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3月到7月，女权行动家肖美丽受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参加其“艺术家驻校项目”期间，于4月22日通过Zoom举办了题为“后MeToo时代的女权运动”讲座，此文是在其讲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中国#MeToo出现的土壤 我朋友郭晶说过：“2015年之后，我们都是在做不可能的事。” 2015年妇女节前夕，5位中国女权行动者因计划反对公交性骚扰活动被拘37天，是为“女权五姐妹”事件。此事对中国女权运动影响极大，直到今天，被影响者都还在承担后果，好像每天都在和恐惧斗争；中国女权运动也在承担后果，那是绞杀有组织女权运动的标志时刻，是我们好不容易摸索出的政策倡导模式、集体行动议程失效的标志时刻。 此间前后，大量维权或倡导色彩NGO消亡，行动者个人也受打压。2016-2017一年间我被广州警察逼迁5次，因要做地铁反性骚扰广告牌行动。实在没办法，我搬离了广州。 环境正急速恶化。中国互联网防火墙成了自然存在，不仅长在网上，也长在很多人脑里。敏感词审查、流量操控到了魔幻程度，恶意政治举报也越发盛行。言论审查在网友帮助下渗入细节，有的审查也假借举报之名，但正经维权投诉推进却困难重重。 这导致很多人用缩写，不熟悉中国互联网、趋势跟不紧的都看不懂。#MeToo运动 话题频繁被删，也用了很多暗号，如“米?”，“俺也是”。 炸号禁言成常态、注册新号难、新号也更脆弱、平台“定点爆破”公益机构和权利倡导的个人、大量水军、对特定取向言论的系统性鼓励，公共讨论就更扁平、情绪化：一对明星一方出轨，舆论就变成支持A或B，谈论归咎个人之外的问题往往被两边骂，或被问你站哪边？很多讨论把问题归于身份，如说是粉圈、00后的问题等……环境对所有群体都有严重负面影响，女权社群也不能幸免，出现大量敌我思维，情绪发泄。 这样的环境里，#MeToo为何能打破封锁？ #MeToo话题的优势 由于之前女权行动者的努力，性暴力话题的基础知识已有很多讨论，如性侵核心是权力控制而非性欲、不谴责受害者等。反性暴力议题有很多知识储备，也有空间生产知识，是个复杂、吸引人的议题。《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等文学作品，是反性侵议题的重要财富；2012年渐渐成长的泛女权社群，及经过深耕的行动者网络，也是持续推进的助力。 #MeToo运动最初参与者都有一定女权知识储备和行动、传播经验。她们发起“万人致信母校建立防性骚扰机制”，近80所高校学生给校长寄联名信，超9000人参与，规模惊人。我们参与联名时，“女权之声”创始主编吕频担忧，要么协调活动的张累累会“承担后果”，要么“女权之声”账号“承担后果”。3月9日凌晨2点，“女权之声”就炸号了。行动导向的组织会被绞杀，这也是其中之一。 7月23号，公益圈井喷出现很多米兔案件。公益圈曝光多，不因为公益圈是黑暗角落，而是公益圈性别氛围相对友好，很多女权运动组织也属公益圈，个案影响力较大，当事人可能获得的支持较多。之后#MeToo扩散到媒体圈、宗教、艺术等等领域。 #MeToo的潜流：与审查斗争 #MeToo的突破是多方面的。 第一，话题相对没那么敏感，政治对抗性不强。个案定点爆破，是“抓幕后黑手”思维的维稳体系无法应付的，谁也不知下一个公开举报性侵的是谁，会举报谁，只要性暴力还普遍存在，#MeToo就无法被阻止。 吕频说，#MeToo运动是去中心化的；而台湾也有学者指出，从施暴者角度，#MeToo是有中心的，有权势、资源者被举报，会受很大关注。但维稳体系不可能为从源头阻止#MeToo，就打压中心施暴者，因为这群人正是体系要维护的。 行动导向的NGO组织软肋极多，需全职员工，需合法性，易被妖魔化、抹黑成境外势力。但这一套在举报性侵当事人身上行不通，虽也有人被维稳、恐吓，但若案件关注度高，这会引起更大愤怒。 第二，比起挑战政策、制度和法律的倡导行动，#MeToo当事人诉求针对施暴者个人，有切实目标。体制更愿意切割、舍弃施暴者个人，而施暴者的代价也在艰难讨价还价中缓慢增加。 个人叙事、有血有肉的故事在自媒体环境也更易传播，是很多被消失声音的补充，是大众（特别女性）日常高压的出口。和单纯消费悲惨、抒发愤怒不同，关注转发#MeToo案有一定建设性，可能带来解决，个案累积也可能形成文化甚至制度改变。 第三，#MeToo适应了中国互联网靠暗号互动的文化。米兔是暗号，房思琪是暗号。北电侯亮平、龙泉寺95页pdf，后期米兔展览海报也是暗号。 #MeToo的困境与策略 #MeToo特别依靠网络和媒体，只极少数符合传播规律（故事性强、施暴者名声大等）案件会火起来。对当事人要求也很高：要有自媒体传播技能，要写出自己遭遇，清晰、准确有条理，标题打中痛点，要走出自己心境，迎合读者需求。 对心理资源的要求也高。当事人会面临巨大压力，攻击言论、完美受害者苛责都会出现。我管这个叫“历劫”。中国神话修仙到关键时刻，就会被天雷劈，不管是否成功都元气大伤，性侵受害者维权就给我这种感觉。Jingyao举报刘强东被说“仙人跳”，很多主流媒体参与泼脏水。举报雷闯的当事人花花公开遭遇后，朋友把她手机收起，避免她受过多伤害。 可能更糟糕的是，他们鼓起勇气说出，却未获足够关注，或关注很快过去，得到帮助机会非常少，也可能网上舆论对现实没什么影响，热度过后，施暴者还是自在逍遥。 媒体对如何报道性侵案也了解不足。怎么理解当事人？是否把当事人讲的细节都公布？怎么选细节？性侵描写到什么程度，既激起读者共情，又不迎合猎奇心、窥探欲，或刺激读者？都要掂量。鲍毓明涉性侵“养女”案，报道就受到很多批评。 其实当事人去派出所报案也是一道“天雷”。 我陪过当事人报警，坐在她旁边，过程就像警察用钝刀慢慢割当事人伤口。案件关键点——即违背当事人意愿部分，警察敷衍跳过，当事人需非常坚定、不断强调自己被性侵。有些警察还设圈套，要当事人承认自己收钱做性工作，没必要地打探当事人性隐私，开侮辱的性玩笑，毫不专业。 我们要求女警在场，但和听说的案件一样，女警就像摆设，全程无任何参与，在屋角抽烟玩手机，对被迫加班充满怨气。她存在的唯一好处，也许是减少一个可能有杀伤力的男警。后来我们发现强奸者和该所一些警察竟是哥们儿。 当然报警不全是这种情况，但就我了解，特别没有舆情压力下，情况都惊人相似。网友“整点德彪西”曝光的亲密关系暴力案，警察一直说女生报案是想毁施暴者一辈子。鲍毓明案当事人报警时，警察还突然掐住当事人脖子。 鲍毓明案也反映当事人的缺乏支持和资源。不同志愿者、社工、律师跟进过此案，有的助人者很不专业，对性侵当事人、尤其未成年长期生活在扭曲环境的人可能出现的反复状况、应激反应不了解。还有人有完美受害者情结，把受害者妖魔化成坏女孩，甚至向媒体这样表述。这很没底线，志愿者可以退出，但不应公开攻击当事人。 总的来说，大家太关注“个人”。媒体、助人者都应侧重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普及性侵议题的这一共性。 在各#MeToo案中，当事人常极度缺乏支持、资源，主要靠自己和朋友。现在志愿者多了，大家也是“自带干粮”或业余帮忙。我也是这样的志愿者，非常明白我们都不够专业，有的情况超出能力范围。不管传播、心理互助、法律，跟进性侵案件都需专业经验和议题的了解。助人很难，不是只有善良初心就够。 鲍毓明案前期报道都有些问题，公安也未及时公布信息，后媒体未再跟进。事实不足、情绪过剩，各方都在脑补，舆论反转多次，消耗了大众耐心，也为后来攻击#MeToo增加把柄。 运动去中心化、公益机构不断削弱的后果，是当事人的孤立无援。当事人缺乏支持系统，支持当事人的人也缺乏支持系统，大家都在易受伤、耗竭的困境中。 性侵议题在中国的广泛关注，是用受害者的血泪浇灌出的。高度依靠自媒体、个案化的运动，给当事人施加很大压力。一句话说得不对、或超出大众理解，大众就会觉得受伤，甚至转而攻击当事人。李阳家暴案当事人感恩节说自己“原谅李阳”，其内容虽更接近放过自己而非原谅家暴，也激起很多网友焦虑。 这也因为很多议题推进之路被封死，大众能看到、能有点参与的，只剩这条华山险道。道上掉个石子，大家就觉得运动完蛋了。#MeToo运动的困境就像吕频所说：“外延很大，核心极其狭窄，关注者极多，可关注的焦点极少。” 这种状态不正常，但确实是当下环境的产物。 后#MeToo时代的行动影响 女职工告成都社工“大佬”刘猛性骚扰案胜诉，是#MeToo浪潮首个胜诉案，也是“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写入民事案由后，中国首个用“性骚扰”案由得到受理并胜诉的案件。 高校防性骚扰制度进展则在2018年卡住，未有成果。 弦子举报主持人朱军，关注度非常高，朱军也反诉弦子，但案子拖了两年多，最近才首次开庭，第二次开庭仍遥遥无期。 #MeToo在现在糟糕的环境中是个奇迹，各议题禁声的高压里，#MeToo让我们看到社会改变的一点可能。大家仍在“伺机而动”。都说互联网记忆短暂，尤其总被删帖封号，但每件事都会卷入更多不愿忘记的人。#MeToo讨论也是很多人渴求的有深度、复杂的讨论，且越来越广泛。公众如今对性侵案的讨论和6年前不一样了，以前还需线下行动引发讨论，现在出一个受关注案件，次日几乎各角度都有人写。#MeToo为其他性别讨论奠定基础，提供行动经验，也在思想上滋养社群。 