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旅居台湾的香港作家梁莉姿凭小说《树的忧郁》夺得台湾文化部主办的“金鼎奖”，她领奖致辞时提到，这是一本关于香港和台湾的书，“作为离散写作者，我面对进退维艰的写作困境，也就是说，离开原居地越久，写的当地就越久远，与现实出现裂缝和时差；但要写现居地，又不如当地人具有先天身分。” 而对于香港，她这样说：“感谢仍在我记忆里铭刻所有痕迹，钜细无遗且真实地深刺一切纹理的香港。我如此深深贪婪而饥饿地，愿以一笔一划描摹与逼近那个我已远去，或已远离我们渐久的城市。” 对于几代香港人来说，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后，一个美好的希望曾经片刻绽放，却又转瞬面目全非。在之后的时间，很多人离开，有人留下，创作者带着心灵创痛走到他乡刻划记忆中的香港；然而记忆中的香港会否有写到殆尽的一天？自己与香港精神和肉体上的连结，经历运动又经历疫情，是否注定如断线风筝？三位在台湾书写香港的作者，梁莉姿、沐羽和苏朗欣，他们居所各异，面对的困惑却又相似。 连结愈深，距离愈远 沐羽在2018年赴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念书，随后以小说、散文新人之姿，小说集《烟街》、散文集《痞狗》在台、港两地获得回响。2022年凭《烟街》获得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小说组首奖，是至今最年轻得主。留了胡子，惯带帽子，其人其文拥有与各种离散论述短兵相接的魄力。 梁莉姿和苏朗欣先后入读台湾国立东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是学姊学妹。苏朗欣在文学杂志的作者简介曾经只有八字：“现居花莲，仍在迁移”；事实上她大学毕业后就去日本工作假期，2019、20年之际回到香港，不久遇上疫情，随后又移居台湾念书，两段迁移中她先后推出小说集《水葬》和《观火》，水火未济，切入运动及后运动时期香港青年精神和生活。新作结集《观火》有关于初中学生的成长，如何面对2019年社运猛然爆发；有聚焦疫情下香港的离散大潮，也有取材香港本地媒体倒闭事件，寻常庶民对此不同的反应。沐羽和苏朗欣在记者面前现身后，等梁莉姿的期间闲聊才得知，苏朗欣最近搬家了。 梁莉姿从酒吧下班后匆匆来到，原来她前一晚才通宵在东华大学里重写好小说《日常运动》，因为这本小说获美国、法国出版社青睐，即将有外文版问世。当她和外国编辑开会商讨，来回修改原文，才发现自己和当下不少香港青年作者选择的中短篇小说结集创作方式，外国市场却是以长篇小说为大宗，读者习惯长篇故事看到尾，一切都有结局和交代；《日常运动》最后几篇小说又安排了新角色出场，所以编辑要求她大幅度修改《日常运动》，把各中、短篇的故事和人物整合成长篇小说。另外编辑曾跟她提到，除了运动本身庞大的情绪与事后创伤外，他们更好奇的是反送中运动展现了一种奇异的抗争模式——即使抗争，仍然坚持某种公民教育留下来的秩序和守法，比如当时抗争者堆放在闸机顶部的钱币，既想众人一起走，也想众人一起付足车费再走。这些书中写下来的场景对外国编辑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当运动五年之后，到底是因为我现在说的故事，作为一个香港故事而受注目，还是因为那个故事当中有全新的经验，刚好在香港发生而被关注呢？法国编辑跟我说，那并非因为怜悯香港，而是香港的运动模式，放到全球抗争经验去看都是很独特又诡异的：运动初期很多人相信逃进商场后，警察便不敢闯进来；我们又特别注重示威要有道德感召的一面，不可以过份诉诸暴力，像抗争者闯进中资商店，仅仅破坏内部陈设，商品一概不偷不抢。原来我的书写并非带着一份香港的苦难让世界看见，反而是运动那种充满资本主义色彩，追求程序公义和道德感召的特色。” 梁曾在以前的访问中提过，自己在2019年之后，心就不再柔软。