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肺炎爆发并蔓延全球至今已一年，2020年的世界在困惑和恐慌中，开始逐渐了解这一全新的流行疫症。随着逐渐始应禁足、封城、隔离，人们生活的方式已被悄然改变。人类的生活形态，从此不一样了。

 

因而家庭生态也同时在悄然改变。一些长期存在甚至隐匿的家庭矛盾和紧张的亲子关系，在新的生活形态下被迫显现，甚至出现激化。这在人口密集、人均居住面积窘迫的城市，表现尤为明显。亲密让矛盾无处可逃，而衍生的问题又因疏离再生间隙，成为了不断激化的恶性循环。

 

 

五口之家住在30平米中，他们的生活不比犯人好

Jackson自大学毕业后投身香港社福界，已经在一家提供社区服务的机构做了7年社工。疫情爆发之后，他收到的求助个案突然增多，且大多数都是因疫情所产生的财困求助或情绪支援个案。

 

“你能想象吗？在香港，人均居住面积只有15平方米。一个五口之家需要常年住在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地方，疫情之下，他们的生活可能不比赤柱监狱的犯人好。”

 

Jackson一直跟进的一户五口之家三个小朋友被迫停课。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长期留在家中，多有争执。他们的母亲虽是家庭妇女，但一边要照顾年幼的婴孩，一边要看管学龄儿童，还有一堆家务，应接不暇。

 

“香港的底层家庭，资源相当紧缺。可能全家人只有一台电脑。两个孩子为了上网课，互相争执，到最后就是谁也跟不上学校的进度，家里也闹得不可开交。”本来Jackson以为疫情只是短暂的，问题可以缓解。“当年SARS也是持续了半年。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但没有想到，是一场持久战。”

 

五口之家，父亲是唯一的经济支柱。但原本是中港货运司机的父亲，也因为封关后货运量的锐减，失去了收入来源。“两夫妻在半夜里就争执起来了，继而波及孩子。这么小的居家环境，一家人24小时关在一起，等于“困兽斗”。家庭矛盾一触即发。一点点小事，就像一个火星遇到油，一下就烧起来了。”

 

Jackson不得不介入调解。“始终是五个人的家，夫妻散了，孩子怎么办。但社工也只能从旁协助，有些问题，我们也无能为力。甚至有时候自己也会因为疫情，产生许多负面情绪。这对我们来说，是新的挑战。”

 

Jackson的太太去年诞下一对双胞胎。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初为人父母的他们不知所措。“所有香港人都在面对同样的问题。前期是物资短缺，中期是经济下行，现在则是情绪亟需支援。”

 

农历新年后，香港的物资供应跟不上，不但防疫物资紧缺，甚至食物也奇货难求。Jackson下了班之后，就和其他的市民一样四处奔波，去抢购消毒水、搓手液、大米还有食用油。有人通宵达旦的排队，只为买一盒口罩。坊间的口罩最高炒到五百块港币一盒，即便是这样，也有好多人买不到。

 

“许多人因为买不到或者买不起口罩就不敢出门。像我和我太太，因为买不到合尺寸的幼童口罩，不敢带孩子出门。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月，到年中才得到少许改善。紧接着，我们遇到的是失业人数的增加和经济的下行。”

 

升斗小民总要为生计奔波。香港有调查显示，经济下滑为家庭带来不少负面影响。有近4成人表示因疫情而被减薪；近3成人因此而失业；逾半认为自己难以负担家庭开支。有近3成人出现易怒或容易心烦、感到紧张、不安或烦躁等焦虑症状。家庭内仿佛绷紧的弦，容易与伴侣或子女发生冲突，甚至关系转差。

 

“能帮就帮，我们的工作就是服务有需要的人。” Jackson正为手上跟进的个案向社署申请综援，或者是申请短期及时雨基金，甚至还有食物救助。

 

 

智力、精神障碍者和家庭面临的两难

Amy在一家为特殊需要人士服务的院舍和工厂工作，她帮助的有智障人士，夹杂着精神病康复者和自闭症患者。

 

