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凯文·斯派西（Kevin Spacey）的影迷，很喜欢他在《纸牌屋》里扮演的那个“下木总统”，所以当一位不怎么有名的美国演员安东尼·拉普（Anthony Rapp）公开指责斯派西性侵时，我是不信的。一方面，这项指控发生在MeToo运动元年（2017），借着运动的浪潮，我觉得拉普有可能想借机泄私愤，或者趁机捞一票。另一方面，拉普描述的性侵发生在1986年，当时拉普只有14岁，斯派西也只有26岁，都很年轻，我觉得很可能是酒后玩笑开过火了，不算什么大事。 但是，很快就有多达15位男性受害者向媒体公开爆料，说斯派西曾经性侵过他们，这一事实让我改变了看法，开始相信斯派西确实有可能犯了罪。接下来是2022年和2023年的两次法庭判决，纽约和伦敦的法庭相继判定对斯派西的性侵指控证据不足，斯派西当庭无罪释放。于是我再次发生了动摇，觉得法律严肃，既然两个陪审团都认定他无罪，也许他真的是无辜的。 2024年初，英国第4频道播出了一部新纪录片，再次改变了我的看法。这部名为《揭秘史派西》（Spacey Unmasked）的纪录片采访了10位声称被斯派西性侵过的男性，其中9人都是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新证人。他们在镜头前详细描述了性侵过程，基本上大同小异，都是因为斯派西在好莱坞影视圈的巨大声望和影响力让这些人放松了警惕，事后也不敢声张，生怕影响了自己的前程。这个过程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已经被重复过很多次了，但这10位受害者的现身说法太有说服力了，远比那些来自媒体记者的第三方描述更让人信服。 我在这件事上的立场摇摆很有代表性，因为类似的情况过去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另一个相当有名的事件就是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性侵案，1993年刚爆出来的时候我对杰克逊了解不多，觉得像他这样一个怪咖太有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情了，何况杰克逊很快以2300万美元的天价和控方庭外和解，既然如此急于“掩盖”，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这事的真实性。但很快，杰克逊的粉丝们开始反击，写了大量文章教育公众，说因为杰克逊的童年过得很不快乐，所以他是个内心永远长不大的小孩。他之所以喜欢和孩子们同床共寝，只是因为他太喜欢小孩子了，想和他们在一起弥补自己缺失的童年。看了这些文章并认真听了杰克逊所写的那些充满正能量的歌曲之后，我对他的负面看法产生了动摇。尤其是当杰克逊于2009年因病去世后，看到全世界那么多粉丝发自内心悲伤的哀悼场景，我更加感觉他应该是个好人，不太会做出伤害儿童的事情。 杰克逊去世4年后，事情再次反转。两位此前曾经在法庭作证没有遭到性侵的人公开翻供，理由是自己小时候不懂事，没有意识到杰克逊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违法的。2019年HBO播出了一部长达4个小时的纪录片《离开梦幻岛》（Leaving Neverland），详细描述了这两人从杰克逊的密友到最终翻供的整个心路历程，极具说服力。看完这部片子后，我对杰克逊的看法又一次发生了反转，觉得他不是无辜的。但事情还没完，因为《离开梦幻岛》最终获得了当年的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大奖，影响力实在太大，招来了更多的杰克逊粉丝拍片反击。我看了其中一部名为《迈克尔·杰克逊：追寻真相》（Michael Jackson: Chase the Truth）的片子，指出了其中一位受害者的证词有事实错误，于是我的立场又开始动摇了。 这种反转反转再反转的剧情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其实这样的情况相当常见，也很符合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贝叶斯定理（Bayes' theorem）。按照标准版的定义，贝叶斯定理是概率论中的一个基本定理，描述在已知一些条件下，某事件的发生概率。原本的贝叶斯定理有个很复杂的数学公式，本文无意讨论这个数学公式，只想把它简化成一个大家都能听懂的原则：我们对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预判，然后我们会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来修正这个预判，从而一步一步地接近真相。 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一个赌徒给了你一枚骰子，你怀疑他很可能做了手脚，于是你掷了三次，发现有两次是6，你肯定会更加怀疑这枚骰子作了弊对吧？但此时你并不敢完全肯定，因为一枚正常的骰子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但是，如果你又连续掷了10次，其中有9次都是6，你应该会得出结论，这枚骰子做了弊。 当然，相反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即你掷了10次骰子，只有两次是6，其余的数字出现的概率也都差不多，这时恐怕你就会修正自己的预判，认为这枚骰子并没有被动过手脚。 上述论证过程无需多做解释，因为这就是大部分人的正常思维方式——即根据新的证据不断调整自己的判断。在这个案例里，因为骰子是赌徒给你的，所以你立刻产生了怀疑，认为它有很大概率是做过手脚的，这在贝叶斯公式里被称为“先验概率”。然后你一遍一遍地掷骰子，其结果可以用一系列计算得出一个系数，数学上称之为“似然函数”。先验概率乘以似然函数就是这件事的新概率，即贝叶斯公式中的“后验概率”。