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开始，香港坊间传出北京将绕过香港立法会，在香港定制国安法的消息。一时间，全港风声鹤唳，大量Facebook用户删帖、关闭帐户，报纸专栏作家宣布封笔，黄色经济圈商铺拆掉文宣，政治团体宣布解散，知名社运人物流亡海外。 2020年6 月 30 日，《港区国安法》刊宪并正式生效，香港从此进入新的管治模式。截至本文截稿，被指涉嫌违反国安法而被捕的行为，当中包括展示、呼喊运动口号等。 文艺工作者的事业就是创作，而自由是创作的土壤，在未知的国安法红线下，香港文艺工作者对于未来的创作充满猜测。我们访问了几位创作者，谈谈他们对国安法的感受。 “胜利的真谛，不在于你一拳打下去有多重，而是你承受了多少拳后仍然可以迈步向前。”——林登 (笔名) 电影工作者 《孙文的野望》在YouTube和连登讨论区火了，导演林登自己也没想到。这部改编自漫画家“活人拳”的同名系列短片，讲述革命家孙中山穿越到2019年的香港，为参加反修例运动的示威者们“指点迷津”的故事。系列在疫情期间完成，每集一出都在网上维持高讨论度，“从4月开始到6月，刚好在《国安法》杀到前出完！”林登笑说。 刚在香港电影新浪潮上获奖的林登是90后，从中学开始留意政治。他说这部《孙文的野望》是他很“本土”的创作，“去年的有黄丝将《愿荣光归香港》（编者注：运动中的标志性歌曲）拍成MV，在我看来是偏左翼的做法。我很想做一些真正属于本土派的东西。” 片子在网上获得反响，林登本已开始部署下一个创作，继续改编同一位漫画家的《铁拳无敌孙中山》，漫画里孙中山用格斗术直接打死慈禧太后，林登本计划将故事放在2047年的香港。原本已准备谈版权开拍，《港区国安法》颁布，唯有无奈搁置。 “我没想到实施得那么快！你以为对方会衡量国际压力吧？它还真的就没有在意，直接空降硬推了。” 法案条文下来，林登认真看了一遍，感受四个字形容：一头雾水。“条文很含糊其词，与我一贯理解的香港法律非常不同。感觉只是为了执法者方便执法，可以任搬龙门的工具而已。” 《港区国安法》实施，创作可能寸步难行，他想像，甚至“本土”二字或许在将来都会成为禁语。 作为电影人，他也和前辈讨论过《港区国安法》构成对影视创作最直接的影响。他们认为是失去选择时代背景的自由度。“我们很需要时代背景去做创作，然而现在一些年份会直接‘真空’，2014年、2016年、2019年、2020年......有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都不能放进故事当中，投资者会介意和却步。” 禁忌的土壤上，反而成就经典吗？ 但问及是否对前景绝望，林登却斩钉截铁说“没有”。他引用自己偶像、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经历：“在二战期间他拍电影也要过审，当时面对的是日本军方，他依然可以拍出优秀的经典作品。所以我觉得框架并不影响一个人作品的伟大，从来框架都存在的。钱也是框架，我觉得自己从来也是在框架下成长的人，学习突破限制。现在不过是多了一个框架而已。” 保持创作的关键，他认为是捉住香港人的身份。 “作为一个想做电影导演的人，我觉得没什么比人更重要了。只要香港人这个身份还存在，就是最宝贵的资产。只要香港人不消失，那香港这个概念，就依然可以长存在这个世界上。” 林登用“韦小宝”形容香港人的特质。“灵活变通乃韦小宝的精神，也是香港人与生俱来，我们得好好利用。看回香港历史，在美苏冷战时期，依然有自己的角色。好像韦小宝，无论在朝廷还是江湖，他都是能活得很好。我觉得香港人现时最大挑战，是如何好好利用和保留这个身份，在中美两国角力中生存。” 《孙文的野望》拍摄初衷，是呈现与教科书上不一样的孙中山，和他务实的革命理念。林登认为，香港人一贯给人功利与务实的印象，但在运动中却有过多的浪漫、不理性和冲动。而孙中山则不同。 “孙中山向来都是伟光正的形象，但他的革命历史，在现在光谱下的国际线、论述基础和勇武抗争几个层面一点也不浪漫。