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5日，香港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香港主办首次“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开幕礼仪式上，作为国安委事务顾问的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向香港中小学教师赠送一批《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读本》。书本由身兼国安委主席的特首林郑月娥代为接收。这被称为“别具意义的赠书仪式”。在活动宣传网页上，开宗明义写道“在《国安法》的保护下，生活必定更胜从前”，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当天的大新闻却不是此次开幕。有小学生在国安教育日参观警察学校，在模拟的港铁车厢手持仿制机枪与同学嬉戏。其中一张学童用仿制枪指向同学头部的照片，登上当天香港及海外媒体头版，因这场面仿佛重演2019年8.31太子站袭击事件。一时间，人心震荡，社会再添对香港教育前途的担忧。 有观点认为，中央政府对香港教育大刀阔斧的改革，恐怕要以“单向信息输出”代替“独立思辨”。香港政府新闻网早前发表文章，表示要多重进路，支援学校开展国安教育。国安教育尚未全面展开，社会已在一连串震撼教育下，体验国家机器威力。本以自由著称的城市，将逐步体验个人与国家的距离可以有多近。 新课程“CSD” 于香港一公立中学任教的子健，一年多来如芒在背。他教的通识科，自反送中运动爆发成为众矢之的。亲中派、建制派甚至中国官媒及喉舌，将社运爆发归咎于通识科，认为现行教育令香港学生变得激进。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闯入并短暂占领立法会。前特首董建华随即为通识科判下“死刑”，认为他任内推行的通识教育“完全失败”，间接导致大批年轻人反对政府。2020《香港国安法》立法后，特区政府加紧改革教育系统。2021年3月教育局宣布：高中的通识科，新学年将被“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代，并由中四级（相当于初中四年级）起推行。 这让子健非常无奈。课程改革仓促，咨询期仅几个月。开学在即，他手上只有课程大纲，无具体内容；哀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又怕不小心触碰无所不在的“政治红线”。教育局指，正与考评局编订“课程及评估指引”，又承诺提供教材；今年9月，教师会先教“‘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课题，现有资源丰富，有信心教师能安排处理。但这不能释疑。根据教协早前调查，前线教师对修订存在不少质疑，逾八成认为局方咨询无法反映前线教师意见，亦有逾八成教师表示无充分时间准备落实新课程，八成通识教师反对大幅删改课程内容及课时。 相比原有的通识科，“公民及社会发展科”课内容、课时都大幅缩水。新课程以“一国两制”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三个主题为核心内容。约150个课时中，学生要学习维护国家安全的意义，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港区国安法》与促进香港长远发展，与平衡法治和人权的关系。课程亦涵盖国家的象征（国旗、国徽、国歌）和《基本法》附件三的相关规定，及香港在国家支持下，与内地互补互助的关系。课程更会提供内地学习机会。课程虽仍属必修必考，但不再设原有通识课的考核方式“校本评核”，即鼓励思辨的独立专题探究（IES）；评核等级亦由七级简化为“达标”与“不达标”。 子健上课本常援用课外资讯，将时事带入课堂，让学生们从正反两方展开讨论。这是培训思辨能力的方式，如今IES被取消，只要求合格，他担忧学生再不能在课堂学会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他和同事私下把新课程简称为“CSD”，是“公社科”（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的缩写，更是分管羁押疑犯和囚犯的纪律部队“惩教署”（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的缩写。“当学校成为思想的监狱，我的学生就是囚犯。” “从未想过critical thinking会是一种罪。”子健大学毕业，拿到通识教育双学位。修读该专业，纯因教师是份稳定工作，未料学科蒙受巨变。入行近八年，目睹香港从“反国教”运动走到“雨伞革命”，轰轰烈烈“反送中运动”，他认为心态已大不相同：“总想为学生留下些什么。” 然而如今社会气氛，恐不是大展拳脚的时刻。“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子健学校响应教育局号召，举办升旗仪式。子健被要求上交详细授课计划，供校方审阅。他意识到，他和学生一样，成了“CSD”囚徒。 “红旗下的蛋” Amy任教于私立教会学校。她曾自认生活平静，没什么变化。“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当天，校长只在校园贴几张海报，就算完成任务。她认为自己教的历史科不是风暴中心，不会惹麻烦。她私下甚至觉得课程改革是好事。 通识科2009年创立前已饱受争议。