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中学校友微信群里，老徐转发了一段名为“用贪官，反贪官”的文字，内容是北周开国者宇文泰与大臣苏绰的一段对话。群里另一老人指出，自己搜了一下，所谓“苏绰定律”纯属杜撰，网上流传已十年之久。这话老徐很不爱听，打出一行：“其中有没有一点积极的意思？给人以启发？！”对方冷冷回应：“各人自己体会。” 2021年的新年，两个相识几十年、都已年近90岁的老同学，因一段不存在的“历史对话”产生嫌隙。 相比杜撰的历史，假新闻更具杀伤力。去年4月，台湾某国立大学念研究所的陆生小梁（化名）突然接到父母电话，他们在微信看到一条“新北全市封城封城”的新闻，担心小梁安全，希望他暂停学业回家。身在台北的小梁明知疫情平稳、生活如常，哪来的“封城”？两代人在电话里起了争执。研究一番后，他发现，这条消息的源头来自“人民网”，但父母看到的版本已经将“新北演练禁足21天”写成了“封城”。 简体中文与“墙”：微信谣言的两个保护伞 疫情在中国渐趋平稳、而在全球范围蔓延的2020年3月，一些微信公众号上出现了多篇以“疫情下的×国，店铺关门歇业，华人有家难回，×国华商太难了”为题的文章，内容几乎如出一辙，唯一不同是“×国”的名字。后经查明，这系列宣称“世界失控了”的文章，出自福建省福清市一个假消息作坊。 一个月后，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召见中国大使张霄，表达对一篇题为《哈萨克斯坦为何渴望回归中国》的文章的不满。引发外交风波的，仍是出自微信公众号里批量生产的虚假新闻——同款文章中同样“渴望回归中国”的还有蒙古、越南等。 虽然“渴望回归”的文章很快被集中清理，但在公众号和搜狐号等平台，当月立即又出现一批“多国女子想嫁到中国”的争议文章。 2020年2月，媒体人魏星建立名为“有据”的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号，之后扩展为一个网络协作项目，邀请记者、新闻院系老师同学参与，完成了逾百次国际新闻的事实核查工作。 “在简体中文世界里，不管有意或是无意，相当部分国际新闻中的虚假错误信息，都是很low的，只要稍微看一下原文，就可以知道它完全是错误翻译或者曲解。但它正是利用了很多人不懂外语，或者阅读外语的效率有限，所以宁愿选择阅读母语的习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墙’的存在。” 所谓“很low”的虚假信息，多东拉西扯、粗制滥造，甚至可能是机器写的，以“跑量”为主。“全球华商太难了”、“渴望回归中国”、“多国女子想嫁到中国”这样的文章，炮制者组织一定文字内容后，稍微改头换面，再通过所控制的为数众多的自媒体传播。 魏星指出：“但还有一种更精致的虚假信息，往往翻译了很多外文的内容，加了很多外媒的截图，它的内容有部分是真实的，但也有虚假或者片面、夸张的东西。这算是花功夫做出来的，不排除制作者本身受过比较专业的媒体训练，所以迷惑性也更强。” “精雕细作”的典型例子是2020年1月10日，微信公众号“青年大院”文章《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厉害》走红，甚至被《人民日报》公众号转发。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方可成撰文指，此文“毫不尊重历史，将教训惨痛的大兴安岭大火简化为消防员伟大付出的英雄故事，将一场引发举国上下沉痛反思的巨大灾难扭曲为‘中国33年前这么牛逼’的证据”，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爱国者”看了心潮澎湃的文章可能是伪作，所谓“恨国党”同样可能受不实信息误导。2020年美国大选后，微信也流传大量“阴谋论”文章，称选举存在大量“猫腻”，特朗普会连任。一位被舆论认为是“公知”的学者说，自己曾一天在朋友圈发20多内容“舌战群儒”， “但很多人并不懂三权分立和美国的民主、法治运作的逻辑，迷信总统至高无上，甚至认为只要特朗普能连任，发动武装斗争也无妨，简直匪夷所思”。 但魏星指出，“华川粉”们接收的内容，生产机制又有所不同：“很多本身就出自特朗普及其团队，先从英文世界传出，再通过推特等平台辗转进入简体中文世界，这些讯息大多是‘二手’的，一般并不是中国有一批人利用‘华川粉’希望特朗普连任的心理，炮制出来的。” 微信微信，“只能微微相信” 2009年微博诞生，2012年腾讯推出微信公众号，宣告“自媒体时代”开启，之后又有头条号、百家号、企鹅号等自媒体平台产生。因使用者持续增加，微信上的信息也越来越多，越发真伪莫辨，有了微信“不能全信，只能微微相信”的说法。 2018年，三位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在《科学》杂志发表研究论文指，人对假新闻的突出反应包括惊讶、恐惧与厌恶，真实新闻则往往充满悲伤、喜悦、期待与信任，假新闻更有戏剧性，所以更容易被分享传播、触及更多人，传播速度也比真相快得多。 魏星观察，微信为首的平台开始大量涌现国际虚假新闻，起源五六年前。“一方面的标志性事件是因为2016年的美国大选，特朗普竞选、上台执政过程中的很多说法、做法，颠覆了媒体界和新闻学界的很多传统认知，也使得全球范围内‘后真相时代’、‘另类事实’的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这些自媒体平台，开始提供内容补贴和广告分成。