他是没有大爱理想的，每一步都非常功利，有时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 林登创作这部作品，作为给运动者的建议：“我想带出的信息是，无论我们在之后的政治角力或者说抗争上，少些浪漫，多些策略。不要太过容易地牺牲自己。不要忘记初衷是什么，为了‘画面好看’，搞活献祭。”但在新的法律之下，还能否借用作品表达建议，则已是未知。 林登是乐观的。他认为，在极权的土壤上，依然能够成就经典。除了黑泽明，他还谈到内地导演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你要学会在夹缝中拍出美丽的东西，”林登说，“故事是关于人的，政治也是关于人的。你讲人的故事，某程度就是在讲政治了。只要你有理念和思想，你可以在任何不提及任何政治的情况下，去表达自己的思想。” 尽管可能面临创作的限制，林登表示，自己没有移民打算。他一再强调香港是他的根，在这片土地上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是他的梦想。 “每一天，用着倒数的心情创作。”——政治漫画家 黄照达 开始坊间“谣传”人大会直接绕过香港立法会，在香港设立国家安全法时，政治漫画家黄照达并不相信。“我当时的想法是：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吧！如果是这样那太离谱了。” 然而这个时代，没什么不可能。70后香港长大的中年人黄照达亲眼见证了这一切。 传统政治漫画依附媒体和报纸为生，而随着政治环境变化，传媒界也开始悄然变化。漫画家阿涂在《明报周刊》的专栏以改版为理由被暂停，作家王迪诗因《信报》拒绝她在专栏“开天窗”表达不满，而结束十多年的合作。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业界人人自危。 画了十多年政治漫画的黄照达，在《明报》有两个专栏。国安法生效前两个礼拜，黄照达跑去问编辑，“漫画继续这样画真的可以？”编辑答，他们也不知道。条文写得模糊，行政长官都不知道具体内容，你只知道有条红线，却不知它在哪里。突然往前两步，又突然退后一步，这才是恐惧的由来。 黄照达坦言，行业前途悲观，就算能画，也是抱着倒数的心情，但他会画到最后一刻。 7月1日，《港版国安法》实行第一天，他将《明报》全版专栏《This City》改成《That City》，这城变成那城，颇有种“这城市已不是我地头”的感慨。创作上，一开始提笔也会想一想。“说实话，开始没有自我审查是骗你的。”他苦笑，但逐渐也怕不了那么多了，“因为我每天都在画，要每天都怕，那真的会很心累，所以现在没在管那么多了。” 香港政治漫画：政治气氛的晴雨表 香港的政治漫画生态，可以说是政治气氛的晴雨表。 政治漫画经常出现在香港历史课本，高考资料题中也不乏使用，侧面说明政治漫画的重要。 在浸大视觉艺术院教书的黄照达，正在做一个相关研究，他发现香港政治漫画有过两个百花齐放的时代——2014年雨伞运动和2019年反修例运动，而在2016年北京大规模取消民主派议员资格时，创作曾陷入低潮——那是业界最无力的时候，甚至有朋友开始移民。直到去年，相关漫画作品源源不绝，他才知道原来大家并没有离开。 画时事漫画，要每天看新闻，随时随地留意，他这样做已经十几年。第一次感受到气氛改变，是2012年，前特首梁振英上台。他提到梁时代提出的 “港独”标签，让他发现，原来不是什么内容都可以画，社会上一些议题，当时没有犯法，但已不能提及，哪怕不过是些纸上谈兵的学术讨论。他当时开始觉得言论自由出现问题。 “画政治漫画其实带着某种使命感，因为创作过程是很痛苦的，你要每天面对那些很糟糕的新闻和画面，其实人是可以很辛苦。但我总希望靠自己的能力，表达些什么，说些什么。” 对香港的现状，他略显悲观。“以前你可以说，我们香港有司法制度，依赖这个制度你维持正义和公义。现在你是否要靠政权自己醒觉的那天呢？这样想可能会更悲观吧。” 