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中国经济处于低谷之中，“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入了另一种生活方式。“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巨变，生活水平迅速提升；与世界的沟通，也让中国人看到了不同的观点与思潮；在这一时期，文艺创作领域也爆发式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水平，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而曾经社会的开放程度与人民的追求，也令人感慨。对比当下，当今我们物质上习以为常的事物，当时看似遥不可及；而当时人们日常，现在却不复存在。得失之间，“改革开放”成了时代的回忆。 中共二十大召开前，中共元老宋平引述习近平在2017年改革开放40周年时的讲话，表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及进步的必由之路，亦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被一些评论分析认为是在公开喊话，表示对改革开放路线是否会被继续坚持的担忧。自此，改革开放是否走向终结这一猜测，不时被各界讨论。风传媒的评论文章认为，2017年以来执政路线转趋保守，鲜少提及“改革开放”，改而强调“共同富裕”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概念，释放一定讯号；《日经亚洲》前中国分社社长中泽克二撰文表示，宋平是为了向中共高层传达“应坚守改革开放”的看法。 随着中共二十大的召开，“改革开放终结”的那只靴子是否落下，或许终会揭晓。 1980年5月，安徽合肥市街头的私人早点摊。（AFP / FRANCIS DERON） 温州在1980年12月正式出现了第一家“合法个体户”。在此之前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大量未注册的小生意早已涌现，开始出现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农民有渠道得到现金，改善生活。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不少人因为私自贩卖物品，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或被判“投机倒把”的罪名，甚至有人因此罪面临死刑。 1978年10月，邓小平（前左）访问日本期间会见松下幸之助（前右）。（网络图片） 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署，中日正式进入“蜜月期”。1979年6月，松下幸之助访问中国，并在之后的几年内多次到访，松下成为第一家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1987年，松下与中国本土企业合资，成立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投资规模达到248亿日元，是当时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 转眼至今，今年7月有调查机构报告指，日本企业正在“去中国化”，进驻中国大陆的日本企业的数量创过去10 年来新低，其中尤以上海减少的数最多。2022年，松下将关闭在上海的电池工厂，并转战东南亚。这家成立于1993年的公司这是松下在中国最后剩下的的投资项目。 40多年后，松下与中国缘分已尽。 1981年，北京市，北海公园附近的大型广告牌。 (AP / Liu Heung Shing) 随着“改革开放”，商业开始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多彩的商业广告牌取代了曾经的政治口号宣传板，成为街头风景的一部分。 2019年9月27日，北京，闹市区街头的巨幅宣传标语。 (AP / Ng Han Guan) 近年来，中国全国各地，“党建”内容的宣传标语重新占据了公共视野，出现在国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作家余汝信接受媒体采访，形容这是一次“意识形态回潮”的迹象，表达了对此的担忧。 1984年11月27日，广东省，街头一名身穿牛仔裤的男青年倚靠在日本产的“川崎”摩托车上。(AP Photo/Rick Gladstone) 广东省成为中国最早因“改革开放”而发展的地区，许多新事物也最先于广东登陆中国。曾经代表生活品质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风光不再，人们开始追求更多样的生活方式。 1985年11月1日，北京，一个男孩在可口可乐的“充满洋味儿”的广告牌前。(AP / Neal Ulevich) 可口可乐早在1927年就进入中华民国治下的中国，并在1949年随着美国大使馆的撤离而离开中国市场。1978年，可口可乐与中粮签订协议，向中国供应可口可乐并计划在中国设厂灌装销售。人们开始逐渐熟悉这种“中药味”的气泡饮品。 1991年3月14日，广东省广州市火车站，大量“农民工”在排队等待工作机会。（AFP / MICHEL PORRO） 1984年，深圳率先取消“粮食凭证供应制度”，随后几年中全国各地开始实施“粮食购销同价改革”，票证时代一去不返；1985年，居民身份证制度开始实施，出门需要“介绍信”也称为历史。届时，中国的农民在一些限制之下可以“自由流动”，进入城市寻找机会。虽然他们在当时依旧被称作“盲流”（盲目流动人员），但乡镇村的青年人开始涌入城市，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动力，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2017年12月，北京大兴，北京政府拆除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聚居区域。（网络图片） 在这次名为“清理低端人口”的运动中，成千上万人在寒冬中被连夜赶出住所，流离失所。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这次行动与习近平在开始第二个任期开始时提出的“共同富裕”的口号相悖，追问为何要用这样残酷的手法对待农民工。 而2022年，在新冠疫情冲击和极端防疫措施下，全国各地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量民营企业关停。有媒体报道，众多务工人员没有出路只能选择回乡，形成了一次“逆城市化”进程，一些不愿回乡又没有工作的务工者无奈只能流落街头。 1995年6月13日，北京，俄罗斯外贸商人搭乘运送货物的三轮车。（AFP / Yoshikazu TSUNO） 90年代，大小外商，甚至“倒爷”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在中国各个主要城市，外国人不再稀奇。中国作为巨大的市场和劳动力源头，开始被全世界的商人所重视。 1992年8月11日，上海。上海证券交易所门前，警察试图阻止疯狂抢购股票的市民涌入交易所。（AFP / MICHEL PORRO）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这两个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形成。