她心中默默算了一下日子，沉吟半响，发现访问当下的九月，正好是来台生活的第四年。她来到台湾之后，就停不了地写，在东华大学上学要写，出版小说也要写，随之而来是旁人间或跳出来的问题： “其实你是不是打算写香港写一辈子？” “你的身份认同是一个香港作家还是台湾作家？” “在台湾住了那么久，有没有打算写普世点的题材，不要只写香港，做一个华文作家？” “这个夏天我没有休息过，由6月修改文稿到现在9月，来回改了四次。每一次修改，把角色和剧情线整合到一个新的结构里时，对我自己也有很多改变。可能当初由于我内心很怕，我的书写本身聚焦在运动中的片刻猛烈的情绪，如果换成一个连贯性的结构书写，我怕某程度我会定义了那场运动，我不敢这样做。另一方面，运动5年后，比起当初写作《日常运动》的愤怒，我现在奇异地平静了些许，温柔了些，想当初我的书写真的很愤怒，具体来说，我不原谅很多人。5年之后，渐渐觉得当初那些我不原谅的人，其实和我一样都在suffering，不管是跳梁小丑、真小人、伪君子，都在受苦。其实我也在不断地重新整理我的内心。” “我有时会自我批判：其实我的心恢复柔软，重新有了温柔，是不是因为我离开了香港？好像不必留在香港那个很坏的环境下受苦了，是不是因为我现在生活得尚算不错，所以原来我也可以有同理心，可以谈mercy？” 他们当中，有人一去就没有再回到香港，梁莉姿是三人中回香港最频密的那个。2021年来到台湾，带着未写完的小说，也随后在台湾创作新的小说，《树的忧郁》便是入围第二十三届台湾文学年金，在台湾完成并出版。 “不过老实说，其实我现在在香港没有置业，也就是说没有家，今年年初回港都是住在别人家里。我回香港就是一个旅客，我拿着行李箱带多少东西，在香港多少天，就是穿那些衣服。但即使这样，我始终和香港的连结很深。我们怀抱记忆中的那个香港，在当下有很多物事都不会再有，而又因为我不在香港，一方面我能怀抱那个完整无缺的记忆，不必跟香港在地的新日常妥协、融合，但另一方面香港确实一直在变，变化之巨大令我觉得很割裂。换言之，那是一种同时觉得紧密又遥远的距离，像一个悖论。” 与香港在精神与肉体上的距离 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每人活过的香港并不一样，反送中运动带来的某种集体性，似乎令他们有了一个可以被归类、整合的大主题。然而，回到个人的生活经验中，三人又给出相当不一样的观察。 沐羽喝着酒说，如果那份和香港的距离感可以分作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那么来台之后，肉体上的距离感是新的，而精神上的距离感，却是由他小时候起便存在了。他打趣道，作为一个九十后的小孩，最能扣紧的香港文化只有“考试文化”；从小他就读“一条龙”学校，小学和中学都在培正学校度过，每天从家中出发上学，放学就去补习社补课，除了有时学校秋季旅行到郊野公园烧烤外，他其实一直都不太熟悉香港。直到大学，他才在宿舍遇见其他区成长的朋友，才慢慢“学习怎样做一个香港人”。2017年、18年之间他到台湾读书，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爆发的港人离散潮，一下子台湾多了不少香港人。而他反而不是在之前，而是在之后，才从离散到台湾的港人中了解香港。 2018年至2021年，香港居民在台获居留许可人数达4.6万人。2019年反送中运动，到台居留港人有5,858人；2020年居留人数急增到10,813 人，2021年数字是11,173 人。 “无论是2019年还是2014年，那两场爆发的运动之于我，有些口号我也不是真的很明白，或投入，或理解清楚。对我来说，香港的人比地方更重要，我有很多朋友，只要人身自由仍许可，我们可以在台湾见，在日本见。再不行就网上见，都很方便。但是在台湾生活的那些年，身体上的惯性总会提醒我，台湾有另一种生活，而当中有很多以前在香港的习惯缺席了。” “当我想吃鱼蛋粉，我就会随即记起，台湾没有鱼蛋，没有鲮鱼球。