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找三局！” “去维权！” 早上七点，工人王雄英从梦中醒来。这是3月24日，天阴。他听到吵闹声，便起床下楼。他身处武汉某工人隔离点，是中建三局为修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工人提供的简易隔离场所。 王雄英很快加入喧闹的人群。不同口音的喊声此起彼伏，湖北、江西、广东、陕西。武汉招不到工，后期援助大多是外地的。他们相互问：你们的隔离补贴给了吗？有人说，没给。有人说，我们都二十多天了，也没给。还有人说，我们要一起去要，不要的话他们不给。 和王雄英同栋楼的李岩、杨源也跑了下来。 杨源有心理准备。前一晚工头说，说好的隔离补贴没了。大家在宿舍商量，说明天去项目部要说法，一传二、二传三。他知道有事要发生，却不紧张，带着“不管怎么样，你就得把钱给我”的念头，睡了个安稳觉。 然而维权之路并不顺利。七八个保安堵在门口：“这里是疫情观察点，不让出去。”有一个还说，“我们管你们吃，管你们住，你们还闹事。” 听罢，工人越来越激动。一百多号人聚在空地，戴着口罩，穿各式素色外套，有人只穿了短袖。工人们往前走，直到出口闸道，推搡，大喊着。王雄英举起手机拍视频：镜头猛烈摇晃，十多秒后，十几个带头工人冲出门外，涌向亮处。 “关到武汉解放”：冲出大街与警察火拼 为收治肺炎重症病人，一月底，武汉决定建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 广为流传的提问是：被称为‘基建狂魔’的中国，建一所医院要多久？ 答案是，“10天，14400分钟，7000多名建设者，近千台大型机械设备及运输车，长达两公里的工程车逆向而行，赶赴武汉，合力创造奇迹。” 这被看作“中国速度”的又一例证。数字背后，是王雄英这样的工人。 在此处隔离的工人都是雷神山交付后去支援的。《财经》报道，这些人最晚的一批于2月28日开始隔离，到3月14日都已满14天。但这里的数百名工人，却仍不能回家。 早期援建者曾被允许回家隔离。2月13日，湖南69名工人中有2人返乡确诊后，王雄英他们被告知，撤离工人一律不准返乡。“再也不敢放人了，就一直把你关在这里，关到武汉解放。” 隔离头14天，每个工人有约5000元的补助，之后的日子原本说有300元一天的补助，可到了后来，这也没有发过。 工人的状态越来越糟。王雄英说，3月17到24号几乎每天都有人和保安冲突，“和看电影《古惑仔》一样，看黑帮打架，保安和工人相互追着打。” 一个结束隔离但无法离开武汉的人，回到铂公馆，不知什么原因，没收到物业送来的午餐和晚餐。他去问，保安说，“要你走，你不走。”双方扭打起来。 还有过一个矮个工人站在二楼栏杆旁，说要往下跳：“隔离费又拿不到，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啊？” 情绪在这天爆发。 冲出门后，大队人马一路小跑，到了项目部的活动板房。他们选了工头代表去和中建三局谈判。王雄英、李岩、杨源都在外等了近两小时。期间有人打市长热线，业务员说会如实记录。有人打《楚天都市报》、湖北经视新闻热线，记者也不来。警察来了，说会给你们一个解释。等累了，大家就坐在马路花池旁，商量要不给钱要怎么办。 快11点，工头们出来了。他们说，领导说了，等上报，后天才有消息。 可工人等不住了。有人喊，我们去找市政府，去找市长，讨一个公道！ 他们冲出工地大门，把不锈钢推拉门硬生挤开，冲上大街。王雄英说：“警察拿出了警棍、电棍，保安也和我们打了起来，相当于开始火拼了。”路边外卖员、环卫工都在看，附近居民也趴在窗户看。一个工人想在抖音直播，镜头还没十几秒，账号就被封了三天。 队伍最后被驱散了。他们回到工地，吃了午饭。 “搞建筑就是这样的”：没有合约、酬劳不等 起初，三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要建设大名鼎鼎的雷神山医院。