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问有什么在过去十年间默默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和娱乐模式，那可能就是生长的直播产业。 网络直播从PC开始在中国普及时便出现了雏形，但并未掀起波澜；它随着随着移动端网络的普及，线上购物的发展，和“网红文化”的流行等多重因素而快速增长。据《2023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中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为7.51亿，有42.7%的用户在最近半年内因观看网络视频或网络直播而购买过商品，比2020年增长了27%。 如今，几乎所有商家都会或多或少依赖网络直播平台“带货”，这波风口之下，众多“网红”也在直播产业中获利，甚至赚到了普通人目不可及的财富。据报道，在2021年中国就已经有超过1.3亿主播账号。今天，每年依然有大量中国人投身直播产业，希望成为“网红”；主播培训也跟着水涨船高。 而另一方面，数据虚报，劣质产品，偷逃税务和色情（软色情）争议等问题却一直伴随着直播产业，直播主与审查机制的博弈也愈演愈烈。在“流量时代”漩涡中，中国的直播行业，炫目而惊心。 2017年10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时装周开幕秀上，在现场直播的成排的主播。（AP / Andy Wong） 2016年7月27日，北京。小米在新品发布会上邀请百余位“网红”同时对发布会进行网络直播。（网络图片） 在新冠疫情前，企业的发布会等活动中，邀请网红主播几乎已经成为“标准配置”。有时这些网红还会受到“明星般的待遇”。在小米的发布会中，主办方还为这些网红主播专门准备了高规格的奔驰“主播专用车”。 广西省桂林市，在深夜的街头直播的网红。（网络图片） 媒体报道，近期此处每晚都有大量主播在此直播，而这里的网红主播最高可以月入20万元人民币。 有主播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像我们这种比较普通没有才艺的只能在外，人家就觉得你挺不容易的，可能会就好一点。” “如果妳有才艺的话当然支持室内啊，外面太冷了有时候零度实在是受不了，8个小时6个小时也可能有10块50块40块。” 2016年2月28日，28岁的翟姓上班族在他位于北京的公寓里观看网络直播。 据他本人介绍，他每周会花费500-800元人民币为网络主播购买虚拟礼物或“打赏”。 (AP / Mark Schiefelbein) 艾瑞咨询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快手是以虚拟礼物打赏流水及直播平均月付费用户最大的直播平台。一些“头部网红”可以在一晚的直播中收获来自数万人的上千万元人民币打赏。随着打赏的金额越来越大，一些问题与纠纷随之出现。媒体报道中，未成年人花光父母继续打赏主播，甚至单位出纳挪用巨额公款打赏主播的事件都有发生。 2017年2月15日，北京一家网络直播公司的隔间内直播的主播。（REUTERS / Thomas Peter） 这些直播间通常装修成“房间”的氛围，让观众以为主播在家中分享日常。而事实是，这些精心装修的直播间只是主播们临时的“工作场所”。在网络上，主播到底是“本色出演”，还是一个经过直播公司层层包装的“直播工人”，并非观众能透过荧幕分清。 2020年5月5日，中国网红张默凡（右）在她位于北京的家中通过直播向她的在线客户和粉丝介绍新鲜芒果。 (AP / Andy Wong) 中国互联网上有句名言：“万物皆可直播带货”，这成为了直播行业的信条。从日用品，食品，到汽车房产，甚至医疗服务，都有相应的“直播带货”，而新冠疫情更是推动了这一进程。 据报告显示，疫情期间在百度观看直播的用户数相比疫情前增长了430%。 在各种“头部主播”创造各种“销售奇迹”的同时，它们背后的退货率数据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有媒体引用业内人士说法，即使是头部主播有时也会出现高达30%的退货率，普通主播退货率甚至高达60%至70%，刷单再退货的“水军”早已经成为行业中一条灰色产业链。 2017年3月14日，浙江省义乌市的义乌工商学院，“网红主播”专业的学生在上模特课。(AFP / Johannes EISELE) 这个专业的官方名称为“电商网络模特”专业，是基于义乌作为小商品市场集散地，而定向为“直播带货”培养专业人才的专业，也是中国最早的大学”网红“课程之一。 