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修例运动一周年的那天中午，陈丽娟再次来到了商场。 在中环置地广场，她和另外几百位上班族、中学生与街坊们，一起唱运动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没有暴徒、只有暴政”等口号。一些推撞聚集人群、撕毁标语的人出现在商场中庭，她和其他聚集市民一块“走啦”、“收皮”地骂他。她戴鸭舌帽、太阳眼镜，把自己紧紧遮住，但带领口号时的声音能传遍三层楼。旁边的餐厅里，吃午餐的人群默默看着。 这一年，陈丽娟去了很多地方。一开始是街上的游行，后来，判断街道不再安全后，她就进入商场，参加网民们号召的商场示威。 “在商场里面，大家的声气集中一点，更重要的是大家安全一点。在街上，防暴随时能冲过来抓你。”陈丽娟今年 53 岁，住在香港岛东边靠近柴湾地铁站的社区，去年九月第一次参加商场大合唱，就是在家附近的新翠商场。后来，只要是在港岛区的商场集会，她几乎无一缺席。“商场很小，人好多，大家一起唱歌，好激扬的，”她说，以前只在新翠商场逛街和买菜，“但那时候觉得，商场是能够保护我们的地方。” 商场之城 香港是一座商场城市——研究香港商场三年多的纽约建筑师 Stefan Al 曾这样说。据他 2017 年统计，香港大小商场数量多达 312 个、遍布港九新界 18 区，密度为世界之冠。这座城市的商场，从中环置地广场、九龙圆方和铜锣湾时代广场这样的大型旗舰商场，到如新翠商场、德福广场等社区中型商场，一直到公共屋邨（由政府或团体低价出租给香港低收入群体的公共廉租房屋）楼下的领展，多年来与香港人的公共和私人生活紧密相连，形塑了社区面貌，也影响了人们的消费模式。 在沙田住了超过 30 年的街坊杨宗泽非常明白这一点。和他一样，许多沙田人都对位于生活中心点的新城市广场有着特别感情。他们一家住在沙田市中心，搬进这个社区时，新城市广场刚正式营业。他记得，每到周末，爸妈便会带他到红砖砌成的新城市广场吃饭、买日用品、看电影，或是随意逛逛、消磨时间。 “我的成长记忆和新城市广场是连在一起的。”杨宗泽说，他小时候，新城市广场中庭有个音乐喷泉，水柱会配合音乐变色、改变形状，在当时是非常新奇的。有一年，音乐喷泉的上方搭了舞台，空中飞人表演高难度动作，杨宗泽记得他伏在面向广场中庭的栏杆往上看，心都被吊到了嗓子口。 学生时代，新城市广场地库的“小日本”东京新干线则成为他和朋友们消磨时光的地方。“拍大头贴、买饰品和模型、打游戏机、看漫画，在这里聊天吹水就这么度过一整天。”那时候，新城市广场还有水上乐园和人工瀑布，杨宗泽每天背着书包经过新城市广场至少两次，“一踏进商场就好像回到了家。” 香港人的商场印象 沙田街坊的生活围绕着新城市广场，是香港政治、经济与城市规划交互作用下出现的结果。 1960年代初，面对人口与住房压力，港英政府推出发展计划，指定沙田、屯门和荃湾为第一代新市镇。开发沙田时，政府将邻近沙田火车站及巴士总站的位置规划为市中心，引入地产商兴建新城市广场及邻近的卫星商场，再将图书馆、游泳池、婚姻登记处等公共设施建在附近，市中心便这样出现了。 城市研究者何雪莹说，商场之所以在香港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和城市规划脱不了关係。“为什么商场会成为香港人的生活中心，第一点是气候关系，香港热、多雨，所以需要室内的空间活动，第二是因为综合发展区与新市镇规划，第三则是为了满足某种‘中产生活’的想像。” 1970年代末期，港英政府针对市区重建和新市镇开发，在原有的土地规划原则中加入了综合发展区（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rea，CDA）的概念。过去香港的土地政策，令地皮只能一小块一小块零碎发展，综合发展区的初衷原本是整合土地用途，将土地依照区域、一次划给发展商合并发展，发展商只需向政府提交发展蓝图，并依照规定的比例，兴建私营与公共项目便可。 “对政府来说，这样的好处是它不需要做大型的区域规划，它只需要提供很简单的东西，像是水、电、网路，并规定住宅、商场与办公楼与公共空间的比例，其他的就外包给发展商就可以了，”何雪莹说。 但这也从此改变了香港的城市风貌。城市规划放弃了街道，政府不再把地划成小块，而是把一大块地一次批给一个大发展商的结果，是发展商为了利用每一分空间赚取利益，以巨型商场为蓝本规划城市空间，香港于是出现了地底是公共交通，地面是商场，楼上是住宅或办公室的垂直土地利用模式。商场渐渐取代街道，成为另类的社区。在东涌、将军澳等第三代新市镇，公共空间几乎所剩无几，一座座天桥连接商场和地铁站，居民的生活再也无法与商场切割。 商场的落地生根 城市研究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地理学博士黄宇轩举例，商场成功在香港“落地生根”，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末成型的海港城。 海港城位于尖沙咀维多利亚港海旁，是九龙最繁华的地段，商场裡进驻超过 400 间名牌、名店，是全香港最大型的商场，邻近的广东道也是世界名牌旗舰店的集中地。“海港城奠定了去商场消费是一种阶级的向上流动、高级的感觉，”黄宇轩说。 回归前后，香港出现了“商场热”，加上香港政府于 2003 年开始施行自由行政策，容许大陆居民以个人名义赴港旅游，内地旅客占香港整体旅客数目的比例由回归前的 21%，跃升至目前的接近八成，也改变了香港的商场风貌。 “旺角朗豪坊和九龙圆方盖好的时候，香港开始有点抗议的声音，说商场杀死了街道、破坏了香港的多元性，这些商场也都不是盖来满足大家的日常生活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大陆旅客。”黄宇轩说。 而由商场主导的城市发展，让资本的竞逐成为城市发展的首要目标，居民的生活只能被迫居次。 在沙田，亚洲金融风暴与沙士过后，经济转差、人流不再，新城市广场趁着政府开放自由行政策转型。过去主要服务社区的书报摊、餐厅，被奢侈品牌、化妆品店、药房取代，吸引搭着火车从东铁线直奔香港购物的内地游客。 杨宗泽说，在那之后一到周末，拎着行李箱的游客便会涌进商场。音乐喷泉、罗马广场和人工瀑布被拆除了，换上新装的新城市广场变得其他大型商场一模一样，连接地铁站与巴士站，从早到晚人声鼎沸。他努力穿越中庭的人潮时，有时候脚尖会不小心被行李箱的轮子给压住。 这几年，年轻人流行在新城市广场排队喝喜茶，杨宗泽喝过一次，觉得黑糖波波鲜奶实在太甜了。杨宗泽越来越少停留在新城市广场了，他觉得他的生活随着承载着记忆的商铺一併并拆除。“新城市广场好像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广场了，这里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地方。”他说。 空间的潜规则 《香港是一座大商场》，2011年，香港独立乐团 My Little Airport 出版了这样一张专辑。他们看着这座城市的变化，存在在社会裡的各种霸权，让在这座大商场内游走求存的小人物，像西西弗斯一样推石头，像城市里的猪“只能默默承受一切的不公平”，改变不了现在、改变不了将来、改变不了这个时代。 但这在去年夏天全部都被打碎重建了。 反修例运动自去年六月开始以来，急速改变了香港的城市空间。人行道上的砖头被掘起，分隔岛上的铁栏杆被拆除，示威和集会也随着防暴警察与胡椒喷雾，一起进入了商场。 一切始于6月12日。当天上午，示威者为了阻止逃犯条例二读，包围了立法会。警方很快地在金钟政府总部一带发射催泪弹、橡胶子弹清场，示威者们一路沿着添美道、乐礼街退至太古广场内，设立物资站和休息，躲避警方追捕。那天，太古广场的管理层阻止了警察进入商场。 到了七月，示威者们号召市民在香港十八区分区游行。7月14日，沙田成为屯门、九龙、上水之后的第四个游行地点。当天晚上，警察挥着警棍进入新城市广场拘捕示威者，挤在围栏边的市民朝警察扔杂物，警察则朝向市民喷射胡椒喷雾。与家人一起在商场七楼的越南料理店吃晚餐的陈海欣，近距离目击商场裡的警民冲突。她记得，那天她从楼上看见商场中庭雪白的地板上，散落着鞋子、雨伞和点点血迹。“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权力的手伸进了我的家。” 到了九月，有网民在网上讨论区发起商场“和你唱”活动，铜锣湾时代广场、太古城中心、沙田新城市广场、大埔超级城、荃湾广场、旺角朗豪坊、柴湾新翠商场等各区商场，出现了聚集的市民，合唱《愿荣光归香港》，或高叫口号或低头默哀，之后陆续散去。直至街头游行不再次次获批不反对通知书后，商场在香港的示威里，变成了一个特别的角色。 “示威者要逃避政府的权力，觉得进到一个私人地方就安全了，香港最就脚、最大的私人地方就是商场，他们觉得警察不敢进去，”何雪莹说。这形成了一个示威者与资本、公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示威者之所以选择商场，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因为它几乎就是香港人生活的全部。“从‘和你唱’开始，抗争便透过商场，深入每一个地区。” 重夺商场 示威进入商场后，商场被重新赋予了空间意义。 黄宇轩说，传统对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讨论，主要以”所有权“划分。“政府拥有的是公共空间，财团、私人拥有的就是私人空间，但是我比较喜欢近几年有个理论，说公共空间是揭竿起义式的、由下而上的概念，一个地方是不是真正‘公共’的，不是由管理者决定，而是我们要不要聚在一起，去启动这个地方，”他说，“就算一个很公共的空间，你不用它也没用，一个真正的空间，需要人做一些活动去启动它，当你见到有很多很公共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地方霎那间就变成一个公共空间。这在这次的运动里是很鲜明的。” 香港过去其实没有什么公共空间，何雪莹说。“维园是因为保钓运动集会，和几乎所有大型游行都以它作为起点，才成为一个有抗争意义的公共空间。政府总部外面的公民广场，也是抗争者为它赋予了意义。”黄宇轩认为，反修例运动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它穷尽了所有空间上的可能性，用尽了整个城市做示威的尝试。“这在过去，或是在其他地方的抗争里是几乎没有见到过的。” 如何重夺一座城市的公共空间，过去都是与规划者与商业资本的无尽拉扯。一年的运动改变了人与空间的相处，所谓公共空间、与市民参与抗争的空间也迅速地增加，这些空间可以是公园，可以是街道，可以是商场，也可以是各区交流意见的连侬牆。 “很有趣，我们说要创造香港的公共空间那么多年都没有成功，示威者一进到商场唱歌，这个空间就被创造出来了，”何雪莹说，“香港的公共空间，从来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尊重受访者意愿，陈丽娟、杨宗泽与陈海欣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