如果內容能火，收益相当不错，一篇10万+的爆款文章，广告收入上千块是有的。” “我们之所以选择国际新闻，而且尽量针对不涉华的国际新闻，算是为了规避风险。如果核查国内新闻，我们资源太少，风险又很大。”魏星认为，微信流传的假消息中，国际新闻比国内新闻更泛滥：“那些制造假新闻的人，和我们的心态是一样的。如果炮制一条不实的国内新闻，很容易被证伪，也很可能被官方找上门，但制造虚假的国际新闻，不但可能获得巨大的流量，在安全性上也几乎是畅通无阻。” 英文中假信息有两个词语，misinformation指由于错误等“无心之过”导致，而disinformation则指刻意混淆、误导等。魏星自己看到的假信息中，“后者占了绝大多数，粗略估计misinformation和disinformation的大概是3：7。” 这些假信息的传播，魏星认为：“一是因为社交媒体本身希望尽可能‘黏住’它的用户，那些能吸引人拉动流量的内容，即便是假的，平台并没有浓厚的兴趣、强烈的动机去清理。二是那些涉及国际新闻的虚假内容，关于美国的占压倒性的多数，就2020年度而言，大部分都是在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如何混乱，对比出中国稳定安全。必须承认，美国在这次疫情中确实有很多地方失灵了。但这种以‘中国必然崛起、美国和西方必然衰落’为潜台词的内容，符合当局的潜在需求，所以非常安全，几乎不会受到清理。还有的话，就是人性吧——人都是爱看阴谋论的，无论哪个国家都一样。”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司法解释，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等行为，可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但民间一直有辟谣“只辟民谣，不辟官谣”的说法。官方有定义造谣、传谣的权力，反而让寻衅滋事罪成为对异议者定向清除的“口袋罪”。而为政府喜闻乐见的，即便只是出自“自干五”或图利者之手，官方也未必乐于清理。去年11月17日，台湾空军一架F16战机起飞后失联，微信、微博出现大量贴文称，飞行员已向大陆投诚，在厦门机场降落。对此谣传，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不提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的“网络主权”，反而大谈“大陆的互联网是开放的”，选择性拒绝了“辟谣”。 微信假消息的出口外销 对假新闻的危害，魏星认为：“大到一个组织，小到一个人，如果一直只接触类似‘地沟油’的信息，就会产生误判。说句夸大的话，这关系到世界观的问题。如果一代年轻人都是这样，会是很让人担忧的问题。掌握真相不是为了美化什么。哪怕是你要黑一个人、一个国家，起码要相对了解它。不了解对方的真实实力，万一双方真打起来，你可能会被对方打趴下。” 微信假信息的贻害也传往海外。2018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Tow数字新闻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许多微信帐号抄袭、拼凑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的政治假消息，使许多海外华人被误导。 2018年9月4日，日本关西遭台风侵袭，机场关闭、大量旅客滞留。很快微信世界流传，中国驻大阪领事馆组织大巴协助千余中国旅客撤离机场，特别强调台湾旅客“只要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就能上车”。 消息传到台湾，引发舆论批评台湾驻日代表处办事不力。9月14日，台驻大阪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苏启诚自杀，被认为与此事有关。随后，台湾事实核查中心报告显示，“中国大使馆直接派车到关西机场”等说法并不准确，“台湾旅客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就可以上车”更难以证实。 中国大陆某媒体编辑叶先生听说此事，心情沉重。“我以前带教的学生，后来转职给某个政府部门做微信运营，平时就制作各种宣扬‘正能量’的文章，在这个事件中捣鼓了一条‘爆款文章’，后来好像还因此升了职。但知道因为这样的文章，间接导致了一条生命的逝去，让我很震惊，也有点不知怎样面对以前的徒弟。” 台北大学犯罪学系助理教授沈伯洋研究过“关西机场事件真相”，他指出：“相关的不实讯息最早出现在微博，然后半个小时内大量自媒体跟进，看起来背后或许是共青团系统的组织，再然后就出现了捏造‘台湾人要上车’的假新闻，最后又由‘观察者网’做成新闻。一天后，一个中国摄影记者首先在PTT上发文，引发这条‘新闻’在台湾爆发，接下来，蓝营名嘴未加查证，就开始攻击绿营，绿营也未加查证，就开始反击……” 沈伯洋认为，中国对外发动的“资讯战”，包括四种模式：政府、官媒主导的“大外宣”模式；主动翻墙、自发的“小粉红”模式；同时制造、散播，再投入资源传播、以垃圾讯息淹没真实资讯的“内容农场”模式；委托在地机构（如村里长、宫庙系统）配合传播的“协力模式”。“资讯战是混合战的一部分，与外交战、经济战、贸易战、金融战等环环相扣。