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旬，加拿大开放港人特别通道，截止2024年2月，已有近7300名港人受惠于这项特别移民政策获取加拿大永居身份，再加上其它方式的移民，这一批港人移民潮在加拿大可能已超过一万人，更别说大量持有工签或学签，临时居留打拼的香港年轻人。这一批加拿大香港新力军，有人仍在适应生活和文化上的差异、努力融合；也有人已开始建构起自己的新道路，在新国度奋斗。而一小群在异乡的香港电影人，则锐意要把自己的文化和特点带来加拿大，期望能融合、碰撞与拼凑出新潮流，使之成为连接离散港人的精神家园。 误打误撞进入电影业的小众公司CHIME 2024年5月初的一个凌晨，加拿大多伦多地区华人聚集的万锦市中心。一个不起眼的商业街区内，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内灯火通明，Henri还在电脑前忙乎。他时而寻思着敲下键盘，绞尽脑汁地写着下周将要上映电影的宣传稿；时而又拆开刚在下午运抵的宣传明信片，仔细检查每张卡片有没有瑕疵，估算着给不同院线预留的卡片份量。 作为加拿大一家名叫CHIME的小型电影发行商的创办人，这一晚已经是Henri连续第七天深夜留在公司加班了。由于财力有限，凡事只能亲力亲为，深夜加班已是Henri在有新电影准备公映日子里的家常便饭了。 这次即将要上映的《填词L》是一部香港电影，主要讲述女主角罗颖诗自高中到就读大学，以至踏出社会的十多年间，不断追寻成为填词人的理想，并在期间一路跌跌撞撞、得到过机会却一直被现实击倒，爬起来继续努力却又荆棘满途的追梦路。电影主演为钟雪莹、吴冰、邓丽英等新生代演员；电影斥资280万港元，自今年3月在香港公映到4月期间，票房约为700万港元。虽然导演是凭《金都》获得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新晋导演奖的黄绮琳，来头不算弱，女主角钟雪莹也凭《金都》中的角色入围第60届金马奖，以及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实力不容忽视。但这样规模的电影，在电影工业中也只能归类为小品，与一贯可以“卖埠”到北美地区上映的大制作相比，财力和叫座力都相距甚远，以往是绝对不会有发行商有兴趣买下版权的，但CHIME的出现，部分扭转了这样的局面。 CHIME成立于2022年，首部带来加拿大的电影是制作更小型的港产爱情电影《缘路山旮旯》。原本并非电影圈中人的Henri说，当时他起意引入这套电影，也只是被朋友“托福”，未曾想这次经历改写了自己的发展方向。 “当初机缘巧合下，认识了《缘路山旮旯》的黄浩然导演，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把这部电影带过来。刚好加拿大的电影院也因为新冠疫情趋向稳定而陆续解禁重开了，黄导演刚好获得了机票赞助，能亲身来到加拿大一起宣传。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契合的情况下，就有了我的第一次。”他说，“那之后，刚好又出现了在香港叫好叫座的《正义回廊》，身边的朋友和其他在加港人都鼓励我不如也试试把电影带过来。我自己心想，反正公司都已经登记注册了，那就不如做到底了吧。虽然最后没拿到《正义回廊》，但我也就这样半推半让地投身这一行了。” 俗语说，“万事起头难”。 误打误撞进入电影业，Henri与CHIME的起点也不平坦。 Henri说，电影格式等硬件问题，固然收窄了公司能寻找的电影院数量，但中文电影在加拿大的市场占比、来自大公司的竞争等，也是让公司举步维艰的重点。 “虽然电影院线不会跟你说明，但很明显他们自己是有一个指标，同一个映期里面荷里活（即好莱坞）电影会占多少部、亚洲电影多少部；比如说若干部戏的限额里面，四部给了亚洲电影，那当中印度电影已占了两部，其余两部可以给中文电影，他也不会跟你再分类是港产片、大陆电影、还是台湾电影；而由于这边的大陆资金较为雄厚，观众占比也多，从前更可以说这边的华语电影市场也就只有那几家大公司，因此很多时候，这两部中文电影的限额，会给了大陆电影。”他补充指，此前就算偶尔有香港电影在加拿大上映，多半也是“大卡士”、或者中港合资的电影。 Henri说，纵是手上的电影成功上映了，也不代表自己可以松一口气，因为新一轮的角力才刚开始。“很多时候电影院一开始能给的放映期就只有一周，往后这部电影能不能继续放映，就要看这一周的票房和入座率；幸运的就能延长一周，然后再视乎第二周的票房，决定电影在第三周的生死，周而复始。所以每次我们带电影过来都充满了未知数。而虽然电影院不会明面给你一个标准说入座率多少才算及格，但以我们观察到的情况，一般一套电影需要在一周内至少有一场达到七到八成的入座率，才有机会存活下去。比如说，星期二是优惠票价日，如果你的电影在这天也票房不如理想，那很可能下周就不会再在电影院里见到它了。” “而这也是部分港产片刚上映不久就消失了的原因，票房不佳。”Henri叹一口气，面容带点无奈。他说，虽然移民加拿大的港人在近年大增，但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封控已解除多时、连带所引起的“报复式”观影已经消退；加上经济不景气、免费娱乐更可及等，都成为了这些商业放映电影的索命符。 “疫情期间大家都有种很想出去、很想消费的情绪，但随着所有封控措施都解除这么久了，大家的生活也恢复已久，要花的钱也花光了，留下了的问题就是通胀、加息，消费也转为谨慎。而大家现在都习惯了用盒子收看免费节目，习惯了免费娱乐，自然去电影院的人就少了。” 他也看到大陆电影的境遇就有所不同。“比如说去年暑假档期上映的《孤注一掷》，每场都爆满。那为什么加拿大的大陆人都会涌去看《孤注一掷》，但香港人却不会同样涌去看同期上映的港片《落花流水》呢？某程度上经济压力肯定会有，撇出开这个因素的话，我也留意到加拿大的大陆人民族性都挺强的，有国产电影大多会支持。而电影发行商的宣传方向，也倾向于以爱国情怀等方面包装，吸引这批居于海外的中国人看中国电影。” 观众少、上映日数也少，收益也理所当然地少。但为求电影能成功上映，需要的宣传仍是一样都不能少。 “电影公司没有责任进行宣传，卖片给你之后要如何推销就得全靠自己了。我们也曾仿效在香港的电影宣传活动，比如说实体‘落铺’宣传；也接触过这边的华人比较会听的电台，不过成效并不大。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电影的演员与我们的距离太远，不能亲身进行宣传，吸引力也大大减弱。 ”Henri说。 “希望为离乡背井的香港人，带来有共鸣和感动的故事” 传统宣传行不通，Henri和团队成员可谓绞尽脑汁。除了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发贴文、Henri也曾举办网上谢票活动、与导演或演员的映后问答环节等，期望吸引喜欢深入交流电影话题的受众；同 时也跟随大众喜好，自制各样的纪念品送给进场看戏的人。而提及这些花尽心血的纪念品，Henri如数家珍，“基本上大家看到的宣传品，像这些海报、书签、磁石铁等等，都是我们自家设计，再对外找厂商批量生产的。我们有时候也会做点特别的设计，例如为新年期间上映的《深宵闪避球》特地设计的挥春，甚至为《窄路微尘》做的月历。这些为《填词L》而设的原子笔和卡片也很受欢迎，上映几天已经给拿光了。”不过Henri也坦言，再精美的赠品也不如免费的大礼来的吸引。 “在推出《全个世界都有电话》时，我们庆幸得到些许赞助，就贴着主题购入了手机，办了一个凭票尾抽奖的活动，其他奖品还包括电影赠劵等等，当时的反应可以算是我们遇过到最为热烈的。” 宣传做足做满却带来不如理想的票房，Henri苦笑道，打从把《缘路山旮旯》带来加拿大以来，CHIME仍未成功从任何一部电影获利，“截止目前我们拿过的电影，都是亏损收场。