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19年7月21日的元朗事件中，家在屯门的作者Galileo，与太太回家期间得悉有大批白衣人在元朗遇袭，当时身为公民记者的他到了现场，直播元朗站的情况，当看到《立场记者》何桂蓝遇袭，尝试上前阻止并以身体保护，结果他当晚成为受袭的伤者之一，身体及咀唇多处受伤。事件至今已经四年，22人被控暴动罪，当中14人是施袭的“白衣人”。Galileo每年坚持公开接受传媒的采访，目前到加拿大升学的他，写下了四年之间的想法与心路历程。 每次到示威现场，在“光时”口号盛行以前，最多人用的就是“7．21唔见人”，不少人的生命轨迹因那晚而发生改变，有人从示威现场的后方走到前线，或者认为矣后我城不可留人。那一夜元朗西铁站内的各种异象，经当时刚刚兴起的Telegram群组、网上直播、友侪间口传，成为之后一年多来反修例运动中，不少人心中最重要、却又有大量疑团未解的事件。 曾经有众多记者努力寻找背后的真相，负责制作调查报导的前《铿锵集》编导蔡玉玲于2020年被捕，并于翌年裁定虚假陈述罪成，引伸出查核车辆登记作新闻用途的法律争议，最终案件上诉至终审法院，于刚过去的六月终获得胜讯。每次跟海外的记者提到“查册”曾经有罪，无不兴叹世道难为。 作为7．21元朗袭击事件那一夜的众多事主之一，我对整件事情感到无奈、无辜、无语。事件至今已经四年，监警会（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早于2021已公布专题审视报告。当时我写了一篇专文整合报告内容、个人现场观察、事后翻查片段，作一个人的口述报告，但后来因《立场新闻》停运，整份内容消失。 到了加拿大进修后，近来我着力于有关记忆保存、转译与传承的研究，再从接触海外离散港人的社群里面理解到，作为当时的亲历者，原来自己对于事件的体会，确然跟众人的愤懑之感有着很大的出入，或者可以说，处于一个极度理性的状态。 公开实践记忆 7．21事件，打破了屯门、元朗、天水围等新界西北居民对于一直存在的“乡事派”与黑社会的理解。在这之前，本来各有各自的生活，无甚交集，在那晚之后，突然打破常规，人们才要直面“乡黑”（新界乡事派的黑势力）的存在。就跟那年六月开始的一串活动一样，对于香港，真的要重新认识。 但这种认识是从何而来？这些记忆是如何传递至接收者，即那些参与或同情运动的人身上？不用多言，讯息的传递必然是经朋友的口传、传媒报导、自行寻找资料去理解，当中必然存在一定的距离，但在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中，由于参与人数众多，香港人身边必然有亲友会有所经历。 那年七一，在立法会议事厅除下口罩，呼吁香港人包围立法会，疾呼“我哋嘅公民社会就会一沉百踩（我们的公民社会将会一沉百踩）”的流亡港人梁继平曾经说过，“真正连结香港人的，在语言、价值之外，是痛苦。” 然而，我却一直囿于成见，难以理解这种痛苦。之于我自己，身体上面承受的伤害未有严重影响行动，反而是在721之后，每星期出外采访的带来的损耗更大。后来我去接受心理辅导，对方跟我说，在事情发生的当下，我或是完全进入了工作模式，故立刻的反应只剩要记下一切袭击的细节，以供报导之用。 作为公民记者的身分，在2014年经历过雨伞运动之后，已经知道一旦参与运动，对于报导必然有所影响，亦会招来公权力的打压。在2019年，一如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所言，我们连那首被广泛传颂的抗争歌曲，其实都不太会唱。 离开香港之后 离开香港之后，我尝试参与及报导海外港人的活动，见到一些运动其间未曾回港的人，一提起事件即咬牙切齿，怨愤无比，甚或在网上透露在午夜梦回之时会失声痛哭。我尝试去理解这样的情绪，却无法理解那些暴力画面对他们的深刻印记。 那是一种痛苦的连结，但明明身体受到伤害的，是我、何桂蓝、以及其他人。我掌握不到示威者、抗争者、同情者，甚至枕边人的情绪。 那么我能做的，就只有公开地承认自己的经历，被内化成为运动动员的核心。纵然每次提起都感到相当尴尬，一如何桂蓝不想自己的身分只有众人投射的“立场姐姐”，意欲将运动放回每个没有面目、去中心化的示威者身上，由他们去发掘自己的能动性（Agency）。 纵然我在当时的身分，只是一个将电话紧握在手中，实践公民记者的功能，尝试忠实记录现场发生的画面，直至被袭一刻成为事件一部分，却形成了漩涡，卷起万尺风波。纵然我只是伤者之一，我选择即时公开伤势，但有好些伤者因着不同的身心伤害，也因惧怕公开身分会被追究暴动罪，故决定将创伤深埋心底，难以直接反驳好些意图扭曲事件的人。明明知道叶佐文法官在首宗白衣人暴动案判辞已明言，在场者为无辜受害被殴打的市民，但仍然有人将当天发生的事情演绎成互相打斗，或“黑衣人不敌白衣人”。 但海外港人要怎样实践记忆呢？是透过回想记忆，不断举办展览去提醒“有发生过”？就像歌词里面说的，“沿着你背影 逐场梦搜画 尽情让空想 进化”。某程度上，这或许是逃避去参与建构亲身经验（living/lived experience）的方法：因为无法承认自己不能处理“留港无法行动”的情绪，从而转化成在海外行动，但同时间，有些人或会有意无意地，将留下来的人视作异类、甚至异物，批评他们留在香港无所作为。 