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起，中国社会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女权主义行动者，被称为“青年女权行动派”，她们大多数都曾经是普通高校的学生，多采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在公共场合公开地表达性别平等的诉求；她们主动介入时事热点事件，擅长吸引媒体的关注，同时积极问责政府机构和企业，教育和联结大众，以推动一些性别平等议程，为女性争取平等的社会资源和公民权利。今天，她们当中的一些人仍然活跃在女权领域，并为更多人所熟知：肖美丽、大兔（郑楚然）、梁小门、李麦子、张累累、朱西西、熊婧……在她们的影响下，新一代的年轻女权主义者也正在海内外成长起来。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们诞生的契机可能最早要追溯到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处在启蒙初期的中国女权主义者们在耳闻目睹了世界各国的女权主义者们与她们的思想、关注的议题和采取的行动方式、提出的愿景后，深受启发。这一次难得的受教育机会，使得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打开了眼界，增强了信心，也坚定了自己追求的方向。而当时正在北京《中国妇女报》工作的吕频，也参与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报道。 在吕频的演讲稿《见证中国女权二十年》开篇，既点出了她作为女权活动家所经历的多个重要时刻，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她参与权益运动的一个起点： “那个会议其实是中国还在希望打破1989年以后外交困境的过程，并且希望加入地球村，成为世界公民，拥抱全球化，追逐全球化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故事。它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故事，是一个中国和世界全球女权主义连接的故事，但也是一个中国追逐全球化的故事。” 大环境的变化下也有个体意识的觉醒。吕频提到，对于她来说，一个真正的关键点在于1998年的一天： “中国最早的社会性别专家、最早参与社会性别培训的探索先驱，也是跟我一起工作了20多年的同事冯媛，在三八节的时候给一群女新闻工作者做一个培训，我也是那些人当中一个。冯媛就问了所有人一个问题，你是谁？当时我的答案就是新闻工作者。然后冯媛分享了她的答案：女新闻工作者。我们俩答案的差异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触动。这是一个契机，让我意识到，我的性别，我作为一个女性的性别是重要的，对我的人生，对我的工作，对我对社会的认知都是重要的。我觉得这是我成为女权主义者可被记忆的一个起步时刻。” 在这之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零星出现的女权主义者们多身在体制之内，她们有些是妇联的干部，或者是在高校开展女性学或性别研究课程的学者，曾通过访学等活动将一些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介绍到了中国，而1995年的世妇会则催生了中国民间妇女组织的第一波兴盛。 据吕频的介绍，今天在妇女维权领域为人所熟知的郭建梅律师的千千律师事务所，它的前身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是中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和研究的公益民间机构，即是在1995年12月成立的。还有在1998年的成立的红枫妇女热线，是国内第一条妇女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而早期由学者来主导的妇女运动，也受到了一些国际基金会的资助。其中反对家庭暴力的议题，即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于2000年成立的反对家庭暴力网络，是中国曾经的最大规模的妇女联盟，拥有遍布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77个团体成员和120余名具有各种专业背景的个人成员。 但是，彼时作为记者的吕频在体制内的女权运动中却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她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生发出了许多困惑和不满——运动局限于一个精英圈子内的对话，且过于学术，并没有联结大众，也没有给年轻人主体位置。在2009年中国公民社会异常活跃的时期，发生了轰动舆论的邓玉娇案，吕频试图从妇女权利的角度去参与公共讨论，却发现无人在意，这让她意识到自己曾经所做的工作对中国的公共舆论几乎没有影响。 “我们总是在说这个主流社会不关心我们，不关心妇女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也从来没有能够真正有效地卷入中国的社会。在当时急速上升的中国公共话语的发展当中，这个事件让我对曾经参与的中国妇女运动产生了非常深刻的怀疑。这也促进了我的出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成立女权之声。我想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探索和推进中国的妇女运动。” 之后，以吕频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们开始走出体制的范围，把女权主义带向了社会，并积极介入社会事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1996年，吕频和朋友们成立了“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专门关注媒体和性别；2004年吕频从报社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2009年她在“妇女传媒监测网络”旗下创办了《女声》电子报，并在2011年在新浪微博更名为“女权之声”，定位为“女权立场，公民视域，行动取向”。直到2018年3月9日“女权之声”被全网封杀之前，它都是中国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女权传播与倡导平台，为中国民间女权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与指引。 吕频通过女权之声的工作，将批判性女权思想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那就是指认出国家是妇女问题的制造者。在这之前，国家的父权属性是被体制内的学者所讳言的。 “在我不断推进关于女权主义的思考的时候，不断地遇到妇女和国家的问题的时候，我意识到必须要进一步把国家不单是作为权力者，以及作为责任者或解决问题的主体来看待——它就是始作俑者，是这些问题的制造者。