有人认为通识科（Liberal Studies）内容包罗万象、难以评分；有人预言通识科最后一定“通通唔识”，“学无专长，深度不足”。有家长2005年质疑时任教育统筹局常任秘书长罗范椒芬，表示通识教育科只会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如今，“公社科”的学术要求大大降低，学生不需大量做题，减轻不少负担。 但学校氛围显然变了。下学期还未结束，已有近40名学生退学，比往年高约三分之一。教协最新调查发现，约40间资助中小学称本学年有多于20人退学，主因移民或海外升学，有4间学校更流失逾50名学生。作为教师，Amy承认情况相当罕见；作为四岁孩子的母亲，她又不解，分不清这是恒常的学生流失，还是生成中的退学暗涌。 Amy和丈夫卢江对香港目前的教育有截然不同的见解。卢江在内地出生，中学后来港。他对中国现行的“爱国主义教育”一直反对，对香港的教育改革充满警惕。 “爱国主义教育”发轫于1994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改革势头，政治改革在民间获得一定支持，“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89年六四事件后，为抵挡西方思潮影响，杜绝学潮甚至“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提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宣传活动，并着力制度化。以往大力宣传的“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开始被国家民族主义代替。江泽民在六四后一年，为纪念“五四运动”发表演说，指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奠定“爱国主义”的基调。 照94年颁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爱国主义教育以青少年为重点，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主要内容涵盖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国防安全和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等方面。纲要特别提出，要提倡有助于培养对国旗、国歌、国徽崇敬感的必要礼仪。2019年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在前者基础上，增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论述，将“新时代”、“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习近平思想融入纲要中。 江泽民提倡的这场实行超30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发起的“三反”、“五反”甚至“文化大革命”一样，每场社会运动的背后，国家强制是基础，主义（例如爱国教育）是表现，政治控制是目的。 为社会运动中改造身份认同，官方需反复地建立和举行某种政治仪式。“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中，这种政治仪式与洗脑教育紧紧结合。洗脑，指透过外部压力，有意图或强制性向被操纵者灌输思想，来符合操纵者意愿的一连串手法与过程。 总结多年“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可包括： 从小开始（越早越好）； 单线灌输（由上至下、专门编纂、统一叙述的教材）； 建立权威（爱国情操的至高无上、党的领导地位、“有国先有家”）； 树立外敌（外部势力贼心不死，企图颠覆国家）； 否定质疑（个人对国家的绝对服从，国家对真理的极度垄断）； 资讯管制（中宣部、广电局、网络防火墙）。 这些原则相互作用下，“爱国主义教育”才进一步社会化、制度化。一旦这种洗脑教育以政治仪式方式彻底确立和实施，整个社会仿佛变为密室。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我们是‘红旗下的蛋’。”卢江引用摇滚歌手崔健的歌名，形容爱国主义教育的“无孔不入”。社会每个毛细血管都被动员起来。除学校与家庭，新闻出版业、电影文娱、历史古迹、博物馆、文化馆都要响应号召。从中央到地方，每个政府、部委、团体都要参与其中。学校更被视为贯彻方针的重要阵线。为创造爱国主义教育的气氛，课程内容从校内衍生到课外。 卢江从小学开始绘制黑板报，参加爱国征文、歌唱比赛，宣传爱国英雄事迹，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些教育形式至今保留发展。自1997年7月至2019年9月，中宣部一共公布四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数目达473个，包括北京天安门、故宫博物馆等地。2021年3月，香港沙头角也有一块空地皮挂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招牌，未知具体发展。 “爱国主义教育改变的不仅是你的知识，而是态度。”在年少浸淫下，卢江对爱国主义形成条件反射般的行为模式。“老师教导我们，但凡听到国歌就要行少先队礼。因此我在整个小学阶段，不论在家里还是街上，只要听到国歌，就会停下手上的一切，对着歌声的方向端正地敬礼。