我不可能直接告诉你营运的成本和损失多少，只可以说买一部电影回来的成本不菲，加上宣传费用，远远不是上映一个星期就能赚回来的，而且还坐不满。就算是风评极好，很多在加拿大的香港年轻人都推荐了朋友看的《填词L》，上映两周也最多只能打个平手。” 投资连番失利，是否该归咎于电影较为小众？ Henri略显无奈，“在香港卖座的大电影，通常给我们发行商开的价，绝对不会是我们这家小公司能负担的，有些在香港较为卖座的电影已经叫价达六位数加币，更别说一些阵容华丽而且成本高昂的一等一大电影了。而且像我之前说的，大电影通常已经由大型发行商所垄断，我们这些较为没有资金也没有人脉的更是连议价的机会都没有。但这也不代表我们退而求其次，只看投资额或演员阵容选择不那么叫座的电影。” “如果你有留意到我们公司在电影开场的标记的话，在CHIME这几个字的下面有一行小字，就是Asian entertainment for Cantonese，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宗旨。除了卖座，我更希望的是能为自己，以及同样是离乡背井的香港人，带来有共鸣和感动的故事。比如说《深宵闪避球》，很多人的听到的第一反应就是“哇，英皇电影，很烂吧。”但我看到的是里面所带出的信息，比如当中的一些对白：‘在体制狭缝间尽做(即尽力而为)’，很地道、也是香港人近年能有共鸣的。或者是《灯火阑珊》，又是很港味的，主要围绕香港霓虹灯牌的一部电影。反正我们一直以来挑选的，都是以连结港人为重心。” “坚持自我，代价是所有的亲历亲为以及干涸的钱包” 投放了心力到每一部电影，但收获总是未尽人意，Henri坦言，有感到失望也是正常的。 “当然我们投资到一部电影中，不会期望是亏本收场的。就像《深宵闪避球》，虽然它在香港的票房也只收了300多万港币，在同期中算逊色。但抱持着电影信息为主的信念，我们还是投放了很多时间和资金在网上宣传、以及制作不同的宣传品。但可能它原本真的太有烂片的味道，也不是很多人知道电影内里的含意，结果也是较为惨淡。” 资金长期有出无入，Henri仍在这数年间坚持自我，以感性先行，代价就是永无休止的亲力亲为，以及永远干涸的钱包。 “我在香港原职是市场策划方面的专业，来到加拿大后自己也开了一家小公司做回老本行。而自CHIME成立以来，我公司的大部分利润都投放到CHIME里面去了，算起来也有六位数加币了，当然也都收不回来。” 说起公司的经历和不如意，Henri笑言自己也与《填词L》的主角阿诗有点相像，“从《缘路山旮旯》、到《深宵闪避球》、《窄路微尘》，我不知不觉也燃起了一个我自己觉得挺伟大的信念和梦想，就是希望在加拿大的大家也感受到香港的文化，或者可以让香港的人和事承传下去，而要追梦是有代价的。电影中阿诗的其中一任老板对她说，‘其实你尝试这么久了，都没有成功，会不会代表了其实你并不适合呢？’这句话好像刮了阿诗一巴掌，也刮了我自己一把掌。阿诗的回应也让人心酸，只说了一句‘没有啊，我都没有努力过’』一个人要到什么地步，才会去否认自己拼尽了全力做的一切呢？” “阿诗一直地努力向着填词人的目标跑，有失去过曾经拥有的一些；也尝过看见曙光后被打回原型的味道，比如说赢得填词比赛金奖、比如说在速递公司创作了一首‘出街歌’（意指会作公开播放的歌曲），但最后她都没有凭那些机会获得一个完美的结局。我们的情况也相像，这次迎来《填词L》了，口碑和票房都还不错，可是之后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有钱可以挥霍、有资源可以投入，公司才可以运作下去。但现实是，我除了是一个老板，也是一个需要生活的正常人，当一个苹果从3块钱一袋变成6块钱一袋；一个仓库的租金从三千块升至五千块，收入却比从前少的时候，我又该如何维持呢？”Henri说。 付出了百分之二百的努力却又怕受伤害，不如阿诗的初生之犊不畏虎，Henri这一年多以来其实不断在进与退之间挣扎。