瘟疫蔓延时的脱粉潮

就在70周年国庆节之前，全中国的青年围观了4个月的香港反修例运动。网上流行的说法是，“香港给90后上了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对“香港暴徒”的仇恨团结了大量中国青年，也让小粉红的队伍前所未有地壮大。“香港让年轻人发现民主自由很糟糕，国家多强大，更爱国了。”

然而几个月后，几个月后，看到疫情初期的情况，很多人也无暇顾及这些了。

“这就是我爱的国吗？我算是看清楚了……”“曾经我也是‘小粉红’……现在觉得能平安过完这一生就谢天谢地了。”疫情爆发后，开始有网友发表“脱粉宣言”。被认为是“小粉红”聚集地的代表性论坛“豆瓣鹅组”，出现大量表达愤怒的帖子，一度让网民感到意外。

当时有学者认为这次公众不满的规模不容小觑，学者白信就认为，“过去八年，或者过去三十年以来，还从未有这么广泛的民众情绪，从对新冠病毒扩散的不满，集中导向地方治理的失败、领导制度及系统的失灵之上。他们也正在从自己处在感染、被隔离、被管制、被限制公民权利的痛苦、恐慌和无助中觉醒，打破了过去八年甚至三十年以来对中国模式的迷思，譬如以付出自由换取安全、以牺牲权利换取财富的迷思。”

我们问了十余位宣布脱粉的朋友。大部分回答是“我只是个普通人，不聊政治”，“没太明白小粉红是什么意思，乱用词语”，“我爱国爱党爱人民”。

 

小粉红姿态之一：“不要说国家也不容易”

肺炎最初的“吹哨者”之一、医生李文亮去世次日，大学毕业一年的Iris在网上说：“曾经我也是小粉红一枚……我也向往D(党)，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让我以为D是真心‘为人民服务’的。可今天发生的事情，真的让我觉得恶心。”

Iris觉得以前自己是“小粉红”。“我觉得这个社会是很干净的，充满正能量的。……上了大学以后，很多宣扬国家对抗的‘红色教育’，也并不觉得反感，甚至觉得应该提供自己的力量，让国家能够更好，应对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排斥和打压。”十一期间，她发文庆祝祖国生日，要自己“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

去年年底，她开始通过微博了解一些时事。红三代把奔驰开入故宫的新闻给了她不小冲击。“我模糊地感觉到这个国家的‘领头人’中存在着一些特权官僚。”她说，“但那时并没有想到体制性的问题。”

1月瘟疫之初，她仍相信官方的说法，觉得民间流传的是谣言。回想起来，她觉得自己“可能被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蒙蔽了”。

直到武汉封城的第二天，回老家的车上，Iris刷微博看到大量求救信息，同时到了对比强烈的春晚节目：“大家还在那里唱着、跳着、笑着，想到武汉人民正在担惊受怕，生命时刻受到威胁，其他地方的人怎么还可以这么欢乐地过年？”

大年三十，Iris在车里哭。“被气哭的。”

后来几天，她天天刷微博看肺炎的消息，感觉到信任逐渐摧毁。最后一根稻草在2月6日晚上，李文亮被宣布去世又改口抢救，她刷了一夜微博等待奇迹，但朋友告诉她，这是一种舆论操纵的手段，“可以延缓人们的愤怒”。

“我就炸了。”

她的想法彻底改变。“不要说‘国家也不容易’”，她说，“不要把中国人都当作没有分辨能力的小孩”，“所有被删文、炸号的人，都对这个国家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Iris对我们列出了很多她觉得这个国家应当改进的地方。“要加强对于医疗行业的公益性投入，要增强防疫能力，官方发布的信息要更公开，官媒的报道要更真实，官僚机构要对下负责，要有更好的人才选拔机制，政府应该受到监督，人民要有更强的公民意识……”想了很多后，她的疑问是，破解中国当下政治体制的困局，“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Iris以前从没翻过墙。“现在真的想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

 

小粉红姿态之二：明白为何香港要抗争

Iris的经历，是众多宣布改变想法的民族主义青年中的沧海一粟。网络上的爱国青年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改变，普遍体现在对于政府的质疑增多。但哪怕宣布脱粉，各人最为显著的区别，集中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即境外势力的态度上。如上一年引起大量讨伐的香港运动，如今有些人表示“明白为何香港要抗争”。

英国的台湾留学生荷敏觉得最近和中国室友Sarah关系更密切了。“2月份，她问了我新疆‘墨玉名单’的事情，……后来又和我们三个台湾人一起去旅行。”

Sarah曾经是个觉得中国有防火墙没什么不好的人。她出身中产，觉得政府肯定会重视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好好做事。也是在李文亮去世后，她开始反思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了。所谓人民未必包括我们吧，也许我们只是屁民，或者韭菜，割完一茬又一茬。”对室友主张的“台湾独立”，Sarah现在的看法是，强扭的瓜不甜，人家台湾想要怎样就怎样。

“只是这种言论，在国内真的不敢讲，讲出去真的会被打。”

 

小粉红姿态之三：“不要趁机洗白香港”

事实上即便在对官方的批评声量最高的时候，网络舆论的主流态度依然认为“境外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批评自己政府和反美、反港独、反台独是两回事。有的人脱粉，是嫌官方不够民族主义。

