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熊熊，黑烟弥漫。陈达明在大街上拔足狂奔，身边是其他看不见脸孔、但与他一起四处逃窜的人群。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混乱中他听见枪响、爆炸声、自己的心跳声与人们的呼救声，一转头，防暴枪巨大且黝黑的枪口，直直指着他的眼睛。 “碰——” 陈达明从噩梦中惊醒。他长长吸一口气，揉揉心口，稍微定下神之后抓起床头的手机，荧幕上显示：凌晨4点36分。 这一年来，他已经数不清自己究竟梦见了多少次相似的场景，在深夜中惊醒。 2019年10月1日，26岁、入行四年的独立摄影记者的陈达明，与从美国飞抵香港的纪录片团队一起拍摄反修例运动短片。夜晚，防暴警察在湾仔一带清场，他顾着拍摄，没有发现自己正被推向警方防线。混乱中，陈达明一转头，发现警察用来发射催泪弹的大口径防暴枪枪口，就在距离自己眼睛不到几公分的地方。“那时候，枪近到⋯⋯脸颊上都能感受到枪口的余温。” 拍摄反修例运动好几个月，陈达明中过胡椒喷雾、橡胶子弹，见过无数次流血冲突场景，但从那天起，他的精神状态极转而下。“摄影记者的工作逼迫你直视痛苦和暴力，十一好像是最后一根稻草，”他说。他几乎每晚失眠，好不容易在四点五点睡着了，又做噩梦，梦见亲人朋友去世，梦见铁通刮过地面的声音、枪响。“每次经过轩尼诗道，我的心跳就会开始加快、极度不安、当天的情境回闪过眼前。” 11月，陈达明因长期的失眠寻求专业帮助。医生告诉他，他患上了创伤后遗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新闻行业：不被看见的心理问题 “媒体行业存在着很多隐藏的情绪问题，”达德新闻与创伤中心（Dart Center for Journalism and Trauma）的亚太总监Cait McMahon博士表示。 达德中心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之下，致力于研究记者的职业创伤及为媒体从业者提供培训。McMahon是其中一位创立成员，也是全世界最早关注新闻创伤的心理学者之一。 她指出，记者虽然扮演着观察与记录的角色，但他们也与新闻事件中的受访者一样，会经历恐惧丶愤怒丶内疚与绝望，也一样会受到创伤影响。“记者在工作的不同阶段都可能承受心理伤害，直接目击事件发生的时候，接触受访者丶透过对话分享他们的情绪的时候，将受访者的故事传递给读者的时候，”她说，“不只是第一线的记者会暴露在创伤压力下，需要大量观看现场片段的图片编辑丶事实查核记者，也会间接受到创伤。” 除了采访工作带来的直接伤害，长时间的工作丶截稿的压力丶敏感报导内容遭受的审查丶社交媒体上的威胁或电话恐吓等等，也会令记者的心理健康受到打击。McMahon说：“记者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比人们所想像的更大。” 记者的工作压力可以有多大？今年32岁丶在香港一间本地杂志社担任专题资深记者的吴迦南分享了一个故事。 2019年年中，吴迦南带领团队进行一个香港执法机构使用个人私隐数据的调查报导，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前期资料搜集丶阅读了几千页的公开资讯，才查出三间可疑的公司。开始深入挖掘后，团队处处碰壁，多次线索中断，吴迦南从早到晚都想着这个题目，晚上靠喝酒才能入睡，第二天天亮，又继续出门采访。 “记者的工作没有清楚的上下班分界，我随时都在思考故事该怎么做，当题目长时间没有突破，一直在原地踏步，焦虑就会完全地淹没我，”吴迦南无奈地说，“我也常常问自己，到底怎么样的记者是一个好的记者？” 她表示，记者这个职业常常逼迫她思考关于人性的矛盾。“做反修例运动专题的时候，访问了许多前线示威者和被捕者家人，我常常觉得内疚，好像利用了他们人生中的悲伤来写故事。”