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上任三把火，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宣誓就职仅数小时后，就签订了17项行政令，其中包括他在竞选时承诺过的让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在此之前，拜登就任命美国前国务卿克里为总统气候特使。种种迹象都表明，美国新政府已经蓄势待发，准备扭转特朗普总统在任时期的环境气候政策。 但今时不同往日，美中关系已和2014年发布《美中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时大不相同。虽然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存在共识，气候问题是否能成为美中关系破冰的突破口，受着诸多因素的挑战。 丹尼尔·坎曼曾被奥巴马政府任命为总统科学特使，现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研究能源问题。他曾亲历奥巴马政府时期雄心勃勃的环境政策改革和气候外交，也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作为一名研究者带领实验室开发清洁能源解决方案。歪脑电话采访坎曼，以下是他对美国新政府气候政策和美中两国气候合作的看法。 歪脑：过去即便是在关系紧张的时候，美中两国在气候问题上还是可以找到共识并合作。你认为现在依然是这样吗？ 坎曼：我认为不仅现在依然如此，而且在拜登总统上台后，我们将会很快看到新政府在清洁能源项目和伙伴关系方面付诸行动。当然了，这是我在外围观察得出的结论，但我认为新政府很有可能会马上启动关于氢能源、电动车、离岸风能和物联网等方面的联合项目以及平行研发。 2014年时，奥巴马曾与习近平签署《美中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不出意外的话，拜登政府也会积极推进一些（关于气候的）新政策。 歪脑：美国曾两次退出气候协定，你认为拜登政府应该如何挽回国际信誉？ 坎曼：其实我认为就像（拜登）总统说过的那样，美国会成为清洁能源的一个重要的投资方，他也提到我们要成为经济去碳化的领导者，成为社会正义和种族正义的领导者。我认为，单是提出这项议程并在联邦机构中任命这样一群非常有能力的长官，他已经发出了信号，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那么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大量工作去完成。 歪脑：你曾经评论说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个四年任期期间因为面临经济复苏的重任，所以并没有在气候问题上有太多建树。拜登政府也会面临疫情和各种国内政治的挑战，你认为这些因素也会影响拜登政府推行气候政策吗？ 坎曼：我的确认为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有点浪费掉了，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什么也没干。事实上，在第一个四年中，奥巴马政府还尝试推动了瓦克斯曼-马基气候法案，那在当时是件大事。虽然法案有一些缺憾，当时的清洁能源经济根基也不牢固。（注：瓦克斯曼-马基气候法案是奥巴马政府曾经尝试推进的全面气候法案，虽然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但在2010年被参议院拦下。） 但我认为美国和中国乃至世界都会得益于美国新一届总统的丰富经验，因为拜登总统见证过那些鼓舞人心的时刻，特别是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期间。他的团队也召集了一帮专注于（环境问题）的人，所以我认为他们绝不会浪费任何时间。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关于拜登政府会如何从一上任就立马行动的报道和讨论。将清洁能源作为美国的海外战略的一部分，这一点对美国至关重要。中国也需要清理自己的“一带一路”战略，让“一带一路”为绿色经济服务，而不是变为向其他国家输送化石燃料的工具。 歪脑：你提到了“一带一路”。虽然中国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受到了国际肯定，但很多人也开始担心中国在借“一带一路”战略将碳排放转移到其他国家，你是如何认为的？ 坎曼：“一带一路”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一带一路”被用来把中国不愿意在国内建造的煤电厂输送到中东地区，到巴基斯坦和肯尼亚等国家。国际上的很多学者都指出，如果“一带一路”不能成为绿色的“一带一路”，这种做法将会是灾难性且虚伪的。 我并不了解未来美中气候协商的具体事项和轻重缓急，但有很多数据显示，中国经常在海外做一些在国内做都不敢做的事情，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歪脑：在“新冷战”的思维下，美国国内很多人认为：任何和中国达成的协议都是一种示弱，会损害美国的利益。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坎曼：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两国在一些领域有很强的合作关系，如果美国和中国不能好好合作，他们的气候目标都无法实现。所以我认为在这之中存在很强的合作动机，是一个开放的机会。 有趣的是，即使在倾销、工业间谍和农场补贴等这些两国各自棘手的国内问题上美国和中国仍然会存在分歧，气候问题其实是一个双方能更容易立即获得共识的领域。 歪脑：新冠疫情为美中两国达成气候目标带来什么挑战？ 坎曼：每个国家都在推行不同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在疫情期间或疫情过后重建经济秩序。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将大力推动这些举措。所以我认为在气候领域，人们会看到绿色就业、经济复苏等相似的做法。 中国则存在更多问题，更让我担心。因为中国在9月宣布将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却同时把新建燃煤电厂作为重建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一步错棋。当可再生能源发展得这么好的时候，中国是不需要这样做的。这是政治上的重新赋权——就在中国需要减少燃煤电厂的时候，这一举措会给那些主张推行煤炭的团体更大的权力。在疫情期间的这个举措，从气候角度而言，是说不通的。 如果你在2021年建了一个煤厂，它一时半会儿是不会消失的，因为没有人会现在建厂，10年后就不用它了。所以，现在建造燃煤电厂或是任何燃气电厂，都是往错误的方向迈了一大步。 歪脑：在过去四年中，虽然美中两国关系降到冰点，但美国个别州与中国省政府的气候合作仍然在继续。你认为这种州政府级别的合作会对两国气候合作产生影响吗？ 坎曼：我认为这些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大多数国家，是联邦级政府设定条件，地方政府发挥作用。加州前州长布朗发起的“低于２摄氏度联盟”，中国有几个省份是直接参与其中的。所以我认为这些地方上的合作行动恰恰是实际工作得以实现的平台。而这些合作也没有（在特朗普任期期间）停止。我和我认识的很多美国还有中国的（环境问题）同事都还在积极努力地工作，和特朗普政府早期那时候没有什么差别。 歪脑：过去四年美中关系急剧恶化，你认为未来美中气候合作会变得更加困难吗？又或者，这种恶化的关系反而提供了机遇，因为双方都希望找到突破口改善关系，所以反而更渴望在有共识的议题上合作？ 坎曼：过去四年美中关系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跟特朗普有关，而现在美国即将迎来一个更有经验的新政府。我是很期望新政府反而因为耽误了这四年，更加抓住时机，抓紧推行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