杨源和李岩是在一个网站看到招聘的：“架子工／小工。现在本人招五个人去武汉做事，活要做一个星期左右，隔离14天，每天8个小时500元，加班费按照500元除以八个小时来算的，隔离期间是三百元，包住不包吃。” “当时没怎么想，”李岩说，“武汉一千万人口染了几万人，等于说一千个人有一个人，风险没那么高。”他带了几件口罩、衣服，在南方一个城市和工头会合，坐了十几小时高速。第二天到了目的地，发现竖着鲜红的“武汉雷神山医院”招牌。他有点想逃，一看马路，连公交车也没有，“我出都出不去”。 王雄英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招工信息，加了工头，打过去问是做什么。工头说，反正活不累，时间也不长，一天九个小时。他问，那到底是做啥？工头说，你问那么多干啥？不去算了，去有钱就行了。 他那时猜，武汉在建方舱医院，是方舱招工，里面也没进病人。“早知道是雷神山，我就不来了”，他说。 三个人都没签合同。 后期在另一隔离点的雷神山援助工人余克说，妻子原本二胎预产期是4月。妻子让他别去，但相熟工头催得急，说雷神山要大量人赶工期。他还是答应了，怕不听指挥以后就没活干了，“搞建筑就是这样的。”他默认这是建筑行业的潜规则。 2月20号早上，王、杨、李换上防护服，领到安全帽、帆布手套，开始干活。 当时病房主体已修建完毕，在收尾阶段。病房上有管道、通风设备、排毒设施，得在房顶搭架子，加层铁皮瓦防水。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侧墙和楼顶搭架子。他们人手一个电动扳手，把钢管搭成架，用螺丝锁扣搭起来。活不难，就是高，不好站，容易摔下来。 更大的风险是病毒。一天换三次防护服和口罩，有人拿着喷壶来喷消毒液，他们会往前站，主动喷喷。中午吃饭换防护服时，手也会涂酒精。 在病房旁搭架子，王雄英还是会恐惧。刚来第一天，他看救护车进出几十趟，每趟下十几个病人。有些写着某明星爱心救护车，“全新的，连车牌号都没有”。看到救护车，他就往边上站，躲远点。 他們埋怨的另一建筑业潜规则，是劳务分包。工人们同工不同酬。作为临时工，三人工资都是日结。干完活，他们看工头从劳务那抽几沓钱，先把两沓放自己口袋，剩下再一张张数，有时也微信转账。王雄英一天六百，杨源、李岩少些，五百。 完工前，工头找到李岩，希望他帮忙签工资条：名字某某，2月某号领到3000元的工资。他心里嘀咕，“和到手的也差了太多了”。但他还是签了，还帮其他十多人签了字。后来他和其他组的人聊，发现有1000、1500一天，还有2000元一天的，“心里实在不平衡”。 李岩和杨源都没去找工头争取更多。他们说，一个一块从同一个城市来的人，得知其他人工资更高后，找了中建三局领导、劳务公司领导，还找了工头。他做了一早上，和工头吵架，工头不要他了，直接安排他去隔离。 2月25日晚，工头说，今天要赶工期，要加班。那天大雨，他们干一会就淋湿了，雨大了就躲雨，小了就接着干，反复到凌晨一点多，还没干完。 26日又加了一天班。隔天，他们结束工期，去了隔离点。 无法结束的隔离：昏睡抽烟玩手机 后来两三天，他们那栋楼陆续有人感冒咳嗽，发烧。那几人起初自己掏钱买药，后面量了体温，就被带去单独的房间隔离了。再后来，每天有人给王雄英他们发板蓝根和感冒灵，也有医护来抽血，带他们去医院做CT，查出有问题的都带走了。“心里挺怕的，”王雄英说。 说好是隔离，起初却四人一间房。宿舍上下铺堆满之前工人的衣服、被子，伙食也不好，有时饭里有头发，鱼鳞、鸡毛也刮不干净。结束隔离的日期始终未定。杨源和李岩每天在床上昏睡，玩手机。没有Wi-Fi，李岩买了流量，9块钱15G，他们看李连杰的老片，看《美人鱼》、《战狼》。 杨源每天面容愁苦地抽烟。这里买不到别的，他开销的大头就是烟。那时武汉只有黄鹤楼，25元一包，涨了4、5元。他以前抽10元的双喜、好日子。本来舍不得买，但隔离太无聊，心情郁结，他一天能抽一包。