与同行抢独家、与权力之间的博弈、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甚至是新闻伦理的纠葛，也都深深困扰着她。 “新闻行业常常要求记者需要专业，有韧性，要跑得快、写得准、看得深入清楚，好像个不会受伤的机器，”她说，“但身为一个专业的记者，不代表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被情绪所影响。记者也是人，也会有感觉，也可能掉进报导的故事中走不出来。” 与同行私下聊天的时候，吴迦南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有这种压力的人。“大家似乎都面对着类似的状况，但没有人把这些情绪拿到台面上来说，”吴迦南沈默了许久，“可能做为新闻记者，大家习惯说别人的故事，而不是将自己变为故事主角吧。” “我觉得一部份的我永远留在那里了” 记者的精神健康在世界各地都不是一个受到广泛讨论的议题。 2002年，写下《战火下的记者：报导战争的心理危害》一书的多伦多大学精神病学教授Anthony Feinstein，是第一个研究记者的心理健康状态的人。他指出，约21.4%的战地记者患有严重抑郁症，且全世界大约有12%的记者患有创伤后遗。 在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由香港精神科医学院进行的调查发现，记者、医护人员、物业管理员等“特别群组”抑郁、焦虑比例近30%，较平均的14%高出一倍有余。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长吴文建说，夹在示威者与警方中间的记者，因职业关系，承受着庞大的心理压力。 “反修例引发的社会风波影响不少人的精神健康，面对巨变，大家的情绪或多或少，或在不知不觉间都会受到牵引，”吴文建说，“记者在冲突现场进行报导，见证混乱与暴力场面发生，可能令记者长期高度紧张，出现创伤后遗症状。” 他说，创伤后遗是因创伤而引起心理压力的症状。患者可能会出现场景回闪、做噩梦，重回创伤的当下，会逃避身在发生创伤经验的地方，长期也可能出现抑郁、内疚等情绪，无法集中精神，或难以入睡等等。 报导反修例运动期间，林佩珊也与陈达明一样，出现了失眠、噩梦等状况。 林佩珊任职本地一间中型传媒机构，因公司人手不足，除了她主要负责的专题报导之外，平常也需要帮忙同事做示威现场的即时报导。“已经不记得上次休长假是什么时候了，”她说，“常常一早出门做游行即时，傍晚演变为冲突，一直到深夜才结束，回到家洗个澡吃点东西，就打开电脑继续写稿。身心俱疲吧，这一年。” 去年十一月，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的大冲突结束后，林佩珊发现自己处在极度抑郁的状态里，情绪如潮汐一般起伏，长时间失眠，噩梦缠身，没有食欲。 她说，理工大学事件像是个挥之不去的鬼魅。警察带着真枪实弹追捕正在逃走的示威者，有些人要游绳或是钻进水渠逃走，围困的几天，留下的示威者们藏匿在校园深处，外头的市民从四面八方尝试突破校园防线。“那是一种绝望但前仆后继的氛围。我无法用文字形容理大带给我的冲击，我觉得一部份的我永远留在那里了。” 长时间在工作和生活上累积的压力爆发，让她感到崩溃。她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做记者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她常常这样问自己。“我的工作是做一个永恒的旁观者。说得好听一点是记录真相，说得难听一点，是利用他人的悲剧搵食（谋生）。这些真相最后能改变什么吗？” 年底，她终于寻求专业帮助，确诊抑郁症。但工作仍然要继续。“每次出门采访前，我都要花好多时间做心理建设。