而在去年9月把电影《全个世界都有电话》带来加拿大但反应冷淡、原本打算公映《酿魂》的计划更胎死腹中后，CHIME也曾经沉寂过一小阵子，但不甘就此放弃的Henri还是又一次为CHIME带来了新尝试。先在去年12月特别放映许鞍华导演的纪录片《诗》，并同时与多伦多港人网上书店“多读”在放映场地举办小型书展；在今年1月又为多伦多带来音乐电影《4拍4家族》，并请来当地港人乐队同场进行小型音乐会。 Henri说，这种较特别放映活动的规模比公映电影小，但其实要投放的心力却是有增无减，“把4拍4带过来，主要当然是因为它的独特性，以音乐为主题的港产片其实很罕有，加上电影中有很多香港的街道、日常景色，可以一解思乡人之愁。再者其实里面有很正面的信息，有鼓舞人心的作用。” 而接连取得公映期的《4拍4家族》和《填词L》，也成为Henri鼓舞自己的一道良药。口里说着对前路感到迷惘的他也一步一脚印，继续前行将更多电影带到加拿大。除了于八月底到九月中旬间，分别在多伦多、温哥华和卡尔加里，特别放映由香港YouTube频道“试当真”制作的纪录片《公开试当真》；CHIME还发展了网上电影租借平台、以及将眼光放到港人以外的华语电影，准备在今年秋季上映同样带出正向信息的台湾电影《BIG》。 谈到让自己舍不得放弃CHIME的原因，Henri滔滔不绝：“外界常常会有误解，觉得做电影发行能赚很多钱，却不知道常态是发行了十套电影，第十一或十二套电影才挣到钱，让你把前十套电影亏损的都填回去了，又再开始烧钱。那我怎么知道我的下一部电影，会不会是我的那‘第十一套电影’呢？但在灰心的同时，却不时又好像找到让自己继续下去的动力了，比如说遇到特地从纽约开车上来看我们电影的观众、或者住在巴里（多伦多以北的城市），特地乘两个小时公车到市区看电影的年轻人，是真的让我们感到暖心的，又让我觉得好像可以走下去了。” 受“鲜浪潮黑屏事件”刺激而萌生的心愿：提供一个尊重所有作品的平台 以自己的资金燃烧梦想的不只有Henri。 时间回放到去年9月底一个周末，在多伦多市中心的一家小型剧院内，正聚满了同样来自香港的年轻人，场内播放着从未公映过的多部粤语短电影，如雷的掌声不绝于耳。这里是多伦多亚洲独立电影节的一个现场。这个电影节上，香港电影的部分独立而成一个单元，还举行了多伦多香港独立短片比赛，而院内放映的正是入围的最后七强。比赛的主办方并非什么大机构或厂商，而是同样拥有一腔热血的香港电影人Irene。 相较于其他刚到埗的香港人而言，Irene已非移加新丁，2019年后陪同同样是香港人的加籍丈夫回流加拿大。 2006年毕业于演艺学院的Irene，这十多年来一直在香港的电影行业打滚，涉猎制片和监制等幕后职务。来到加拿大她还是不忘本心，除了继续在电影行业工作外，也不时将香港较为小众的电影带来加拿大作特别放映，例如由周冠威执导、以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为主题的纪录片《时代革命》、以皇都戏院及其创办人欧德礼为题的香港纪录片《尚未完场》等。 尽管几次的放映都大获好评，可Irene并不满足于此，加上朋友的助攻，举办更大型活动的苗头就在心中燃起，“在我几次把一些小众纪录片带了过来以后，一直都有朋友问在多伦多举行电影节的可能性。而其实在香港，此类小型和独立的电影节也不罕见，我就觉得为何不可呢？但同时，港人群体相对于整个加拿大而言也只是小众、而当中也要喜欢小众电影的就更小众了，所以我也担心举办电影界的可行性和受众会否太少。让我最终撇下这个想法的，是香港早前发生的鲜浪潮短片黑屏事件。” 鲜浪潮是香港著名的短片电影节之一，历年来出产了不少香港电影界的明日之星。而2023年度的鲜浪潮电影节，与2019年香港反修例社运有关的参展短片《未能接通》，就在通过电检时被要求删走六处内容，最长一段有近五分钟。导演最后以全黑屏替换不获通过的画面以求通过电检。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冲击，让我更想要提供一个尊重所有作品的平台，让出品人完整表达他们的信息，面向公众。” “我认为，电影不应该受政治限制，而影响了它的内容或意识形态。