“还是有点心疼的。” 隔离末期，他才敢打给父母，说自己在武汉。妈妈有些责备：那边那么严重，你去武汉干什么？杨源说，所在的城市现在没活干了，没事，武汉这里基本上问题不大。 王雄英发来一段宿舍视频，板房里有八张床，堆了扫把、电线、水桶，地上铺着灰尘和垃圾。桌上放了消毒液、水、苹果。他一人住一间，天天玩手机，抖音，火山，微信。 “我是社会最底层”：被磨灭的成就感 26岁的王雄英说自己10年前离开湖北老家外出打工，做过钢筋工、木工、水电工、保安、服务员。他拼过集装箱，一天两三百个，回宿舍“就成了一个死人”，也去富士康用放大镜找过手机屏幕的气泡。 他爱听流行歌，《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伤离别》、《恋人心》。他说父母逼婚逼得很紧，得努力赚钱，没有几十万不够。他发来过一张自拍，但很快撤回照片，因为觉得“长得不帅”。 他总想，要是初中努力些，后来上大学就好了。“我也想去阿里巴巴，想去华为工程部，听说华为里面都是股份分配制，那都是高技术人才。可是那可能吗？”他说，“我是打工者，是社会最底层。” 30岁的李岩则曾有机会离开“最底层”。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张穿着藏青色西装，粉色领带的照片。他原来在酒店做菜品设计，把食物雕成龙，后来他不想给酒店打工，就在2016年带上积蓄，离开湖北到南方开小公司，做猎头。 去年贸易战，民企倒了许多，猎头单子渐少。去年10月，公司倒闭了，50多万全赔了。最穷时，身上只剩几十块，想着要生存，过年要给父母寄钱，才干起建筑，去佛山工地做一个月架子工，也因此接了雷神山的活。 离开雷神山去隔离那天，李岩给医院门口招牌拍了张照。他觉得这是“一辈子值得纪念的经验”，“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都有回忆，最起码我们来建过。” 早期的工人都有枚金黄徽章，圆饼形，围着一圈稻穗，印着“抗疫先锋 雷神山突击队赠”。杨源很羡慕，“好像金子做的一样”。他们没有徽章，也没有证书。 王雄英一遍遍在微博发武汉欢送各地医疗队的视频，“支援抗击新冠病毒护士的荣誉”。 但杨源说，隔离的日子里，成就感有那么些被磨灭了。 24日冲突后当晚，他们得到回复，按农村低保的4倍，每人发一次性临时补助2540元。隔天，几辆大巴将他们接到不同工地，说会安排活干，还每人发了返乡大礼包，里面有些零食。 到了新工地，王雄英先分到一套扫把簸箕，去扫垃圾；隔天被安排拔草，扯了些藤蔓。正常工地没有这样的工种。晚上，他发来消息：“把我们当难民一样的”。 杨源和李岩也在另一工地闲着。“这里根本没有活干，又被套路了。” 武汉解封的日子进入倒数，出了隔离点，能否回家还是问题。玩手机时，王超英常刷到湖北人复工被歧视的新闻：人还没过收费站，直接遣送回来，进不了省界。 “更别说会怎么对待我们这些从雷神山走的人了。”他说。“他不是把你当成一个英雄，或是很热情的对待，他是把你当病毒一样对待。” 余克和几位孝感老乡就有类似遭遇。结束工期后，他们一度一个月没法离开。也许《财经》的报道起了作用，他们接到通知说可以回家，结果老家村委会不开证明。他们打市长热线，又找老家防疫指挥部，回复说“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政策”。“我们又没病”，余克抱怨。直到几位记者接连询问指挥部，他们才得到返乡证明。 李岩也担心之前所在的城市会不收湖北人。他想，接下来留在湖北工地找活，疫情缓解再去广东存够五十万。 至于如何在广东赚钱，他笑笑，“保密”。他期待着能再次创业，再当一次老板。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皆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