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儿女”一词在中国互联网上出现的那一年，文婷23岁。当时的她，还未从大学毕业，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加入“全职儿女”的行列。 那是2022年12月底，有人在豆瓣网（中国重要的内容社区之一）上建立了一个“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小组，小组至今活跃着4000多名成员。在社区内一篇题为“这个世界需要全职儿女”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其实，全职儿女跟啃老最大不同就是，虽然一样从父母那里拿钱，却是需要付出劳动和服务的。”这样的说法，和“虚假啃老”一样，一度安慰了那些在中国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之下，无奈回到父母身边生活的年轻人——我并非“躺平”，谁说给父母“打工”不是“打工”呢。 “在家上班，给妈打工” 2024年2月，广东省茂名市。一早，文婷的苹果手表就给主人发来问候：“早上好”。文婷起床，开始了一天在家的重复日常：画设计图、投简历、做饭、洗晾衣服。 比文婷小六岁的弟弟，托家人关系，在当地的长途汽车客运站做一份视频监控的工作。弟弟开门回来，经常看到待业的姐姐躺在家里，总是会打趣一句：“下班了吗”，文婷称这是“嘲讽”。 文婷于2023年从广东省一所大学的室内设计系毕业，一直没找到工作。她投了很多份简历，但回应很少。有一次，她获得了一个难得的面试机会，公司在广州黄埔区，底薪给1200元，但她不需要算账，就知道在广州租房至少也要1000元。当时她问面试官，你们的生意好吗？加上提成能不能月入2500元？面试官转移话题，没答她。 文婷说，她发现一些设计公司招人看重的并非画图能力，而是需要会谈单子拉客户。 “面试时暗示会有酒局要拉生意，不去谈就基本没生意。有个公司只有老板是男性，我当时感觉有些不对劲，不像女性友好公司，一说要谈单，我就懂了。” 那段时间，文婷在广州、深圳两地跑，为了找工作整晚失眠。妈妈担心她，叫她回家。于是她从去年七、八月份开始，在家待了大半年。她父亲是做年例和大型宴会的厨师，也不打卡上班，但文婷觉得，父亲的这个自由职业，比她在家兼职接单画设计图赚钱多了。 文婷在家会帮忙做家务，父母对她没有强制要求，头两个月还会跟她说，“工作慢慢找，别急。”不过时间长了，文婷有一次也和父亲吵了架。起因是父亲看女儿整天宅在家里，担心她身体健康，希望她能多出去走走，文婷不想出门，一出门，见到亲戚邻居，都会问她，怎么不工作啊。她觉得丢脸。 文婷的处境并非个例，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下。 28岁的Sarah也在广州的家里做了大半年的“全职女儿”，她2019年从广州大学的英语专业本科毕业，后来又读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她想在当地中学成为有编制的老师，于是开始“脱产”准备。 她的父亲也是厨师，母亲开小商铺。 Sarah本科毕业后在一家初创公司工作时，父母希望她能去考编制做老师，但好在他们态度并不强硬。不过Sarah 最后自己也决定，还是“考编”比较好。 做“全职女儿”在家后，爸妈白天上班，Sarah每天学习、冥想、跑步，偶尔帮家里收拾，需要用钱时问父母要。 “也会有不好意思，但是那个量是在爸妈承受范围内的。” Sarah其实有教师资格证，但她要做理想中的有编制的老师，就必须再通过学校的教师招聘考试。她说，经济不好，2021年政府打击教培业、再加上疫情，用人机构都在降本增效，毕业生却不断增多，眼见学历贬值，竞争异常激烈。 “像英语，你少0.5分排名差距已经很大了，僧多粥少。”因为不断考试不断落榜，收不到理想的工作offer， Sarah常常有种“参与的疲惫感”，到后期还有没收入，焦虑感袭来，她只能透过自己看书、写日记慢慢调整。 近年来，中国的职场学历内卷、失业率高企，社会也日渐老龄化，一些年轻人脱离职场，回老家和父母生活，用做家务等方式换取必要的生活支出。 2022年底，有网友在内容社区豆瓣网上首先使用“全职儿女”这个词形容他们。至今，豆瓣小组“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已汇聚了4900人。