而多伦多在这方面也是做的很好，除非涉及裸露或血腥题材需要事先给观众知会，不然在多伦多的电影其实无须通过电检，较为自由。因此我更想要在这个地方建立平台，让香港的电影制作人说上话。也让不只是加拿大的老华侨知道、也同时让本地的加拿大人知道，原来在香港、在不同的世代，电影是可以如此表达的。同时，我也希望借这个电影界，逐步告诉大家我们应该要如何对待独立电影，或者应该如何推广独立电影，因此我并不需要一个很华丽，有红毯的电影节，而是一个可以面向所有人的活动。” “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趁着这么多香港人涌入加拿大的机会，尝试在这里培育大家看独立电影的兴趣。就像我之前说的，在加拿大会看港产片的人已经少，还要喜欢看小众电影的就更少，但是不是就代表香港小众电影注定在这里没有发展的潜力呢？电影院定是在商业角度作主要的营运考量，一切都是市场主导，当市场有需求的时候，供应必然增加。只要看到香港的电影有利可图，能公开放映的电影也就更多，对于小众电影来说亦然。就像我丈夫小时候移居加拿大时，当时是九十年代，这里的人还会排队看古惑仔呢。但随后因为翻版等等的问题，这里看港产片的电影文化也在萎缩。不过随着现在又多了香港的年轻人过来，我相信针对香港人的电影的发展是可以越来越好的。” 而作为在行内打滚多年的电影人，Irene也期望自己的一个小小举动，能让选择过来加拿大开启第二人生的香港电影新鲜人让更多人看见。 “加拿大原本其实已经有有规模的华语电影节，例如木兰。那为什么我还要自立门户呢？最主要是因为希望创立一个更入门级别的渠道让真的没有太多经验的年轻人表现自己。我自己也做过新人、也曾是一颗籍籍无名的‘小薯’，我很理解做了很多、尝试了很多，却仍不被看见的沮丧。所以我希望把这个平台送给他们。 ” “因此我对待这次收到的作品，有另外的一套准则，首先必须‘能见人’，达到我心中最基本的标准，比如说故事起码是要完整的。他们拍摄的手法可能说不上成熟、或者有些作品的故事性需要加强，但这是不是就代表不成功呢？我希望的是他们能够首先有一个机会去放映。就算是不尽人意的作品，也起码能让他们有被批评的机会，才有方向去进步。” 确定好定位后，Irene直向着标竿跑，从寻找场地、评审；到宣传、接收作品、首轮筛选等等，一步一步把理想建立成现实。由于投身多年电影行业，Irene认识了不少电影人，找到有份量而又有兴趣的评审并不算困难，“因为有在这里举办电影节、受众还如此少数的人很少，我可以考鉴的前人其实不多。但我以前做制片、甚至开公司，都是自己从零开始慢慢建立，可以说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这并不辛苦。” “而人手方面，因为这次比赛的规模不大，以我一人之力处理收到的全部作品也不吃力。而资金方面，包括了电影院的租场费、获奖者的奖金、宣传以及全部的杂项等费用也是我自己承担，这全都是我的意料之中。但因为预算有限，我的宣传不多，最主要还是在自己的专页上发文、让朋友多多转发。所以要说一直以来最担心的，还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活动，没有人参赛。所以当我收到第一份作品的时候，我都激动得快要哭出来了！之后陆续收到更多申请，我就越来越安心了。 ”Irene 说。 谈到收到的数十份作品，Irene说最让她惊喜的，是有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华裔加拿大人参赛。 “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影节有说明是香港电影为主的，所以参赛作品必定与香港有关。而这些‘移二代’甚至三代或更久的，在加拿大成长的港人仍会尝试制作一份关于香港的作品，想为香港和里面的文化说话，我是觉得感动的。