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突破，是我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展开的批判，展开的破除言论审查的一个自我解放的过程。我们要去指认这个国家作为一个父权制的最大的代言者，在制造妇女问题这方面扮演的角色。“ 之后，吕频很快意识到，只靠传播没法推进中国的女权权益。因为传播确实是可以创造出知识，但传播不能够成为组织。因此，她开始致力于发展在地的行动派组织，并让年轻人成为运动的主体。吕频将女权主义与年轻人的相遇称之为“中国女权运动的一个全新阶段”。因为“年轻人有未被体制所收编的能量，没有被家庭和职业所收编的能量，他们才是社会变革的真实拥趸和参与者，是可靠或者可持续的拥趸和参与者。” 2011年7月，吕频在女权之声北京的办公室，成立了“一元公社“，这个可能只有30平米的小小空间，每个星期7天开放，组织起了各种各样的讲座、研讨会，妇女主题的读书会、放映会等等，通过为逃离体制的年轻人提供聚集的空间，她为青年女权行动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就是在女权之声的办公室里，她遇到了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的肖美丽。 张红萍15年于澎湃上发表的文章《不要污名化“女权行动派”：她们代表着中国女权的方向》，也提到了 “一元公社”里的年轻人： “许多年轻人（以女性为多，以女大学生为主）在“一元公社”举办的各种女权主义活动中受到启蒙并发生改变，这就是“青年女权主义行动派”进入女权主义的开始，时间大约是2011年。她们都是大学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对自身前途和目前的中国社会深感茫然，她们对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不公与伤害耳闻目睹，但不知道怎么抗议，是女权主义思想使她们坚定、自信并找到武器起而反抗，采取零容忍态度，并决心让性别歧视与伤害在她们这代人身上结束，这就是她们这代人与上代和上上代女性的不同。她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开放宽容的时代，束缚较少，迈步较快；她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生存空间更大，她们可以不进入体制；她们所了解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更多元，观念更新，她们可以选择她们愿意接受的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2012年伊始，在吕频的支持下，青年女权行动派开始在公共空间频繁活动。她们所发起的起的“占领男厕所”、“染血的新娘”、“光头抗议教育不平等”等公开活动使得女权主义的主张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吸引了很多主流媒体的报道，并推进了一些政策性的改变，也干预了一些困难的妇女权利个案。 青年女权行动派发起的活动与以往体制内的女权实践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出了鲜明的公民运动特征，但其精神内核又是一脉相称的。对此李思磐评析： “前一波女权运动更注重与国家的合作，而这一波女权运动更注重对国家的问责，它与国家的关系不一样。另外一方面，她们与大众的关系也不一样。前一波的女权主义者更希望通过人大议案、立法等方式，用前辈老师的说法，就是要先改变领导干部的观念。但后一波的女权主义与大众的距离更近，而且，她们非常积极地动员传媒。” 而当青年女权行动派以颇为“博眼球”的方式介入社会议题并引发舆论争议时，张红萍盛赞青年女权行动派的承担精神和勇敢行动，并肯定她们作为新一代女权主义者的地位： “从事一份公益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把所有时间与精力都用在为她人与社会服务，而非为自己赚钱买房、买车，过优裕的生活，这需要一种信念的支持，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义无反顾去做，她们既要冒风险，又要付出，最终可能还不为人所知，更可能的是老无所养，所以对她们应该持有尊敬、保护、包容的态度。 现在她们成了女权主义的骨干，成了女权主义最显现的部分，代表着女权主义的方向，那些认同她们的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站在她们周围与身后，她们就是上一代女权主义者精神的孩子，她们成了新时代女权主义的接力者。” 但是，当这些行动者不断发动大众去问责政府，不断地去指认国家作为一个问题制造者的角色，女权主义者跟国家的关系也越来越被推向危机和破裂的边缘，而所有的风险和后果，都是由行动者们来承担的。 2014年左右，在国内舆论环境急速收紧、公民社会陷入低潮的情况下，行动者们的活跃度也明显下降。2015年3月妇女节前夕，著名的女权五姐妹案爆发。当时吕频刚刚离开北京前往纽约参加一个联合国会议，在她到达纽约的当天，国内的五个青年女权行动者郑楚然、李麦子、王曼、韦婷婷、武嵘嵘被捕。一个多月后，五位行动者虽然在全球抗议的声浪之下被释放，但青年女权行动者也完全失去了街头的活动空间，国内女权活动开始更多地发生在社交媒体上，女权的思想和话语在各大网络平台上迅速地普及、下沉。 被迫暂居在美国的吕频，谈起那一天后自己的生活，时常感觉“我失去了一切”，然而，她却并没有放弃继续为中国女权运动开拓新的可能性： “浇灭社会运动的最好的方法、一个常用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将它的组织者移出现场。有一个中国的成语叫做釜底抽薪，如果一个运动没有组织，没有它的组织者，这个运动就会枯萎和熄灭。这好像是运动者、组织者，必须得被移除，不得不离开的一个原因。所以问题就是，怎么继续在场？对我来说，对一个女权活动家来说，怎么继续在场？它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维持在原来场域当中的存在；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创造一个新的现场。” 据纽约时报报道，自2015年开始，吕频与同在美国的中国女权人士合作，在Facebook上建立了名为Free Chinese Feminists的公共主页，向国际社会播报“女权五姐妹”案件的进展以及呼吁救援。五姐妹获救之后，该公共主页逐渐转向发布中国国内的女权活动，成为英文世界了解中国女权行动的窗口。在线下，通过在纽约的公开讲座和联络，她们积极影响、联结着留学生群体，使中国女权主义者社群渐渐在美国形成。 2017年1月20日，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的同一天，中国女权活动家吕频和她的同伴在纽约正式注册了中国女权组织。经过大半年的筹备，吕频说，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在中国国内持续政治高压的情况下为民间女权活动开拓新的联结和支持。 依托于这个组织的活动，新一代的年轻女权主义者成长起来，并在米兔运动中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