通过#MeToo，大众对舆论封锁机制越来越了解。#MeToo冲破社会不同层次封锁，而所有事情背后有更大的封锁，人们不断观望，学习。后来李文亮事件、艾芬事件……我们突破封锁的经验和方法是相通的。 关注的消逝后，我们如何推动议题 有的当事人会不断在各种微博下刷回复。央美教授姚舜熙被学生小羊举报性骚扰学生多年，扣押学生作品，要求学生送礼。事件热度高时，央美表示一定处理，结果只让姚不再接触学生，也未永久取消其带学生资格。热度过后，小羊在各热点新闻下留言#央美教授姚舜熙#标签。这类情况说明案件进展困难，除非出现新传播点，可能很难再被处理。 雷闯案志愿者还在每天给雷闯寄信。被曝光后雷闯说要自首，却一直没去。他做过每天给总理写信、请总理和乙肝携带者吃饭的行动，于是志愿者用他的方式，每天督促他自首。 弦子花很多时间在微博，积极参与公共讨论，紧跟社会热点，保持被关注度，成了“大V”。 弦子、花花、Jingyao、小羊，还有些很多当事人也跟进后来的#MeToo案，他们互相连接变成互助网络，之后的受害者会联系她们，获得可信的媒体和法律资源。 一些志愿者编纂《中国米兔志》，梳理和存档了2018年1月到2019年7月所有#MeToo案和相关讨论。 始于公益圈#MeToo案的志愿小组，分工跟进不同个案。 跟进罗茜茜案的记者黄雪琴做了记者行业性骚扰调查，也持续跟进新个案。2019年，她因报道香港运动现场遭拘留、监视居住，后取保获释。 公益策展人和女权主义者共同发起#MeToo展接力，试图给这个线上运动以线下空间，通过搜集、整理和艺术化展现运动资料，将议题推入公共视野。展览在北上广、成都、纽约匿名发起，通过朋友圈传播，但国内展览仍受不同程度打压。线下行动更易建立坚固连接，也是线上行动缺少的。 2015前的女权行动派们也在转型，向法律、心理、传播或个案陪伴发展。街头策略失效促使我们改变，多学技能适应新运动趋势。如收集各地帮助受害者信息：庇护所、求助热线、律师等；如学习社工、法律知识，提供陪伴。很多女权主义者用艺术展、文化活动等建立线下连接，弥补网络讨论不足。 越来越多自媒体也讨论性别议题。播客可能是较能深入讨论议题的媒介，我在运营的节目叫“有点田园”，已成为女权行动者们回应社会事件、参与公共讨论的新平台。不同平台，如豆瓣、知乎、微博都聚集很多女权主义者，大家密集讨论，也有人寻找改变社会的出口。 最后我想讲一个名叫赵丫丫的行动者朋友的故事，她较早接触女权思想，后去美国明尼苏达留学，遇到刘强东性侵案件。学校的敷衍、Jingyao被泼脏水戳到了她，让她觉得不做点什么不行。 她为Jingyao建了支持网站，发起联署，参与北美华人女权社群声援Jingyao行动。她参加了七七、米米等人发起的#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行动，声援Jingyao也深挖议题，将此个案发展成对强奸文化的抗争。韩国N号房事件后，她在微博做@反网络性剥削志愿小组，将国外先进女权知识引入国内。 赵丫丫说：“一两年之前在中文语境中的#MeToo运动，给我们今天的讨论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和预设。正是因为通过当时MeToo的讨论，大家对关于性犯罪更加了解，然后我们更可以谈论这件事情了，才能够今天再具体把议题向前推动一步。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每一个努力都不是白费的，只是你要给他一点时间。我比较惊讶的是，这几年内地网络上的这些年轻人对女权主义或性别观念、性别暴力这方面的认识和关心，是以一种成几何状的速度在增加的。” 常有人问我：“我可以做点什么？”我无法给具体建议，因为不知道你的处境、技能、机会，但你自己最清楚。也可关注和了解别人怎么做，或参与入门级的志愿行动。 督促大家行动起来很难。我们听讲座、在网上发泄，可能会很舒服，觉得自己棒棒的，但要去社区贴张反家暴贴纸，寄签名信，就有被推出舒适区的感觉。就算做了，影响也有限，不可能明天就让父权倒塌，会有很强无力感。但这就是现实。不做就永远正确、优雅，做就必须面对批评、攻击、失败，但这就是想改变点什么必须承担的。若参与女权运动有什么门槛，行动可能就是最大门槛。 参与社会运动要承受很多压力，与经验一起增长的，有很多负资本、负能量。但重要是保持“即使知道世界糟糕还要拓展新可能”的心力。不断寻找突破口、尝试，有时机会就是这样出现。 去中心化、分散行动的时代，连接变得格外重要，我们这些节点互相认识、连接起来，也许可以成为一张网，互相支持，一起承担反性侵、反性暴力议题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