当我玩得晚了，我会记起台湾没有通宵巴士；捷运的扶手和香港地铁扶手是有点不同，所以每次起身都不慎撞到捷运扶手。这些都是相当身体性的记忆和习惯，就只有在那一刻，我心中香港和台湾的差异像被那种日常的遭遇扩大了。” 语言习惯差异也像黑洞。有时沐羽去买外卖，一开始下意识讲了“外卖”，改口再讲“外带”，店员却表示听不懂，最后要用英文说“take away”。有趣的是，沐羽的《烟街》既可以解读成“充满催泪弹烟雾的街道”，其实也源自广东话和国语的同音异义：“烟街”的广东话听上去像是国语的“应该”。这个“应该”，浓缩了他在台生活多年的语言差异——他确实常常把国语的“应该”念得更像“烟街”。 “只有在那一刻，我知道我不是台湾人，那么我是甚么人？‘香港’的概念便在脑海中浮现出来。”他说。 苏朗欣觉得，虽然《水葬》和《观火》都处理反送中运动下的香港书写，但对于“香港”本身，她其实和沐羽一样，不算很熟悉，说不上很投入，但是反送中运动确实为她带来庞大的情绪乱流，她不得不书写，以书写处理难以消解的情绪。 “对于香港的黏着是一种惯性，无论是饮食口味，坐车惯了坐哪里，或者是跟别人相处时用怎样的一种语言。我离开香港的原因就是19年后香港大环境的变化，我想要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但从决定离开直到来台，一切都像连根拔起；其实19年运动最激烈的时候，我还在日本工作假期，从日本回港，再由香港到台湾，来到花莲后没有回过香港，在我记忆中临别前的香港还是那个2020年上半年，有疫情而尚未有国安法，人们戴口罩也继续上街示威的那个混乱又混沌，大家都很手足无措的状态。” 苏朗欣说，搬了新家后，明显体验是新家比以前住的花莲更靠近台北，花更短车程便来到台北车站。在新作《观火》，“观”和“旁观”是一组关键的、串连各篇小说的动作，时位易人，在当下的台湾回望又观看在香港有过的“火”。 “写《水葬》的时候，正值反送中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当时会问自己，是否受到运动的情势牵引，不得不以书写作为回应？五年后出版《观火》，我离开了香港，运动已经式微，传播没那么广泛，是有种迟到的感觉，同时又会担心台湾的受众反应，但是它总结了我这几年的想法和经验。至于第六第七第八年以后，我还要不要再写运动里的香港？” 这两个星期她搬到新家，睡在一个新的地方，她有种异样的感觉——好像整个人瞬间转移到一个新的陌生地方，才发现在花莲那几年她不自觉地培养出在地的种种习惯。最记得的，就是花莲到台北的通行距离，在火车上的自己。以前从花莲的家搭半小时车才到花莲县市中心，现在从新家出发，半小时便可以抵达台北车站。 和在香港的成长一样，同样都是肉体上、习惯上累积出某种类似本能的东西。出于个性和在家办公关系，她的台湾在地经验还是相对封闭，于是创作时，脑海中那个临别时一片混沌的香港风景，和当下身处台湾的肉身及时间不断碰撞。而在她心中又有一个更加远的香港，一个九十后年幼时成长所目睹的香港。她想以后的书写以此为主题，却又面对当下的焦虑。 “要是你问我，我是否要急切地写一些以台湾为主题的创作？坦白说，有一点点焦虑，却也急不来。好多人会问我是否要一直书写香港，自己身在台湾面对台湾市场，如果未来要在台湾做一个写作者，是否要证明自己融入台湾？” “虽然是习惯，但又未必一定等同于喜欢。像我对香港的感觉一样是惯性多于喜欢，可能是回到我在香港的家，我会记得家里的陈设，附近的街道甚么模样，就在那种惯性驱使下，会不知不觉长期留在一个地方。” 离散的“腔调” 黏着、连根拔起、碎片的记忆、又远又近的距离感。梁莉姿、沐羽、苏朗欣三人在台湾各自准备或推出新作。而其实自九十年代起，香港作家在台湾透过赢得文学奖项肯定，“出口转内销”，继而在香港本地文学圈声名鹊起，如董启章的〈安卓珍尼〉、零零年代谢晓虹〈旅行之家〉、韩丽珠〈风筝家族〉等等。 有一件事，作为朋友我与沐羽都会记得，沐羽还把这件事写了出来： “最近，我有个身在台湾的香港作家朋友得奖了，兴奋自然是不在话下，毕竟文学奖是个肯定，而肯定又带来奖金。