三十岁的Vicky关注主权问题，尤其赞赏给中国祝寿的“勇敢”台湾艺人。去年年中开始，见证香港运动和台湾蔡英文连任后，Vicky觉得中国政府“不够强硬”：“中联办简直废物”，“跪台办不是白叫的”。疫情爆发后，她对官员的表现愈加不满。她不满官员不对老百姓负责，监察、纪委都是“自己人”，起不到监督作用；也不满官员昏庸，“拍马屁、喝酒、找小三在行，遇到紧急事件就不知所措”。

而最终让Vicky宣布“脱粉”的，是中央宣布发3000万口罩给香港的新闻。她形容此举“下贱”：香港离心离德，“明明自己都缺口罩，竟然还要倒给他们”。

“我为自己曾经是‘小粉红’感到可耻，觉得他们恶心。”

Vicky认为转变后的自己是中立的。她相信很多西方国家“境外势力”有目的，“巴不得中国四分五裂”。她仍反对民主选举和社会运动，“选举的弊端咱是知道的，靠老百姓自己选，那更扯淡，选出来的人一定是最会忽悠老百姓的”，“上街游行是无畏的牺牲，墙外还有一些华人想让人民起义，可没有枪没有炮，起义个鬼啊？”对于疫情发生后网上一些同情香港的声音，Vicky认为这是给香港“洗白”：‘五大诉求’本质就是争取独立。”

我批评政府，但绝不与“恨国党”、“慕洋犬”为伍。她说。

官员无法监管，民主那一套又不行，能怎么办？“我最大的矛盾就在这里，找不到答案。”她承认。她认为“只能寄希望于领导人自上而下的改革”，又担心改革“出不了中南海”。 

 

是昙花一现，还是酝酿中的政治变革？

在网上大量反对运动、禁忌信息、粉红脱粉潮的初期，香港有线电视、苹果日报等，都曾以“人民觉醒”为题报道武汉相关的信息传递和网络运动；一些学者对于这种思潮能够带来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寄予厚望。

白信就认为，“它所汇聚起来的公众对统治者的普遍不满，达到了过去三十年以来的最高峰。一场由寄生于中国体系中的武汉病毒的大爆发而开启的政治革命，或许正在潜伏和变异”。

事实上，中国网络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风潮。2008年，在经历了汶川地震和奥运会之后，中国网民的民族自豪感曾经抵达顶峰，随后在地震的缓建和追责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次年的毒奶粉事件，也曾让突起的民族主义迅速跌入低谷，并且开启了数年的网络批评监督时代。但当时的网络控制力度与如今大为不同，而政治变革在当时也并未开启。

当疫情进入第二阶段，在其他国家逐渐发酵后，网络风向再次转换，民族主义潮流卷土重来。大批网民开始点评他国防疫水平，并以此对比出中国防疫的成功，呼吁“世界欠中国一个感谢”，同时网上开始出现病毒是由外国传入的阴谋论。与此同时，3月10日《人物》杂志的报道《发哨子的人》被审查删帖后，大量网民推出不断不同语言的版本接力流传文章。这两种趋势在网上同时呈现，但只有后者面临大量的审查。

方可成认为，“小粉红”们所展现出的“民族主义”，特别需要留意其与“爱国主义”的区别。尽管概念都略模糊，但学者比较公认后者不含排斥外国的成分，民族主义则有仇外色彩。方可成同意，肺炎这样的公共事件能引起年轻人反思，但民族主义者有牢固的国族“内外”观念，因此事件对他们的影响也因“内外”的元素而不同。

这也就说明了人为什么可以一边批评中国政府，一边以另一种态度看待香港台湾和西方国家相关的议题。

民族主义者这种凡事分内外、敌我的判断原则，使方可成没有白信那么乐观。他更认为，这种一时激愤的情绪很容易被遗忘：一方面，对内态度的转变可能指向地方和基层，不涉及制度反思；另一方面，如果再出一个国际事件，“也可能导致小粉红们更以外国为敌”。这一点在疫情国际爆发后，得到验证。

当疫情在日韩和欧美国家发酵后，主流舆论开始批评他国应该“抄作业”，认为“世界欠中国一个感谢”。在“豆瓣鹅组”，比批评中国各级政府更常见的贴文，仍然是对香港口罩不足、医护罢工、争论封关等状况的调侃。“脱粉”的小小浪潮，被更大的一波民族主义反扑的浪潮所淹没。

 

疫情之后，小粉红的不同样子

如今，在网上宣布“脱粉”前“小粉红”们，有的与过去决裂，找到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的继续转发官媒正面宣传；有的认为自己理解香港、台湾，有的依然要武统；有的转向电竞、追星，有的越来越少发帖，“觉醒又能怎样”。还有的回归到了“沉默螺旋”。Vicky说，自己越来越少关注政治议题了，“生活就是工作、吃饭、追星，就挺好的。”

“脱粉”之后，有人在网络上交到了志趣相投的新朋友，追踪了更多自己现在认可的大V，但由于公民社会仍受打压，“觉醒者”之间无法形成更强的连结。

对于有些个体，改变确实是不可逆的。Iris9月回到学校开始了自己的硕士生活，看过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起落之后，她说，“无论中国政府、外国政府，防疫做的不好都该骂”，但自己不会因为一些西方国家的防疫做得不好，就合理化中国政府的一切，之前那些年听闻的谎言既然已经被揭开，自己就不可能再回去做“小粉红”了。

“这件事究竟会在这一代人心中留下多少印记，现在很难估计，可能要多年后回过头来，才能看得比较清楚。”方可成说。

“中国社会在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