“这是令人心疼的局面。特殊需要人士需要特别的照顾，他们原本就难以表达自己的需求，如今等于百上加斤。”因为疫情，社工与个案接触的机会也变少了，难以跟进他们的需要。个案脱离了院舍、工场和社工的管理，所有的压力都落到了监护人的身上。但并不是所有家长都受过专业训练，有能力有精力去承受这样的压力。

 

为防止疫情蔓延，不少院舍和工场暂时关闭。一些个案因此需要长期滞留家中。但有家长就表示，她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不肯乖乖戴上口罩，让她无法带孩子出门。“如果出街，就会遇上不友善的眼神；毕竟很多患有SEN的孩子表面看起来和正常孩子是一样的。路人的责难对家长和孩子来说都是巨大的人群压力。所以就有家长选择不带孩子出门，但这对病情并没有帮助。”有个案因未能返回院舍和工场而产生情绪波动，甚至激化病情，出现暴力或者自残倾向，也衍生出不少家庭问题。

 

2020年九月，香港发生了一起伦常惨案，一名21岁的智障人士被他的母亲在寓所内用塑料布绑成绳子勒死了。杀子后，这名46岁女子企图自杀，最后被警方拘捕，遗下一对子女和丈夫。据报道，死者生前曾入住智障人士寄宿院舍，但近日返回家中与家人同住，怀疑死者的母亲因不堪日常照顾的压力，冲动犯案。案情揭发后，一时舆论哗然，唏嘘声亦不断。

 

“这的确是个两难。”Amy叹息道。“一方面，院舍床位密集、地方小，一旦有人感染，恐怕会大面积波及其他病人和员工。但如果把照顾病人的压力全部转嫁给家人，也是极不公平的。”

 

Amy在这一年来的工作中，更注意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不少个案或是他们的监护人因为担心被传染，会婉拒社工家访。家居隔离或防疫政策所造成的人际关系的疏离，让需要帮助的人对自己面临的窘境羞于启齿，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一些相对边缘的个案仿佛被抛入狂风暴雨中的大海，随风逐浪。即便发出求助的呐喊也被掩盖，外界难以施予援手。而水面之下，还有多少暗流，更难以估计。

 

根据香港社署6月的统计显示，今年首季涉及家暴的求助个案增加，录得351宗虐待配偶或同居情侣的新个案，较疫情前，即上一季上升近5%。而香港防止虐待儿童会在今年1月和4月，接获287宗热线求助，主要涉及家长在疫情下管教子女的问题，较去年同期增加12%。

 

香港的家暴防治中心和谐之家在今年2月和5月，共接获超过4千宗求助，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成，辖下的庇护中心上月入住率达9成4，宿位一度人满为患。和谐之家总干事李刘素英说，疫情成为家庭成员冲突的导火线，其中14日的家居隔离令，导致部份中港家庭关系更差，有由内地来港的妇女，一完成14天的家居检疫，即日凌晨致电求助并入住庇护中心。为此，和谐之家、风雨兰及妇女基金会在今年4月发表联合声明，紧急呼吁政府在这一艰难时刻提供并实施一系列预防及支持措施予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受害者。

 

这可能不仅仅只限于香港。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日本全国儿童咨询所受理的虐童案件数就达到9万多起，创下历史新高。外界分析，由于学校停课，可能还有更多的虐童案件还未得到曝光。而国内也有青少年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机构统计，1-6月疫情隔离期间，接到小学生来电较去年同期增长95.52%，初中生增长85.78%，高中生增长81.75%。亲子矛盾是主要的来电原因，大多围绕手机使用、学习压力等。

 

“我们都在学习如何和疫情长期共处。”Amy强调。当谈到未来的解决方法，Amy和Jackson都同意，如果外界足够警醒，在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和帮助下，或许能建立起新的秩序，打破误解、忽视和资源的错配，中断悲剧的自我重复，那么受益的将会是我们的未来。但这一切，都没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