然后他们作品中所表达对香港的印象，与我们在香港成长的人记忆和落差，也非常有趣。 ” 能在适应新生活的同时，不断向着梦想迈进，Irene除了有一股热诚，最重要的是有一位好队友。 Irene与另一半Terrence相知相伴不下十载，而在Irene追寻电影梦的路上，也有丈夫一直陪伴。不过Terrence笑指，因为自己并非电影行业出身，能帮的上忙的其实不算多，顶多就是帮忙分享贴文、闲时帮忙打点散碎的杂项。看着妻子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闪闪发亮，Terrence也流露出宽慰的笑容。 “从我们相识、到Irene修读电影系、一步一脚印的不断打拼、做电影；看见她感到开心，自己的成就也被越来越多人看见，我也感到很高兴。所以当她有办电影节的想法时我也是十分支持，因为达成自己梦想和目标的成就感，并非光是金钱可以带来的。” 热情的观众 ：尽量支持每一部能在加拿大上映的香港电影 Terrence作为早年的移民一代，感受过八、九十年代起香港电影在加拿大也光辉过，作为港人的一分子，他也与Irene一样，有着光复港产片的心，“我移民过来的时候只有15岁。当年我们的娱乐渠道没那么多元，看电影就成为了年轻人与朋友间一个很主要的乐子。那时候多伦多这边有一家嘉禾电影，会放映很多热门香港电影，我也在那边留下了不少腿毛。当时也因为电影，不少移二代的广东话水平也不错，香港文化算是得以延续。但其实近年情况已经截然不同，对移二代、三代来说，香港已经很陌生了。所以现在多伦多的香港人又多了起来，连带香港的电影也有越来越多可以在这边上映，我心里也是非常高兴，希望也能重燃大家对香港文化的兴趣。” 如果回到观众的身份，Terrence并不是唯一关心香港电影的人。 今年５月17日，《填词L》在多伦多的首日公映场。平常聚集不少华人观众的万锦Cineplex电影院，当天更为热闹，不少年轻的香港移民都相约在这个周末晚支持港产电影。人群中孤身一人静候入场的阿琦（化名）也是港产片的爱好者，从香港移居到多伦多后也未曾改变。虽然阿琦已经来了加拿大多于一年，但由于要减省开支，他至今都只以公共交通工具代步。而因为他居于华人较少的旺市，市内电影院通常都不会播放华语电影，每次看港产片当天，阿琦都要特地从旺市乘坐公车到列治文山或万锦市，从家门步行至公车站的时间，每次来回动辄花掉两个多小时。 “相对于努力把香港电影带来加拿大的每一个人，我出行的不便根本称不上是什么吧。”阿琦说。“我高中时曾经在加拿大念过两年书，当时电影院也不是没有港产片，可选择不多，通常都是一些中港合拍的大制作。回港几年后再回来，我很惊讶一些在香港也不算是热门的电影竟然也能在这边公映了，比如说我刚来的时候正在上映的《1人婚礼》，我依稀记得在香港的放映期也不多，票房也总共才500万港元，按这个成绩的话以前我也不指望能在这里看得到，谁不知还是有两个电影院有在播呢！” 阿琦说，虽然在香港的时候已经进场支持过一次，但当时他还是不假思索就买了这部电影尾场的票二刷。 “老实说，这部电影说不上特别好看、特别难忘。但两次的观看体验却带给我不同的感受。第一次我看的是内容、镜头运用、演员的演技；这一次我看的却是那份情坏、里面的每一个场景、用广东话说出来的对白。它带给我的已经不完全是娱乐了，而是一份熟悉感。” 阿琦说，当天或许是场次太晚，连他在内所有观众也只有小猫三四，不免感到一点点可惜，“我不知道其他场次的入场人次是如何，但如果每场都一样冷清的话，发行商应该也亏大了吧。我也会思考，是不是这样就不会再有香港小品在这里公映呢？” “说上来我可以在这里的大萤幕看到熟悉的面孔，听到熟悉的的语言，已经很幸福了，应该要多谢正在默默努力把港产片带过来给我们的人。所以就算我现在收入不算充裕，我还是会尽我所能，尽量多进场支持每一部能在加拿大上映的香港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