他跟亲朋戚友分享喜讯过后，觉得还是要看看评审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不看就算了，一看就哭笑不得。他投稿的文学奖是匿名的，意思是评委们要等整个评审过程结束后才会知道得奖作品是谁写的，而评语是：这作者假装自己是香港人的手法相当高明，应记一功。一个香港人假装自己是假装成香港人的台湾人，简直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 沐羽举了个例子，去年有一位移居台湾生活、患皮肤癌而满身黑斑的陈伟霖出版新书《十年后我还在写遗书》，是他十年前在香港出版的《我的遗书》的续篇。翻开内页，字里行间有不少特别用上台湾人亲切的用字，也有台语入文。 “我会说那是一种策略，注意策略是个中性词，他选择台湾的腔调写作，例如他不会写‘屌’，而是‘靠北’，尝试融合台湾的语境，但是你会知道那些句子，又不完全像台湾人平日讲话的腔调。落地之后，难免会想用到台湾的语感，却在实际操作下，在生活感层面上出现落差。” 另一方面，陈慧在台湾出版的《小暴力》，香港人在台湾的书写，同样是书面语，但语感也必然有落差，像香港写“扶手电梯”，台湾写“手扶梯”，同样例子也见诸过去一群在台湾发展的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如张贵兴、黄锦树。 而梁莉姿不相信语言要在地化的洗礼，她也做过沐羽文章提及的相同尝试。她写了一篇面向台湾人生活的小说，像在台湾生活很日常的报名驾训班，青年男女的跨县市遥距恋爱，因为文学奖要匿名投稿，她可以肯定，评审没有因为“一个香港人写台湾人日常生活主题”而有评鉴的落差；而且她很好奇，她会不会露出马脚。就算没有投稿文学奖，平时她会把一些台湾本地题材的创作分享给同学、朋友看， “也不是要为了证明自己做得有多好，而是当经验已经足够的话，其实语言不是最重要的。而我是个只要有经验，无论生活在哪里，就算把我扔到孤岛，我都可以信手拈来写小说，而四年在花莲念书、打工的经验，已经足够让我写。” “在台湾出版的《树的忧郁》，则是一本时间跨度很大的小说，写几代移民到台湾的香港人故事，对照留在香港的香港人。我设想那种台、港的书写，也有一种我对未来的想像：十年或二十年后，台湾的香港人会怎样认知自己身份？可能广东话也不会讲，而世界各地的移民都面对这个情况，跟加拿大的朋友谈起，当地的港人第三代已经视自己为加拿大人。《树的忧郁》的时间背景就是由八十年代过渡期的移民潮，一直延伸到2019年，以及设想十到二十年后的未来。” 相比起沐羽，梁莉姿自言有“身份枷锁”，那就是难免被旁人定型了“只会写香港”。相反沐羽第一本小说集《烟街》虽然有写及运动的篇章，却不是全部；接下来的散文集《痞狗》则围绕学术、学院和职场生活。她笑说沐羽“聪明”，而自己则不时被人问到，以后会成为华文作家还是继续书写香港。三年出两本小说，并且还有一本待出版，以自己童年时发生的香港奇案为灵感的小说，构成她自己的“香港三部曲”。身边的师友、文艺圈友好都各有意见，微妙的是，他们的姿态和意见绝非倚老卖老，都是出于好意，从他们的视点关心梁莉姿的创作生涯和身份定位。 “香港三部曲”对她来说，犹如时代给予的重担，但她心中明白，她始终不是最想做政治上的书写，或者高举某种很本质的东西。只是从情绪上，反送中在那几年影响得她最深。 沐羽觉得，“节奏”是个很重要的概念。三人留台都几年以上，产生灵感的方法最终无可避免地都会不一定全然与香港的运动、政治有关。 他的创作计划《代代》入选台北文学年金奖助计画，自言承接香港社会学者吕大乐《四代香港人》，接驳更多代的，如社交媒体年代成长的一代、千禧后、九七回归后的一代，在2020年代面对香港最新的离散潮。他如此写下：“离散的骰子六面分别是：孤独、独特、飘浮、生根、无助、机会。那不是六选一的赌博题，而是在骰盅般的大脑里持续滚动的永续进行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