随着掷骰子的次数不断增加，后验概率越来越趋向百分之百，即要么你确信自己的预判正确，这枚骰子是做过手脚的，要么你纠正自己的预判，认为这枚骰子是清白的。 对应前文的案例，我一开始不相信斯派西性侵，因为只有一个人站出来指控他。但陆续有超过15个人站了出来，而且他们面对镜头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讲出了自己的故事，于是我修正了自己的判断，认为他性侵的可能性非常高。 但请各位读者注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敢肯定斯派西一定犯了性侵罪。这就好比那个骰子的案例，即使掷10次有9次6，我们也不能百分百肯定那个赌徒一定做了手脚，因为这样的“小概率事件”意味着它在小概率下仍然是有可能发生的。 只有一种方法我们能百分百确定骰子造了假，那就是我们干脆现场把骰子切开，发现里面灌了水银。与此类似的情况就是，前段时间国内爆出的人大教授王贵元性骚扰女学生王迪的事件，那个事件之所以如此快速地被处理，根本原因是王迪不但实名出镜，且掌握了王贵元性骚扰的录音和对话截屏，证据确凿，可信度极高。如果王迪仅靠自己的叙述做出指控的话，相信会有一大堆吃瓜群众在排队“等反转”。 但问题在于，绝大多数性骚扰事件的实施者，尤其是那些惯犯，往往都很狡猾，会选择在无人能目击的“黑箱”里犯案，而受害者大都是弱势的一方，很难有机会拿到证据。比如杰克逊案例里的受害者，他们大都是尚未到青春期的小男孩，还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而杰克逊就像“家长”一样掌握着认知上的优势和绝对的话语权。再加上性侵几乎全都发生在杰克逊的私人庄园里，他也早就可以安排好各种措施防止被外人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指望孩子们拿到“确凿证据”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要想搞清这类事情的真相是极其困难的，也总是需要运用贝叶斯定理的方式——根据新证据的出现不断做出调整。这话说着容易，但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因为真实世界远比掷骰子要复杂得多，而且普通人很容易犯错误。 以下我试着列举几个常犯的错误，供各位读者参考。 错误一：过于相信自己的预判，执着于自己的“正确”，不愿根据新证据做出调整。根据贝叶斯公式，我们对一件事的最新判断是和我们对这件事的预判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过于相信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的理论，那么无论后来出现多少反例都不会让我们改变想法，因为我们要么忽视它们，要么合理化它们，以便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预判。这显然不是理性的做法。 这涉及到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普世规律：绝大部分事情都不存在绝对的真相，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不断地收集新的证据，一步一步地去逼近真相。可惜的是，在很多热点事件中，争论双方都坚称自己才是掌握真理的那一方，全盘否定对方的意见，这会阻碍我们获取新知，以及更接近真相。比如日本应不应该排放核废水？疫苗到底有没有危险？我们到底应不应该种转基因农作物？中医和西医到底谁好？……所有这类问题都不存在一个简单的正确答案，我们应该通过比较各方的证据，多角度考虑，得出一个更加接近真相的结论。 另一个最近很火爆的争论就是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党派之争。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的党代会都是一边倒地批判对方，仿佛对方一无是处。但这只是竞选策略而已，现实绝不是这样的非黑即白。这两个党之所以能存在这么久，却又经常交替执政，原因就在于两党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我们作为普通选民所能做的，就是不断收集新的证据，然后理性地去判断哪个党的当下政策更加符合民众的利益。 错误二：错误地估计新证据的价值。贝叶斯公式中关于似然函数的计算是很复杂的，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必真的去做这样的计算，只要根据自己的知识和常识去调整后验概率就行了。此时就需要我们对新证据做出正确的判断，尽量避免犯错。比如在杰克逊的案例中，一些人认为他一开始选择花钱和解就是心虚认罪，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种官司打起来既耗精力又有损名誉，为了降低负面影响，一些明星被告选择庭外和解是很常见的做法。另一些人则相信，那些男孩之所以控告杰克逊是因为他们对杰克逊心怀不满，或者为了钱。但如果这些人留意一下那几位控告者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杰克逊怀恨在心，反而是内心一直爱戴他的人居多。也不是所有的控告者都穷困潦倒，需要依靠这个诉讼来还清债务。 争论中的正反双方都会根据自己的偏见做出错误的评估和取舍，这是社会热点事件中相当普遍的现象。比如在MeToo运动中，很多人对举报者的要求过高，但只要他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会理解，当受害者是儿童、女性、穷人、学生或者少数族裔时，弱势的身份、缺乏资源的处境会导致他们更容易遭到性侵，也很难获取确凿的证据，以及系统性的支持，所以我们应该适当调高弱势群体证词的置信度，这才是更公正的做法。 还有一种情况很常见，那就是很多新证据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做出正确的解读。