我身边的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爱国被视为做人最重要的品质，国家被称为“祖国母亲”。热爱一个国家，就要对它绝对忠诚，提防敌对势力对它的破坏和颠覆。 卢江强调：“这是一种奇怪的受害者心态，也是党国不分的体现。” 和卢江一样，中国80后、90后及现在00后和10后，被爱国教育灌输的叙述基本如一。中华民族被描述成统一、优秀、拥有灿烂传统文化的民族，但一直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和国家才能走向独立、富强，甚至复兴和崛起。民族、国家、党派的概念模糊了，爱国和拥护党的领导被等同。这种集体意志（Collective Will）培育带来思想垄断和个人身份重塑，极端集体主义下，个人只允许成为国家机器的螺丝钉；机器运行时，也强化着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还差最后两步 如今中国正掀起一场爱国主义运动高潮。有意见认为，包括胡锦涛在内的前任领导人都对民族主义情绪有一定警惕，担心煽动民众会破坏经济开放和政局稳定，因此往往愿意为“西方思想”留出争议空间，“爱国主义”成为跷跷板般的政治工具；从“反日运动”等民间自发爱国行动爆发再被熄灭的运动轨迹中，可窥探官方对“爱国主义”的微妙心理。而与往届领导人不同，习近平治下的爱国主义教育更高调和普遍。 连身在香港的卢江都感到不同。他朋友圈里，内地表侄的幼儿园在办“童心向党，快乐成长”活动，小朋友要身穿八路军服或其他民族服饰，献唱《童心向党》一曲，祝贺建党一百周年。卢江表姐说，这套八路军军装是淘宝“爆款”，供不应求，厂家几乎卖到断货。事实上，不只幼儿园，中小学、大专院校都要求组织文艺汇演或主题活动，庆祝党百岁生日。2019年11月发行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爱国主义要求“坚持从娃娃抓起，着眼固本培元、凝心铸魂”。新华网2019年对100所高校、近2000大学生的问卷结果显示， 94.31%的受访大学生“热爱祖国，具有较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99.28%的受访大学生表示，他们因国家进步、国际地位提升感到自豪。 青少年对网络游戏、动漫、短片的兴趣被利用起来，要“让爱国主义充盈网络空间”。“中国共青团”等“爱国”账号进驻年轻人聚集平台，包括微博、Bilibili和抖音。“爱国”账号周围往往聚集一群爱国“网军”。在一些“辱华”议题上，“网军”在“爱国大V”带领下展开舆论攻势，类似“帝吧出征”、“饭圈女孩出征”的事件屡见不鲜。很难说这些都是官方派的“五毛”，的确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年轻人自愿参与。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就有不少年轻“自干五”在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等外网，为祖国摇旗呐喊，大骂香港年轻人是“废青”和“蟑螂”。 2021年，中国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删掉学校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内容。卢江担心，中央政府会从香港抗争中意识到，香港推行意识形态教育，也必须从娃娃抓起。一旦真理以国家之名被垄断，任何质疑都是不合时宜的，“共和国不需要会思考的‘蛋’”。 卢江的忧虑很快成真。香港教育局改革通识科后，就国家安全教育公布了指引及课程安排。据《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文件，这至少包括15个学习领域/科目（中文、中史、历史、地理、生活与社会、科学、科技、常识、音乐、德育、公民及国民教育、通识教育、经济、企业、会计与财务概论），涵盖《国家安全教育》共8个范畴，从初小、高小，到初中、高中，四个阶段均有不同的课程要求和目的。在“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范畴中，由初小程度，学生需知道《香港国安法》所规范的四项犯罪行为的名称，“认识保护我们的人”，例如警察、解放军；至高中则需了解如何构成《香港国安法》规范的四项犯罪行为，及了解其他国家的类似规定。幼儿园则被建议透过故事、角色扮演、图画、儿歌、舞蹈等，帮学生认识传统节日、音乐、艺术，感受国家传统文化，建立中国人身份，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基础。 此外，香港学生与他们的内地同龄人一样，要认识国家象征和代表国家的事物，懂唱国歌和遵守升国旗、奏国歌的礼仪，认识国家版图和地理特征，明白国土安全、资源安全的重要；认识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国家改革开放、《基本法》颁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立等重要历史事件，塑造国民身份，表现对国家和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发展的关注 。 整套叙述被教育界批评为“洗脑”教育、“国教2.0”。不少教师认为，框架内容艰涩难懂，难以和学生解释。毕竟按《框架》所说，国家安全涉及13个领域（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及新型领域安全）。