但他认为，运动中年轻人的表现，让他重拾了一点信心：“即使政权不断抹黑这帮年轻人，但是他们剐醒了（粤语，打巴掌）跨代的香港人。我这些70后，原本是‘收成期’的一代，不会去想这个时代会如何，这个世界会变得如何。但这群小朋友告诉你，我们这座城市，还有价值要去珍惜和守护。他们这群年青人剐醒了很多香港人。他们展现的团结，更多是无私，放弃了自己的前途。回望旧香港，那个一直讲利益丶效率和平稳的香港，和这群孩子为了香港宁愿牺牲的精神，这两种香港价值，我宁愿选后者。而这群人也在慢慢建立新的身份认同。” 尽管面对未知的限制，但他没有想过转行。“都画了这么多年，不画就不是我了。” 如果我们只需要抖音素材，那人类为何还需要艺术？———招媛（化名）舞台剧演员，港漂 2010年8月，她第一次听说六四。 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她在毕业礼上，在时任政务司司长、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面前，提议同学们一起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来港读书工作转眼十年，舞台剧演员招媛的香港同学对她说，“我感觉你比我还要爱香港。” 2019年她曾无数次走上街头，各区的游行示威抗争都有参与，她说由于吸了太多催泪瓦斯，经血一度呈黑色。 “香港给了我很多东西，给了我学历，给了我文化，给了我创作的灵感。所以我总觉得要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这是一个责任，也是报恩。” 《港版国安法》要立法后，民间举办了3次街头集会，招媛都有参与。“可能已经做不了什么，但我觉得自己要去，我要站在现场感受。” 剧场之中的想像：文化局与审查员 为了知道法例对自己的行业会有什么影响，招媛特地去查了大陆广电局的最新指引，一条条对应自己的专业“参考”。 “‘不可以早恋丶犯罪和暴力’。为什么创作里要有这些？就是希望带给人反思社会的问题，一起去改造社会，这也是剧场其中一个功能。‘不可以拍社会的阴暗面，只能反应美好生活’。那是说我们要做一个骗子，我们的社会没有问题，没有需要改善的地方。那别人会觉得好看吗？我们的作品还能够打动人心吗？那大概也不会有创作下去的动力了吧。” 不过更令招媛担心的，是始于文革、在中国盛行的举报文化在香港出现。“会不会有行内人举报，舞台上的某个意象是触犯国安法？那将会非常可怕。”她认为，举报制度会分裂人心，破坏人与人信任感。 剧场创作也可能受到限制。“我们可以调侃高官吗？以后角色的名字可以叫‘月娥’、‘君尧’、‘炳强’吗？如果间接一点，避谈时事，鲁迅可以说吗？1984可以提吗？”招媛说。 她想像未来香港会设立叫文化局的机构，每个剧本都过滤一遍，确保无敏感字眼，会有一个审查员，坐在那里看彩排和演出，看你有没有改台词。 尽管对创作限制有具体的想像，但她却是受访者中最乐观的。“因为极权在灭亡之前，一定是将自己的权力发挥到极致。”招媛说，“这段时间，我会参照台湾白色恐怖那段时间的历史，别人经历了38年，才能翻盘。” 招媛说，在这期间，她要记住外公教她的道理“识时务者为俊杰”保命，用温和姿态去创作，同时不要昧自己良心，聪明地活下去。 其实招媛也有机会离开。“我是很有条件移民的。因为我会国语，台湾也有学校收我。甚至我有业界前辈，已经办好移民台湾的手续，问我要不要过去帮忙。但还是回到原本的问题，这个城市给予我那么多，真的要把他当作一个跳板吗？我还是想在这里，做一些我可以做的事情。”她思考着缓缓道出。 “我在大陆住了18年，我在香港住了10年，如果撇去我上小学的时光，那其实差不多，但我很斤斤计较地坚持要到自己36岁，才能够说我绝对了解这个城市。我想再多留一会儿，还有，我想看那个场面。” 问她，想看什么场面？ “光复香港咯！” 而这个回答，根据现有案例，或将不容于《港区国安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