2023年开始，有不少媒体报道，也有学者分析此现象。当“全职儿女”这个词被热议，文婷和Sarah也都根据自己的生活状态“对号入座”了。 “大家都在做狗” 当“全职儿女”成为一个热词，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将自己标签为“全职儿女”的博主，有人开始在网络上展示其生活日常。琳子就是其中之一。 “月入三万，给妈打工，全职儿女炫自助餐的一天都吃了啥”、“今天日薪已到帐，给妈做饭。”这些都是琳子帖子的内容。看起来，她颇为享受自己作为全职女儿的生活。 琳子是东北人，现在和妈妈定居在杭州的一处公寓。四年前从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毕业后，琳子没有找工作，只是偶尔经营自媒体，琳子说，她发现朋友们上班后不那么自由和快乐，她宁愿在家学习、玩耍、陪妈。现在她的收入来源主要还是靠妈妈给生活费，有时妈妈一给就是几万块。作为全职女儿，她的职责是负责自己和妈妈“小王女士”的吃吃喝喝。 父母离异后，琳子一直在东北和妈妈生活，家庭主要收入靠妈妈经营的花店，花店生意兴旺，搬来浙江一段时间后，妈妈转手了花店生意，如今母女俩生活费主要靠之前的积蓄、财务投资和妈妈的退休金。 在中国大陆，公司通常要给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以及公积金。因为没有公司缴纳保险，琳子作为灵活就业人员自己参保，每月交两千多元保费，跟妈妈的退休金差不多相抵。 琳子认为钱是母女俩的，放在谁那里都一样。母女关系很好，相处几乎零矛盾，妈妈从小到大也都支持她，琳子说，她和妈妈都更重视这几十年的生活状态，而非经济上的安全感。 琳子、文婷和Sarah的父母辈都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年代攒下一定积蓄。早期的统计显示，从1992年到2012年，中国国民储蓄率从35%升到了59%。 2013年9月，中国居民储蓄连续3个月突破43万亿元，人均储蓄超过3万元，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的国家。 然而，10年后，有机构对中国生活在一、二线城市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的年轻人做了一次储蓄调查。在两千多份问卷中，存款在10万元以下的年轻人占超七成，大部分人存款集中在3万元以下，以及3到10万元这两个区间。 在另一项调查中，中国人被问及财务状况是否比五年前前更好，2014年77%的人认为自己更富有，到2023年这个数字已经降至39%。 青年失业也变得更普遍。 2023年7月，在失业率连续六个月攀升后，中国政府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直到今年1月恢复公布，此时数据统计方式已相较以往有别，统计对象中剔除了“在校学生”。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副教授张丹丹去年撰文指出，中国青年失业率被低估，她认为青年失业率应包括1600万非在校生在家躺平或依赖父母的“全职子女”。按这样计算，2023年3月青年失业率的最大值是46.5%，远大于官方数值。 虽然毕业即失业，但文婷的大学辅导员一直催她填就业登记。学校甚至会直接叫学生虚报，并将工资填高些。文婷不配合，便不断收到信息和电话。最讽刺的是有一次正值她面试失败，又收到辅导员电话催她填就业情况。 文婷的家庭收入有部分来自出租房屋，其中一处房产租给了一个地产设计公司，跟她的专业方向对口，但公司不需要人，她作为房东的女儿，也“塞不进去”。 她的目标是转行。朋友们聚在一起都会哀怨，“室内（设计）已经没救了、烂了。”文婷说，这个专业听起来高大上，“但感觉大家都在做狗，老板不觉得你是人，你只是个画图的工具，甲方也一直提无理要求。”她就读的室内设计跟土木工程、房地产密切相关。 文婷感到，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崩溃和低迷如涟漪效应般影响到她。 “虚假啃老”？真啃老？ 