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井一二三的中文书写40年回忆（一）：从日本的文革余韵到香港的政论杂志

人生宛如本来零散的一堆玻璃珠，串起来后会出现当初没有想像到的花样来。或说人生宛如一局台球，击打了第一球以后，它会撞到哪一球，而那一球又会撞到哪一球，并不是打球者能完全控制住的。我是日本人，东京一家寿司店的女儿。70年代末考大学时候，第一志愿是东京大学，但是连续两年都名落孙山。求其次而上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当年女生比率特别小，教学楼里连一个女厕都没有，课间休息时要解手，非得跑下楼梯到院子里去的。何况我选择了当年冷门的汉语为第二外语的结果，两个班共100名学生当中，女生竟只有我一个人。日语把那种情况形容为“红一点”，受周围人注目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大有可能被视为异类遭受排斥，这个状态可以说是有好有坏。可说幸运的是，当年系里有着名汉语学家藤堂明保先生教初级汉语。他本来任教于东京大学，可是1960年代末，该校发生“全共斗”学运的时候，他选择站在学生一边，为了抗议校方要强行驱赶学生的作法，毅然交辞呈而走人。后来，早大请他来当客座教授。结果，本来没考上东京大学的一批“庸才”，幸而能上一位超一流学者开的课了。如果我不是当年班里的“红一点”，恐怕藤堂老师不一定注意到我，毕竟班级规模比较大。但是身为“红一点”，我在课堂上没有办法躲起来，于是干脆每周都主动坐在第一排正中间的位子，果然老师很快就记住了我的脸孔和名字了。不仅如此，当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他都把我叫到身边来说：“如果你想学好汉语的话，在大学上每周两堂的课是不足够的。恰好离这儿不远的饭田桥车站附近，有家学校叫日中学院。你每周三次去那儿上晚间课吧，效果一定会好很多了”。我自己从第一次上课的一天起，就非常喜欢学汉语，但也并不属于勤劳好学的学生类型。整个暑假里玩得很忙，把汉语忘记得几乎是一干二净。当第二学期开始临前，忽然觉得，这样子去上藤堂老师的课有点儿没面子，于是匆匆到那家日中学院报名去了。在历史交织的日中学院学中文那是1981年秋天的事情。学院所在的善邻学生会馆还没有改建，仍然保留着1930年代竣工时候的样子。那是相当陈旧的四层高水泥大楼，门口两边坐着一对狮子，入口是中国城楼式的隧道设计，感觉满吓人的。当时的我还根本不知道，那座善邻学生会馆，最早是爱新觉罗溥仪来东京时，下令盖的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属于“伪满”的财产，日本战败以后则被战胜同盟国接收，继续给华侨学生居住了。可是1966年中国和日本两国共产党之间闹翻，中国随即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结果，支持日本共产党的日本人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华侨学生之间，发生了政治路线上的矛盾。从1967年2月到3月，在会馆里发生了超过100次的武斗，有许多人受伤，乃所谓的“善邻学生会馆事件”。14年后，我走进去的时候，会馆3楼和4楼有中国留学生居住，1楼除了日中学院的教室和办公室之外，还有一家中华书店。也许是曾发生过流血事件的地方，事后多年都会保留着血腥的氛围吧，更何况有可追溯到满洲国的负面历史，我对那栋老楼的印象始终不能说是正面的。但是，日中学院本身的气氛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上的夜间班叫“别科”（日间班叫“本科”），老师队伍里有中国人、日本人、马来西亚华人，学生则是从十几岁到六十多岁的男男女女，非常多元。大伙感情不错，下了课就一起去饭田桥车站旁边的小酒馆，吃呀，喝呀，弹呀，唱呀，每每都要热闹到末班车快要开的时候。三年后的1984年，我去中国留学的同一年，善邻学生会馆终于被拆掉，改建为日中友好会馆了。那是1972年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庆祝10周年的1982年两国政府同意由双方出资金建设新会馆所致。目前，在地下4层、地上12层的大楼里，除了日中学院以外，还有中国留学生住的后乐寮、日中友好美术馆、会议室、礼堂，以及共计167室的后乐庭园酒店（Koraku Garden Hotel）。如今回顾起来就不能不承认，1962年出生的我，虽然一直自以为属于日本战后新世代，但是实际上，更像属于战争世代的尾巴。如果没有满洲国，就不会有善邻学生会馆，那么受了中国文革影响的武斗也不可能发生在那里。当年在日中学院的教室前边黑板上面贴着“学好中国话，为日中友好起桥梁作用”的标语。那是1951年，汉学家仓石武四郎（1897-1975）老师创立日中学院（早期叫“仓石中国语讲习会”）以来的理念。对其散发的政治气味，我当初不大能接受，心中想：学习一门外语非得谈政治不可吗？不过，后来我逐渐明白，仓石老师的意思是：学外语的真谛在于通过口头语直接跟外国人说话沟通。为此，对传统汉学造诣非常深的仓石老师，从东京大学退休下来以后，自己开办讲习会，要给日本老百姓通过拼音教授汉语口语。