就拿最近关于中国游泳队集体服用禁药的指控来说，中国队的解释是误服。这个理由之前也被用过，那次指控涉及到的药物名叫盐酸克仑特罗，俗名瘦肉精。熟悉中国畜牧业现状的读者应该知道，养猪农户使用瘦肉精在中国相当普遍，所以那次的解释是说得通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游泳运动员肯定是清白的，只是说中国队的解释很有道理，误服的可能性比较高。 但是，2021年的这次指控涉及到的禁药名叫曲美他嗪，这是一种治疗心绞痛的药物，没有任何食品有可能掺杂了这种药物成分，更何况同时有23名运动员全都被查出曲美他嗪阳性，误服的解释是说不通的。更何况中国另一位著名游泳运动员孙杨被禁赛的原因就是曲美他嗪，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为中国队开脱的难度。 不过，根据中国新闻媒体的最新报道，中国游泳队参加此次巴黎奥运会的31名游泳运动员当中每人都至少接受了10次兴奋剂检查，人均被检查的次数达到了13次之多，这个新信息很可能足以证明，此次奥运会中国游泳队服用禁药的概率极低，几乎不可能。 作为并不知晓任何内幕的观众，我只能得出结论说，2021年那次23名运动员集体阳性事件为真的可能性较大，但本届奥运会中国游泳运动员服用禁药的可能性很小，起码巴黎奥运会的奖牌是干净的。 另外，大都和科学有关的议题，比如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疫苗是否可靠，日本排放核废水是否合理，中医是否有效等等，因为它们超出了普通人的知识和理解范围，所以经常会发生对证据的误读。对此我的建议是：尽量听取专家的意见，而不是网络名人的发言，对于你不懂的专业问题，参考专家最可靠。我甚至建议，在这类问题上，要给违反自己本能的证据增加权重，因为科技发展的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和往常经验，我们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本能往往是错的。 另一个可行的操作，就是根据新证据的来源来帮助判断，剔除利益纠葛。举例来说，如果一家石油公司提出一个证伪气候变化的新证据，那么我们就应提高警惕，因为这里面有明显的利益冲突。再比如，如果一个民主党人说了拜登的好话，我们同样应该加上一个问号，不能全盘相信，毕竟他们利益一致。与此对应的是，如果很多中医在自己生病的时候偷偷去看西医，我们就应该对中医持更加怀疑的态度。或者，当我们看到包括特朗普的前副手彭斯在内的很多共和党人，以及一大批前白宫雇员都站出来反对特朗普，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反对声音的价值要比来自民主党的反对声音高出很多。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那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法庭判决。在主流社会的叙事中，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这个说法已经把法律摆在了神的位置上，但法官不是神，他们也有偏好和立场，也会犯错，比如美国最高法院对堕胎权的判决会按照保守派和进步派法官比例的变化而发生摇摆，所以即便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也都是可以被质疑、被持续讨论的，更何况是普通的民事法官的案子。 至于源自英国的陪审团制度，那就更禁不起推敲了。美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富人通过花钱请好律师而逃脱法律制裁的事件，最近的一次是纽约富翁罗伯特·杜斯特（Robert Durst）数次被判无罪的案例。他曾经为了掩盖罪行杀死了自己的邻居并将其肢解抛尸，但他的辩护律师居然用过失杀人作为理由说服了陪审团判他无罪释放，结果出狱后的杜斯特又杀了一个人，最后还是因为他在采访中说漏了嘴才被再次逮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HBO出品的纪录片《纽约灾星》（The Jinx），你们会看到陪审团是如何被高价律师所操控，看完就会明白法庭判决也是不能全信的，错判误判的概率非常之高。 错误三：读到这里，一些人可能会说，既然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任何结论都有可能是错的，那我们干脆啥也别做得了。比如，既然斯派西性侵案没有定论，我们就不应该禁止他复出。再比如，既然科学家们没法证明气候变化一定是人类导致的，那么我们就别再努力地节能减排了。 持这类想法的人忘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选择和拒绝是同义词。当我们选择了某样东西的时候，同时也就拒绝了另外一些东西，反之亦然，不做选择同样也是一种选择。当我们选择继续让斯派西出来演戏时，就等于让那些可能的受害者蒙受损失。再比如，当我们拒绝使用可再生能源时，就相当于选择了化石燃料。所以，问题并不是我们该不该做出选择，而是哪一种选择的正确概率更大，或者损失更小，我们就尽量去做，而不是求全责备，放任问题的存在。在很多涉及性骚扰的案子里，我们之所以更倾向于选择惩罚实施者，原因在于当今社会存在明显的不公平，弱势群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所以惩罚实施者更有可能是正确的选择。同理，化石能源早晚有一天会用光，所以即使气候变化理论是错误的，发展可再生能源也是急需的。 总之，理性的思维方式是当今社会相当稀缺的一种品质。只有建设一个理性的社会，人类才能公平而又可持续地向前发展。要做到这一点，贝叶斯定理给了我们重要的指引，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掌握的。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