但一听见枪响，一看见胡椒喷雾，我就又冒汗又心跳加快。身体告诉我，这是危险的记忆，但是我的工作却要我留在那里。” 林佩珊过去工作效率高，从来不拖稿，但在负面情绪下，原本几天便能完成的文章，硬是拖了好几周也无法完成。有时候，面对大量堆积的工作和编辑的询问电话，她只想躲进一个没有人找得到她的地方，偷偷哭一阵子。她的公司，到目前仍然不知道她的精神健康状况。“我担心说了，上司会认为我不适任，不给我重要的故事做。” 任职于一间美国电视台的多媒体记者李嘉欣，她在去年年底开始前往心理谘商。反修例运动的采访过程中，她曾多次遭防暴警察朝脸部喷射胡椒喷雾，在示威现场，也常常遭受性别指向的言语攻击。“有一次，警察对我说，我的头发那么乱，‘衣衫不整，一定是刚刚跟示威者睡过’。” 她气馁地发现，许多香港咨商师并不真的理解传媒行业运作的方式，与记者工作所面对的压力。“很多时候我需要向咨商师解释，记者的日程是怎么样，因为这样的日程受到的压力又是怎么样，”她说，“有时候我觉得我在满足咨商师对记者工作的好奇，而不是在梳理我的情绪问题。” “咨商师告诉我，叫我不要继续看新闻，抽离一下，但做这一行的人都知道，记者根本不可能不阅读新闻，”于是今年，她没有继续与咨商师见面了。“跟其他记者行家见面，喝酒聊天，大吐苦水，有时候还比较舒服一点。” 无法停止，就无法真正恢复 如何在快速演变的新闻日程中与情绪共处，在这一年里成为了许多香港记者的难题。 “香港记者在这一年多里所经历的是一系列的事件，从反修例运动、新冠肺炎疫情，一直到国安法颁布，”McMahon指出。“对于本地的记者而言，他们根本没有喘息的空间，大新闻一个接着一个在他们身边发生，长期下来非常容易弹性疲乏。” 达德中心过去曾回顾多份研究创伤事件对记者造成职业伤害的文献，发现几乎所有新闻工作者都接触过与工作相关的创伤事件。McMahon说，大多数的记者无论是身处于战争前线丶冲突之中还是法庭里，都能够处理好日常工作所带来的创伤情绪，也不会形成长期的心理健康障碍。然而，仍有一部分人会出现情绪问题，严重的个案与退伍军人的状况相似。 “记者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群体，”McMahon说，“但是新闻行业的特殊性让记者们必须同时面对工作压力与创伤压力，两者的混合更容易击倒他们。” 她解释，人面对危险时，有自然的“战斗”或是“逃跑”反应。当大脑出现危险的讯号，你的心跳会加快，瞳孔会放大，身体自然而然会做出这些反应。对于香港记者而言，长时间一直处在新闻事件之中，表示他们的身体一直处于威胁反应模式。“持续不断的事件不断造成伤害，伤害还一直持续，它还没有停止，所以人们无法真正恢复。你仍然处于高度警觉状态，不能按下关闭的按钮。” McMahon认为，对于心理创伤的重视程度，不同行业有不同情况。一些特定的职业，例如消防员丶军人丶警察等在处理精神创伤方面准备得更加充分，但总体而言，媒体机构对员工心理健康的保护机制，是远远不足的。 “这个议题对香港而言更加新鲜。”她说，许多大型的新闻机构，近年渐渐开始重视雇员的心理健康，但是香港近一年大量出现的新媒体和小型新闻机构，多数缺乏这方面的意识或是资源。 对于编辑室而言，为记者提供必要的训练和心理健康的资源仍需受到重视，为记者提供报导创伤性题材的方法与支援，也能够减少对记者带来的冲击。McMahon及建议，患有抑郁症或是创伤后遗症的记者，需要定期远离新闻现场，甚至暂时不要接触新闻。“我知道记者不阅读新闻好像是一个罪过一样，但只有30分钟也好，记者需要帮自己创造这样的时间，见见朋友，出去走动，放下你的手机。” “创伤的影响不是永久的，”McMahon说，“创伤实际上很容易治疗，只要你拥有长时间的专业策略。但是未经处理，它可能会变得很严重。” （应受访者要求，陈达明、吴迦南、林佩珊、李嘉欣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