中国人开始具备投资意识，股票市场一度异常火热。 上证指数在2007年初达到3000点，并一路飙升达到接近6000点，而随后则被2008年的股灾打回原形。之后十几年，中国股市一直挣扎起伏，上证指数在2022年10月11日再次跌破3000点，与2007年持平。 1979年，北京，聚集在“西单民主墙”前阅读的北京市民。 (AP Photo) 1978年，位于现今西单文化广场附近的一道灰色矮墙开始被北京市民称为“西单民主墙”，每天有大量市民前来阅读和发表关于“清算文革”和“追求民主”等观点和主张。同一时间，在北京大学院内也出现了类似的“民主墙”，大学生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在经历了几十年时间的政治压抑后，中国人开始如饥似渴地参与政治，并以海报和传单，甚至“非官方出版物”的形式传播。这些“民主墙”随后被官方取缔。 这样的风景与当下形成对比。学者吴强认为，公民社会，从言论到群体到公民社会本身，在过去十年都经历了趋向消亡的过程。 1989年6月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支持民主的抗议者手挽手阻止愤怒的人群追逐一群撤退的士兵。 (AP / Mark Avary) 在八九学运全程，大量外国记者身在现场，报道这次运动。此后，媒体尤其是外国媒体，遭到更加严格的管制。据无国界记者2022年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排名第175位，位居世界倒数第六。 1995年2月3日，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微软广告牌。（AFP / Robyn BECK） 微软在1992年进入中国，设立北京代表处；1994年3月，中国获准加入互联网；1995年，中国开始出现第一代网民。中国正式开始走入互联网时代。 2010年1月15日，北京，一名中国员工抵达谷歌中国总部大楼。 (AP / Vincent Thian) 1998年，中国官方为了防止网民访问部分网站，开始对一些IP和DNS进行污染，中国的“网络防火长城”（The Great Fire Wall）开始形成；中国在2009年开始封禁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至今仍未解封；2010年，谷歌（Google）退出中国，媒体分析指出，谷歌与中国官方对于言论审查的要求无法达成一致，被迫退出中国市场；随后几年，网民对VPN的使用逐渐成为非法；如今，媒体揭露，大量网络审查员随时审查网民言论，中国的网络审查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 1989年6月11日，上海，人们经过几张迈克尔·杰克逊的巨型海报。1987年，迈克尔·杰克逊的专辑《Bad》第一次被引进中国。 (AFP) 在“改革开放”之前，虽然“打倒美帝国主义”是常用口号，但国内关于美国的资讯较少。80年代，美国流行文化迅速涌入中国，席卷了一代年轻人的青春岁月，“霹雳舞”，“喇叭裤”等元素成了新潮的标志。 1992年5月14日，江苏南京，崔健在他的演唱会中演唱《一块红布》。这是这位摇滚歌手两年来首次获得官方认可。 （AFP / MIKE FIALA） 崔健在1986年发布家喻户晓的“国民摇滚”《一无所有》，成为中国摇滚音乐教父。步其后尘，中国出现了大量摇滚乐队，中国摇滚乐的黄金时间到来。 崔健曾在八九学运期间身处运动现场，演唱了《从头再来》《一块红布》等歌曲。六四事件后两年，崔健发行专辑《解决》，有传言称，其中的《最后一枪》成为禁歌。2022年4月，崔健久违举办在线演唱会上，传言的禁歌并未出现在演出曲目上。 过去数十年，对明星艺人的言论管控不止出现在本土，统计显示，不少国际体育、文艺明星同样也会因为政治言论遭到中国封杀。 电影《红高粱》拍摄期间，巩俐，莫言，姜文和张艺谋的合影。（网络图片） 《红高粱》作为中国电影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向世界展现了历史上的中国，和充满野性与生命力的人民。随后几年，大量反映中国历史或现今生活的电影开始涌现，例如《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等等。 2022年上映的电影《隐入尘烟》剧照。（网络图片） 作为反映中国西北农村生活的小制作电影，《隐入尘烟》在上映后迅速突破亿元票房，随后被中国官方全线下线。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指，该剧被下架，一是因为二十大前要清理负面舆论，二是因为该片与官方宣传的已经消灭贫困有冲突。 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颁发《电影管理条例》，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开始升级；发展至今，媒体引述电影行业人士指，中国的电影从立项、开拍、送审再到获发电影公映许可证需要经过层层关卡，审查制度神秘而严苛。 2002年7月4日，广东省广州市，李扬老师在“疯狂英语”公开课上指导 4000 名学生说英语。（REUTERS） 李阳在1989年发明“疯狂英语”，并在90年代成为现象级教学机构，吸引了大量年轻学生参与。1993年，俞敏洪在北京成立了北京新东方学校，最早专营大学生出国英语考试（托福、GRE等）培训，也一度爆火。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世界迅速接轨，大量青年抱着对世界的好奇，投入英语学习，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的同时成就了这些商业奇迹。 2021年，中小学“双减”政策席卷，被形容为中国教培行业的团灭，可能造成3000万从业者失业，；而与此同时，取消中小学生英语主课地位的政策，也逐渐在上海等试点开始实施。 2001年11月11日，广东省广州市，一名男子在街道上阅读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报纸。在前一日，中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 WTO 会议上正式被批准加入 WTO。（AFP / Peter PARKS） 在加入WTO后，中国开始了世界瞩目的高速发展阶段。在制造业和外贸的带动下，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在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加入WTO二十年，其是否履行了入世的承诺也成为争议。中国商务部在去年对外表示，中方已完全履行当时承诺；而在今年2月，美国贸易办公室发布报告，认为中方未履行入世时的承诺。 2022年4月20日，北京，一名戴着口罩的工人走过被围拦封闭的购物中心。 (AP / Ng Han Guan) 在如今“动态清零”政策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并警告全球工业产品的流动可能会受到干扰，有媒体称，二十大之前，中国已经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 在飞速变化的数十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会走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