甚至去到一个诡异的地步，即使在海外的人着有强大的能动性，能够不断举办游行及抗争，但却无法直视留在香港的人所经历的挣扎与尝试。最极端者，甚至会批评留港者是愚蠢的，网上论坛连登甚至发展了一个新的词汇：“留港撚”。 在这个视角下，纵然在海外的人一直称自己记挂墙内的朋友，但他们缺失的，是一个与自己构成连结的方式：他们无法直面，原来自己某程度上是无力的，生活仍然是要过的；而过生活，或多或少会削减自己与香港的连结，增加与海外土壤的扣连。墙内的朋友基于沟通的难处，ta们的声音、意见、理念很大机会只能单向地被墙外人解读，难以即时反驳或讨论。 时空的差距慢慢形成了一种奇异的距离：墙外的人将记忆诠释的权力夺走，墙内者被贬成史碧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笔下那个难以言说自己、失去主体性的属下阶层（subalternate），也许这即是所谓的“社会性死亡”。皆因其存在面向被异化（alineated），亦被强加成一个无法自主离开香港的人，变成一种被凝视的他者。不断强调自己记得，同时又异化仍然留守香港的人，往往只是重复地强调仇恨，却是无法更进一步走下去，建构一个成熟的离散群体（diasporic community）。 创造新的记忆 我总是想以消降仇恨的方式去处理721的事件。 或许这种心态不会被人理解，但我必需要说：我毫不认同以暴动罪去处罚白衣人。必须理解的是，殖民地法律过于强调罪与罚、以及秩序，与原本的普通法有一缺失：习惯法的积累，源于《大宪章》限制管治者权力，透过层层监察，再由案例去改良、反映问题，然而，改良式的法治与管治，在殖民地设计下，是没有保障的。 首两宗“721案”即使已经判完，然而不过就是法官根据呈堂资料去判断情况，按法律作决断，但不大机会像美国大法官，或是英国枢密院／最高法院那样，为一个社会问题作出定论。就算案件已经判完了，我敢说只是一种复仇／报仇。你痛快有人定罪了，但那种在《公安条例》下对于暴动罪的定义：三人以上、参与非法集结的人破坏社会安宁，即属暴动。这样的定义合法、合宪吗？这个判决，不会为社会带来太多公义，甚至如吴霭仪大律师借美国退休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所言：“如果大律师公会和社会对过于狭窄的司法宪章漠不关心，便会存在着风险，令人认为司法机构实际上可能正在执行一个剥夺人身自由的计划”。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即使现场市民被打、被迫自卫而扔水樽，法理上此举应为被殴打者的自卫行为，然而却同样被告暴动罪。存在于现场的人，因为身穿黑衣、戴有头盔，故同被控暴动。甚或，当中有人的角色仅为“鼓励者”（Instigator Role），因在入闸机前咒骂，就暴动罪成。 如此，不正是把已被挑战中的共同犯罪原则（Joint Enterprise Doctrine）再拉阔，延伸至煽动即为暴动元素，不就会令原本被排除在外的旁观者，因呼喊支持示威、甚或提供后援，都有机会成为暴动罪的被告？ 这套规训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去反对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公安条例》，不正是因为法例太易入罪？以及法院引用英国老旧及明显缺陷（significantly flawed）案例，即Caird 案及Blackshaw案，达至极严判刑？由杨嘉伦案、到莫嘉涛案、卢健民案（2016年旺角暴动案），再到汤伟雄案（2019年7．28上环暴动案）判决后，下级法院对上述判词的演绎日益扩阔，由身上带有武器或汽油弹、到身上有全副防护装备、再到带有头盔口罩，推进至跟前线示威者穿同样颜色的衣着，近期甚至演变至当警察已警告离开、但仍然留在现场的人，全都都会被指为参与暴动。 “废除公安恶法”这个横跨数十年、几代抗争者的口号，却在社会严重分裂时轻易动用，把人入罪，这当然不是真正的公义，不过是为求方便处理异己的手段，在极为表面的程序和法律公义之下，与2019年香港人所追求的“撤回暴动定性”，正好是相反的。 如果说要去创造新的记忆，香港人必须理解，到底是怎样的历史交错，才会叠加至今日香港的局面。从历史中学习，思索怎样达至应有的“罪与罚”，揪出整个元朗事件背后的脉络，才得以超脱长久以来以怨恨导向的同仇敌慨、转向勇武的局面。 后记 我也不想经常提及蓝（何桂蓝），实在不是很熟。来回的信件交汇中，她给予我莫大反思去处理文字、影像、媒介的方法。投身新闻摄影是误打误撞，实际上可能是太懒的缘故，不想处理语言至文字的转译，以为新闻摄影是在按下快门、记录的那一刻就完成。 近来，我获得新闻摄影导师的指导，尝试做长期的图片故事，他一直嘱我：既然你是因为疲于追逐突发新闻，那么你的拍摄就不应以最容易的方法、不断重覆自己来“交货”，而是要去突破规限，创造新的视角。香港人亦然，共勉。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