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自己成为怎样的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外部环境在人生中分别占多大影响？ “全职儿女”现象所引发的争议，部分指向这些难以回答的哲学命题。 文婷曾接受国内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访问，虽然该视频很快就下架，她还是看到评论里有人批评，说她和同学们是眼高手低，才找不到工作。她辩驳道：“可能当时他们毕业找工作没那么恐怖，就不觉得难，可现在就真的很难啊。我觉得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新华社2023年6月的一篇文章评论道，“全职儿女”现象反映出年轻人的择业观在发生改变，当代年轻人不仅关注收入的高低，也在意从工作中有获得感。另一方面，‘全职儿女’之所以存在，得益于部分家庭既有这个经济条件，也有家庭团聚的愿望，可以给年轻人‘灵活就业’提供弹性空间。” 而文婷觉得，她不是不想“脱掉孔乙己的长衫”，只是长期去“洗碗”，后面如何跟公司解释那段没有“正式”工作的空白时间？始终不是长久之道。 “三百六十行，行行都低价。朋友们的情况都好不到哪去，会互相发消息调侃，你可千万别找到工作，留我一个人。”文婷说，有朋友读视觉传达和产品设计，底薪比她面试的那些公司高，但是他们在大城市工作也是倒贴状态。她目前觉得状况最好的同学靠自己的摄影专长给公司拍物料。虽然该同学本专业基础不牢，软件出图都不会，但“目前是我们所有人中活得最好的，八千块在广州，双休！我们之前全是单休。” 文婷初时也觉得自己是在啃老，毕竟自己已经大学毕业，却不工作，在家里蹭吃蹭喝。后来她安慰自己，认为这是虚假啃老。 “虚假啃老是留在家里陪爸妈，只是多了一双碗筷。真正啃老是在大城市租房工作，要家里倒贴。结婚要买房不是啃老更多吗？” 如今，她身边已不少朋友生小孩，过年时长辈也会催婚。朋友开玩笑说，算了，不要找工作了，直接找个人嫁了算了。文婷觉得，从啃爸妈转向啃男朋友，根本不现实，因为同龄男性也都很现实，“现在找男女朋友都会看你的价值。我们这些工作不稳定的，价值很低，如果是需要啃别人的话，别人又怎么肯向下兼容呢？” 有人认为“全职儿女”是“啃老”和“躺平”，但也不少人对这个词持积极态度。有观点认为，这个现象肯定了容易被忽略的家庭劳动价值，看到了养老照护的需求，也呈现了多样的生活方式。网上有37岁的女性为了照顾生病的妈妈，辞职回到农村生活，也有“00后”的全职女儿在家帮父母照顾弟弟觉得快乐。 本科毕业后，已经主动做了四年多全职女儿的琳子说，“不想让自己每天活在两点一线，按点上班，按点下班。”她觉得做全职女儿的生活要多样很多，很多时间都用来和妈妈一起研究吃什么、去哪里玩，他们喜欢在工作日人不多的时候去西湖、两人口味也一致，都爱吃辣的，前不久妈妈的体检报告出来后，她们开始更多在家榨西芹汁、做减脂餐。 朋友和网友们会羡慕琳子，觉得她的生活状态自由快乐。时间长了，琳子也会觉得有些无聊。 “每个月有几天都会处于一种‘我到底该干什么’的状态。”她觉得要给自己找些事干，但又不想上班，于是她申请了浙江大学的硕士。开学后，有次上课和出游时间冲突了，她会选择翘课，和妈妈去旅行庆祝生日。琳子觉得自己做全职女儿的生活是“稳中求进”，她喜欢和妈妈在这个山水俱佳的城市悠闲的生活方式，“不想打破，就尽量延长。” 不过，按豆瓣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对“全职儿女”的定义，做全职儿女是要同时保持学习，最终尝试找到职业目标、考公考研上岸。对很多被动回到家庭的人来说，“全职儿女”只是一个阶段。一些关于全职儿女的后续报道称，2023年接受媒体报道的全职儿女们，多数都已“上岸”找到了工作。 Sarah在做全职女儿时，就给自己设了期限。她想：如果半年后仍未备考成功，即使不是最好的选择，也要去工作。文婷也觉得，在家虽然安逸，但不能长期这样，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只能用两年，错过这个窗口，参加社招只会更难。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全职儿女”上岸了，然后呢 中国互联网上有句流行的梗：“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个源自《新华字典》的例句，现在常被网友用来自嘲——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2024年3月，在考了十几次之后，Sarah终于成功考上了广州一所中学的编制。