但教育局强调“国家安全”事关重大，因此教师讲解时不可看待成一般争议议题处理，应向学生强调“没有争辩或妥协的空间”。 如何理解“国家安全”？香港教联会黄楚标中学在为期一周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周”上做出诠释。《大公报》报道，多名学生在活动上表示“有国才有家”。国家、家庭和个人的界限没有明晰，安全的意义也被诠释为“社会稳定”和“领土完整”。看似包罗万象却又语焉不详的“国家安全”下，是有香港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而这一切，为的是从制度和文化上重塑香港下一代、甚至全社会的身份认同，让它变得符合北京的政治利益。 对比香港“国家安全教育”和大陆的“爱国主义教育”，不难发现其内涵和原则的相似。校园的教育是重要的部分，但个体浸淫其中的整个社会氛围舆论和资讯的导向更至关重要。 从小开始（越早越好，幼儿园也被列入学习框架中）； 单线灌输（从单科（通识）的改革到全面引入国安教育框架）； 建立权威（国家安全事关重大、“有国先有家”）； 树立外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外部势力颠覆国家）； 否定质疑（国家安全“没有争辩或妥协的空间”）； 资讯管制（公共讨论失去讨论政治议题的空间）； 从程度比较，“从小开始”、“单线灌输”、“建立权威”和“树立外敌”前四点，已借由《香港国安法》实施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基本实现。唯独“否定质疑”和“资讯管制”，还无法全面操控，完全入侵人际关系，控制个人、家庭和民间社会。在可预期的将来，港人习以为常的资讯自由、引以为傲的公民社会、赖以生存的国际都市地位，又可维系多久？ 还有未来吗？ 《框架》公布不久，子健上交的授课计划被校方打了回来。在肃杀政治气氛下，学校先行“自我审查”，要求子健使用官方叙述、用语，不能加入个人意见，及“未经授权”的引述资料。子健惊觉，不但学生失去独立思考的自由，教师也失去自主教学的自由。 Amy也开始坐立不安。《框架》触及了历史科的授课，初中历史要求学生从历史角度理解“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事实，透过鸦片战争、战后英国割占香港实施殖民管治的历史，让学生明白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的重要。初中的中史科更要求学生认识，秦始皇统一天下时，香港已成中国版图一部分。这让Amy深感困惑，毕竟秦始皇时期和如今中国版图相差甚远。只在几个月前，Amy还劝说丈夫，她认为教育局颁布文件都是“政策要求”，香港教育制度始终与国内不同，教育局对学校的控制并非无限。 香港学校大致分三类。一是公立学校，提供免费小学、中学教育，学校须教授教育局指引编排的课程；一类是直资、私立学校，收取学费，由办学团体设立，可自订课程、收费及入学要求；还有国际学校，生源包括外籍及本地家庭学生，学费相对高昂，但教学形式自由。Amy认为直资和私立学校不像公立和津贴学校受制于教育局，毕竟学费大部分来自家长，校方理应有一定教学自由和行政独立。目前直资和私立学校约占所有学校的20%。“更别提还有网络（资讯）自由和家庭的教育！”当时Amy安慰丈夫。 如今Amy也开始改变教书风格。本喜欢在课堂上讲笑话的她，现在会避免与同学说笑。学生也变得谨慎，不愿在课堂发表个人看法。她被同行告诫，要谨言慎行，特别要小心被同事甚至学生笃灰（举报）。教育局最新文件指，局方就“有关社会动乱”议题，共接获269宗教师专业失德投诉，大致完成调查259宗个案，其中160宗成立。至4月底，局方已取消3名教师的资格，向42名教师发谴责信，向43名教师发出书面警告。文件又指，至4月底，3名教师因参与有关违法行为被定罪，其中一名被取消资格，其余两名已遭学校解雇。另有6名被起诉教师涉严重罪行，已遭停止教学职务。 Amy孩子就读的幼儿园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收到宣传贴纸。这成了压倒她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孩子连‘爱国’这两个字都不认识呢。”Amy计划转职，看是否可能去国际学校做文职。她和卢江决定将孩子转去国际学校，用钱为孩子买有限的自由。 子健不敢想象未来，却又下不了决心辞职。他最近从中国新闻学到“躺平”一词，甚是喜欢，奉为“消极抵抗”的圭臬。“我可以照本宣科地教书，我也可以忍受学生在我的课上睡觉。”子健觉得自己教总比交给其他人好，“在安全的时候，我会做出恰当的行为。如果连我都放弃自己的岗位，那国家机器才会真正垄断香港下一代的语言和思维。” 子健在他屏蔽了大部分同事和朋友的Facebook上，于发帖框写下前港督葛量洪1948年的发言：“There are those, and to my mind they are the most evil, who wish to use schools as a means of propaganda and poison the minds of their young pupils with their particular political dogma or creed of the most undesirable kind.” 沉思片刻后，他把这行字一个个删去，只剩空白的手机屏幕，深夜发出荧荧白光。 （按受访者要求，子健、Amy和卢江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