近年来，中国对台湾的资讯战手法正在不断升级，已经从‘制造假讯息后再散布’升级到了‘制造假讯息后砸钱给买办来散布’，而且在地震、瘟疫等重大事件中，假新闻的操作最有效果。” “辟谣”是谁的责任？ 假资讯铺天盖地，让新闻产业中的“事实核查”，从业内名词逐渐成为“显学”，全球出现大量事实核查机构。2015年9月，国际事实核查网络（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成立，制定事实核查的原则、流程和标准，为世界各地的核查机构提供培训和认证。但通过认证、加入联盟的约100家成员中，尚无中国大陆的机构。 虽然从事事实核查，但魏星尽量回避“辟谣”一词。“因为简体中文世界里的‘辟谣’和英文世界里的‘fake news’都已经政治化了。” 核查责任究竟该属于政府、平台还是媒体呢？魏星认为：“政府的公信力是不是很强呢？这不只是针对中国内地。无论在美国或者欧洲，直接由政府做一个媒体相关的事件，本身就是大忌。而对于社交媒体平台，可能很难去做事实核查，但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认真对待这些问题。” 国际上，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都已通过与事实核查机构合作等方式，开展相关工作。在简体中文世界，2017年6月，“微信辟谣助手”诞生。但魏星认为，局限在于，“帮助其进行事实核查的合作方，只有三类——政府部门、医疗结构和大学，像‘有据’这样‘师出无名’的第三方机构，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同时，微信‘辟谣’的标准是模糊和不透明的，通常只有一行字，告诉你‘因为有人举报’或者‘违反法律法规’，贴文就被删了。有时候，事实存疑的原文还在，核查性质的文章反而消失了。” 《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厉害》依然在热传，方可成批评其内容虚构的《对不起，33年前的那场大火绝不是一曲赞歌》却被404了。 “有据”也遇到过，一篇“用奥巴马希拉里黑料交换，阿桑奇已被特朗普正式赦免”的核查文章，尝试很多方法修改，始终无法推送，直到将文中几乎所有人名都改成英文，才发送成功。 “如果只有有限的几个选项，那最适合做事实核查的，仍然是有公信力的媒体和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但在缺少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土壤的前提下，通过媒体核查，也未必是通途。“你能想象，让《环球时报》来做事实核查吗？”魏星问。 辟谣太难了：大街上骂人，小巷里道歉 “有一个长久以来的难题，所有的事实核查都是一种‘冲击—反应’的模式，永远是假消息先流传，你才能针对它做出反应，并希望核查的真相能够再传播出去。但按照传播学的规律，传播力往往很有限。”魏星认为，事实核查无法“超前部署”，难免陷入“大街上骂人，小巷里道歉”的困境。 魏星也提到：“虚假信息往往‘功力深厚’，它的语言总是简洁的，形式总是活泼的，很有煽动力，具有很强的传播力。而事实核查的文章，不得不摆出一副‘理性、中立、客观’的样子，引述来源、证据、图表、数字、法条等，既不讨好，也不讨巧。没准读到的人还说：‘我们就是看热闹的，你何必在那里一本正经的？’” 更大的难度在“破圈”。“大家可能生活在平行空间里，彼此的消息来源不同，即便你指出别人看的内容不对，对方礼貌地回复一句‘好的’，但第二天，这些东西他该看还是得看——因为他所在的生活圈子、微信群，可能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提到种种困境，魏星反复说起“悲哀”二字。 2020年12月19日，因发现病毒新变种，英国宣布次日起伦敦等地进入第三级封锁。很快，微信上开始流传“30万人逃离伦敦”。但随之另一种声音称19日本是圣诞前最后一个周末，火车站等地拥挤不过是“春运”正常高峰，说“逃离”有点危言耸听。 两种文章都流传很广，“有据”志愿者们想做核查，查了许多英媒报道，发现确实大多用“flee”一词，直译中文“逃跑、逃离”也无不可。两种观点的人相持不下，最终放弃这个题目。 没结果的争论，却让一位中立成员选择“逃离”群组。退群前他说：“我只能善意地说，解释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真相是个奢侈品，存在于每个人的价值观中。你若认为伦敦疫情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天就去度假了，如果有人认为伦敦将成为人间地狱，那么他们就是在逃离。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可能注定就是在做无用功。” “我觉得很无奈，”在台陆生小梁说，“说起来自己也是学传播专业的，但是父母却几乎每天都在被假消息骗，我再怎么说，他们也听不见去，反而有时还会为此引发家庭矛盾。” “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挺悲哀的，“前媒体人Rachel说，“我的一个微信群里，三十多个成员大部分是媒体前辈，也有一些年轻的同行，可是很多人最热衷的就是在每天群里转发各种我认为应该存疑的消息。如果媒体人都是如此，又怎能指望一般人具有辨别资讯真假的能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