九月开学入职，但她迟迟没有走完入编流程，不知道具体薪资。她能明确获知的是：有编制的教育岗位和合同工的工作量相同，但编制岗要更稳定，工资也更高，有些甚至高一半。 考上这个岗位时，她已经不在家做“全职女儿”，而是在一家学校上班，只不过当时是合同工。回忆起当时为什么还要做全职女儿？ Sarah说，毕业后，她其实也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一些想法也开始转变：研究生刚毕业时，考虑问题很理想化，现实不是最重要因素，那时只想考去最顶尖的学校，所以愿意脱产全心备考。上班后，她意识到之前定的那些高目标，虽然外在名声好，但也意味着工作量繁重，在这样的环境工作，个人幸福感未必高。当不再执着，心态放开，就更顺理成章了，这也是她去“躺平”做了一段时间“全职女儿”的原因。 对Sarah来说，如今，她还需要一些时间适应新入职的编制岗，但她并不怀念当全职女儿的日子。她现在想抓紧时间利用当下的人生阶段：有自己可支配的资金、没有家庭牵挂、相对自由。她渴望亲密关系，计划31岁结婚。但如果还没结束全职女儿的状态，她想她不会组建家庭。父母可以依赖，但是在婚恋关系中，她担心“女性如果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很容易不平等。” 文婷也在努力给自己找班上。做全职女儿很安逸，但她仍想出去闯。“虽然闯几年都是回家的状态，但是不去的话，也会觉得后悔。” 2023年6月，BBC中文网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全职儿女：中国严峻就业形势下，年轻人的重整旗鼓之举还是自我麻醉？”，里面的受访者，也有类似的心理。 在家时，家人给文婷介绍过一个在广州的本专业工作，对方看了她的作品集很满意，但在收到她期望月薪4500元的回覆后没了回音。 2024年3月底，文婷计划直接再去广州面试一个星期。她当时说，自己还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广州不行的话，我就杀到杭州。”她了解到，杭州有个新出台的政策，对应届生有就业补贴，本科生补贴一万元，外地毕业生刚过去还可以免费住“人才驿站”。只是，文婷说，广东人很少有出省的念头，爸妈也让她去杭州“就当旅游”。 2024年4月，文婷已经在杭州找到了工作。初到杭州时，为了住政策提供的每个区免费住七天的酒店，她不断搬地方，中途还摔碎了行李箱。那时，她三天面试一家公司、面试了大半个月，最终入职一家装修企业。比起面试的其它公司，这间公司会为员工交社保，也没有在面试时反覆跟她说，你要能吃苦。她也成功达成了转行心愿，不做设计师，而开始做运营岗，主要工作内容是运营小红书号，一人管四个帐号，除了公司的官方账号，还帮设计师做“人设”帐号。 正常来说，文婷的工作时间是“朝九晚六”，但一旦加班就变成了“朝九晚八”。文婷说，刚开始不太能接受每周只有单休，现在却时而出于某种责任感主动加班，她形容自己“奴化了”。 这几年还流行一句话：“月薪三千找不到农民工，但大学生会倒贴打工。”文婷说她现在也是倒贴，因为高强度工作，她身体不太好，爸妈怕她累坏，定期会寄补品，多是些家乡老中医开的补药、阿胶等，“每次吃的时候都觉得，在公司干活，钱赚不到，我还要卖补品补自己去给他干活。” 每个月父母给她转两千块钱， 那也是她唯一能剩下的钱。到手的工资是月光，只能刚够她作为“杭漂”的日常开销。她说自己变抠了不少，自从有次别人上门收废品给了她五块钱后，她还开始存废品。和学长聊天时，她发现他们都在消费降级，“之前想买什么买什么，现在完全不敢。”现在要为生活从长计画。她希望从明年开始可以存钱，想存几千块去小学课本上提过的“大兴安岭”。 独自在外生活没有在家舒适，工作上也有一些人事关系的困扰，父母每次打电话，都会叫文婷回家，劝慰她之后就业状况会变好。 文婷说，也许自己过几年会回广东，但她不愿意再做全职女儿。虽然生活无忧，但她有心理负担。虽然她一度接受那是“虚假啃老”，但内心始终在意别人的评价和目光，“要做全职女儿的话，我觉得内核比较强的人才能真正完全惬意地去享受。”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