而商业“网红培训”也广泛存在民间，在某位于甘肃省的“跨境Tiktok电商直播培训”课程官网上显示，他们提供的课程从编纂剧情到财务核算，设备使用，发声训练，甚至到化妆与穿搭，共十几门课程，包含网络直播的整个流程。他们打出的口号是，所有人在50个课时内都能成为“高流量网红”，并迅速致富。 2020年5月12日，浙江省义乌市服装市场的培训课程中，参与者参加了直播销售技能测试。（REUTERS） 2020年9月16日，湖南长沙某社区开展“直播带货专题培训班”，吸引不少年轻人前来参加。（网络图片） 在市场上的商业培训机构之外，中国许多地方政府甚至居委会，也大量开展“直播带货”等技能培训班，试图在不佳的就业环境中创造更多“生计”。而在一些乡镇地区，这些“直播带货”培训还成为了政府“新兴扶贫形式”的一种。据中国官媒报道，有湖北水果种植户在10分钟内“带货”46万元。 2019年3月8日，北京，“两会”期间，一名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外使用多种设备进行直播。 (AP / Ng Han Guan) 随着用户大规模地涌入直播和短视频平台，中国的众多官方媒体也不得不放弃“官方身份”的优越感，加入了网络“直播”大军，参与和众多自媒体的流量竞争。据媒体介绍，截至2019年底，仅入驻斗鱼“正能量”版块的政府机构多达1000余家，官方媒体机构1200余家，其中包括央视旗下的直播账号。斗鱼已经成为主流媒体和政务机构重要的宣传阵地。 2022年9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CIFTIS) 上，新东方的“东方甄选”直播商城展位。（REUTERS / Florence Lo） 2021年，中国官方对校外教育培训行业进行了重大的政策调整，这一调整被媒体称为“教培团灭”。教育培训行业的龙头企业“新东方”在这次冲击中受到巨大影响，也转向“直播带货”，寻求存续。 据报道，新东方的直播间半年间带货48亿元人民币，而作为教培企业，新东方的直播间中“双语带货”，“科普带货”等形式，引起了诸多关注。 上海的直播主“阿尤”直播时的视频画面。曾经她的一个徒手啃食烤乳猪的视频的播放量超过240万。（网络图片） “吃播”作为一个由韩国传入的直播方式，在2016年前后开始风靡中国的直播平台。以“吃播”，“大胃王”等关键词为卖点的直播博主曾经在短时间内爆发式增长。观众对这种一个人或多人一起大快朵颐的视频十分买账，打赏也水涨船高。 在2020年，中国官方开始整治这些“吃播”，央视等媒体批评吃播直播浪费严重，很快各平台上的“吃播”视频都销声匿迹。而风头过去不久，就有新的“喝播”出现，即直播主面对观众饮酒。 2022年6月3日，知名网红李佳琦在自己的直播间带货时展示坦克造型的冰淇淋，随后他的直播被切断。他在淘宝直播上有6400万粉丝。（网络图片） 李佳琦曾被称为“口红一哥”，他曾通过淘宝的直播，在短短5分钟内卖出1.5万支口红。 在“坦克门”事件后，李佳琦长时间消失于公众视野中，引发诸多猜测，他直到3个月后才重新出现。虽然中国官方一直没有明确说明，不过媒体普遍认为，是因为他在敏感日期“六四”前日展示坦克造型的蛋糕，令人联想到天安门事件中军方对坦克的使用，才被切断直播并受到审查。他的支持者认为，他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踩到雷”，并不是故意为之。由此，舆论还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词汇“李佳琦悖论”，形容审查机制下“你必须了解所有政治禁区才能不触碰政治禁区。” 2020年5月11日，天津，警方在出租房内将涉嫌正在色情直播的主播刑拘。（网络图片） 不出意外地，随着直播行业的发展，各种色情直播或“软色情”直播也大量出现，色情主播被刑拘等新闻层出不穷。据报道，一些色情直播背后存在团队运营。 当今中国网络上流行的虚拟主播形象。（网络图片） 在大量年轻人流入直播行业，从业人员加速内卷的同时，他们还不得不面临来自另一方面的竞争压力——人工智能。由“虚拟偶像”发展而来的“虚拟主播”已经开始大为流行。据报道，2022年7月21日，百度宣布将正式推出数字人直播制作平台，超写实数字人能够24小时纯AI直播，也能够随意切换妆发、场景和造型。人工智能主播在风格切换，环境选择都具有更大优势，尤其是它可以24*7不间断地运作，这是人类主播做不到的。 这个“全民皆网红，万物可带货”的时代，或许昙花一现，或许未来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