那种教学方法跟日本古来的“汉文训读”，即用日本古文念汉语文言文，可说正相反。历史上，“汉文训读”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会看古汉文却完全不会口语的传统日本文人。根据仓石老师的自传“中国语五十年”（1973年），早在1920年代去中国留学的时候，他就为了一定掌握好当代中国口头语，“把‘训读’丢弃于玄界滩（日本九州西北方海域）了”。他编的‘岩波中国语辞典’（1963年），跟传统汉和辞典划清界线，是按罗马字顺序排列了汉语单词的第一本辞典。可惜的是，我出生得晚，没赶上直接跟仓石老师学中国话的机会。1976年仓石老师去世以后，继承日中学院院长职务的，竟然是我在早大的老师藤堂明保先生其人。日中学院的教职员们中有几位，知道了我是早大藤堂班的学生以后，异口同声地半感叹半逗笑着说：“又是给院长直接钓上钩的！”他们用的是日语“一本钓（いっぽんづり）”一词。——果然日中学院院长的重要职务也包括直接招生帮学院经营的。日中学院的经营方针很“社会主义”，连教职员的工资都白纸黑字地印在发给学生的收支报告书上。文革余波未散下更好奇香港杂志的“叛逆”如果我当初考上了东大，就没有上早稻田大学，则不会认识藤堂明保老师，结果也恐怕不会去日中学院，而不会按照仓石武四郎老师的方法去掌握好现代汉语的口语。回头看来，这局台球打得相当漂亮吧？只是，我后来走上中文书写一条路，其实并不因为我是个听从老师的好学生，反而是心中压不住的叛逆精神所致。当年在善邻学生会馆，日中学院的隔壁，有家中华书店。卖的大多是中国人民出版社的横排简体字书籍。印书用的纸张质量不好，运到空气潮湿的日本来，每本书的封面都呈着波浪形状。书店里，另外也卖日本出版的课本、参考书。我都买过一些读本，是左边一页上印有简体字，右边一页则附上汉语拼音，下面栏外用日语解说词汇的。我就是以那个形式读了鲁迅、老舍等中国作家的小说、散文。至于繁体书刊，当年没有从台湾进口的书，因为即使身在海外的日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之间，只能选择“一个中国”，而日中学院就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实际上，当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往的极左政策遭到批判，开始走改革开放路线了。但是，在日本，人们对中国的认识改变得很慢。我们在课堂上学的中文歌曲，除了推动四个现代化的《甜蜜的工作》以外，仍然有《游击队的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红太阳》、《我的祖国》等等红色歌曲。有趣的是在那么个环境的书店里，却摆着几本从香港进口的政论杂志。《争鸣》、《七十年代》等刊登的中国政坛内幕消息，当年日本主流媒体上也偶尔会介绍，可是跟着中国共产党路线走的日本老师们包括藤堂先生在内，都说“不要轻易相信香港情报，这是牵涉到个人哲学立场的大问题”。然而，不同背景的老师有不同的观点。有一天，我到了学院早了，顺便走进中华书店去，就看到马来西亚籍的陈志成老师正要买香港杂志。他说：“为了理解中国实情，外面的人要看这些杂志的。”然后，指着封面上的一个文章标题问我：“你懂这是什么意思吗？”那里用竖排繁体字写着：“马克思不可告人的秘密”。在中国被捧上神明的马克思，在香港媒体上果然是八卦的对象！太有趣了吧。于是我也买下了那份杂志，在回家的电车上翻开，主要想看看八卦文章。如果那天没有在中华书店碰到陈老师，我是不会买香港杂志的，更不会一年以后开始给那份杂志供稿了。记得那是1984年的春天，中英两国关于香港未来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但是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还拘泥于文化大革命。从香港应邀来东京的《七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先生，在东京亚洲经济研究所和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两次演讲，都是谈文革的。日中学院的陈老师知道李总编要来东京，就带我一起去见他。原来两位是老早认识的朋友。当时的我开始学汉语有差不多三年了，也已去过北京华侨补习学校上四个星期的夏季速成班，也到上海去过一个星期的跨年自由行，还考过了中国政府举办的留学奖学金考试，半年以后要往北京出发的。但是，那时的我还远远谈不上会说中国话，看书也仍在半梦半猜的状态下，至于书写中文，更是连想都没想过。可是，李总编得知我跟其他大学的女生们一起办跨校园杂志，翻看之下发现有一篇对于1960年代末曾参加了“全共斗”学运的两位女斗士进行的访问录，就要求我把那篇文章翻译成中文给他们杂志刊登。“不会吧”，我说。“没问题，如果你中文写不好，我们会帮你修改的”。陈老师也说，“应该可以，试试看吧”。就那样子，那年改名为《九十年代》月刊的1984年7月号上，登出了一篇文章题为“日本全共斗时代的激进女学生”，署名新井一二三，是我用中文书写的第一篇稿件。我当时完全没想到，那就成为即将跨海持续四十年的中文书写生涯之开头。（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