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30日深夜，《港區國安法》正式生效。一夜之間，貼滿五顏六色 post it 的連儂墻從城市里消失。香港街頭墻上、路上原先可見的抗爭塗鴉、標語，也被新的油漆遮蓋。 這只是開頭。國安法實施後的一年之間，香港經歷了各種層面的“消失”。 因疫情限聚令，香港人首先迎來群眾運動的消失，以及公開悼念活動的終結——不論是悼念運動中離世的梁淩傑、周梓樂、陳彥霖，2019年7月21日白衣人元朗站擊襲事件，還是2019年8月31日太子站警察追打市民事件，人們再無法於公眾場所，紀念曾經實實在在發生的社會事件。 從文本中尋溯歷史的原貌也變得更加困難。國安法實施至今，香港的政府部門康文署的公共圖書館已經將34本書下架，如政治評論人鐘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資深工程師黎廣德的《釋放香港》、學者戴耀廷的《公民抗命與占領中環》、香港大學學生會出版的《香港民族論》等等。 著名記者林慕蓮的著作《重返天安門》一書中有一句是這樣寫的：“記憶——不管是個人的還是國家的——是變化莫測的，受到人人追求虛榮及便利的欲望，以及政治命令制造的扭曲所塑形。”她指出，若然無法紀念，再堅實的記憶也仿彿失去集體性、公共性與正當性，人們漸漸走向淡忘，這正是權力期望的方向。 港台編導：失去節目，想我們忘掉歷史 接踵而來對記憶的箝制，也體現在政府對媒體的監控。香港首家廣播機構香港電台的“消失”是它的軀殼還存在，但很多備受歡迎的時事節目，於2021年五月開始紛紛下架，皇牌清談節目《五夜講場》、《視點31》、《日常八點半》已停播。據港台官方所述，管理層推出新政策，港台節目播出後一年，就會在港台YouTube頻道下架。這意味著，很多關於2019年社會事件的報導，在網上世界不覆存在；很多集體記憶於一夜間，不見天日。 港台編導Wing（化名）對於5月3日下午四時發生的事永志難忘，歷歷在目。 那一天，她眼睜睜看著自己親手編導、制作的節目，一個接一個地在YouTube頻道被港台當局刪掉。“影片要下架，根本是一個政治決定。”Wing激動悲勳地道。她形容，港台官方說官網只提供過往12個月的節目重溫，此政策只是跟隨網頁做法，“但YouTube根本不會導致爆Server（服務器過載），擺上網讓更多人觀看，根本沒有成本”。 那天，她和眾多同事開了一個通訊群組，討論如何分工與公司比快下載影片，救回記憶。她記得自己在座位上為節目備份，一邊下載一些選舉論壇的節目，一邊淚流披面：“那些節目是我們的心血，明明我們沒有做錯，為什麽要懲罰我們？” 她舉例，例如2016年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新界東補選一集的選舉論壇要下架，使她印象非常深刻：“以前覺得這些影片很普通，但是現在，政權好像要消滅他在網上的痕跡、講過的說話，讓大家不知道有這個人出現過，沒聽過他的理念。” Wing是一名母親，她認為擁有這個身份，讓她尤其感慨：“如果沒有了這些報導，如同沒有了記憶。當下一代問我2019年發生過什麽事，我不能再在網上找到（節目）的資料，只能在床下底找一只硬碟出來，然後好似播禁片般。” 她認同，香港的記憶正在消失。所謂消失，不局限於節目在YouTube下架，還有很多高質量的節目不能制作，或是制作後未能播放。例如其1978年開播至今的招牌節目《鏗鏘集》被港台管理層勒令，“只可做民生故事”，往年一直制作的六四、7.21專題等等均被否決。 或是拍攝後的節目被抽掉，例如五月下旬另一由1986年開播至今的節目《議事論事》播出後被抽起，懷疑與片尾播出六四長跑片段有關，“紅線？現在是成了紅海……失去了這些節目，是想我們忘掉了這些歷史，因為新聞是歷史的初稿，他們是希望把另一種聲音紀錄入史冊。” 六四見證者麥燕庭：保存真相不足夠，我們要對抗遺忘 消除聲音的手段不是第一次發生，也不是只發生在香港。 六四至今三十二年，“消除記憶”一直是中國官方過去采取的態度。每年六四周年，北京天安門廣場周邊警力戒備森嚴，以防有人作出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動；中國的網絡公司封鎖關鍵字，讓人無法搜尋或帖文關於“六四”。 根據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的研究，他帶領的“微博視野”團隊，曾經於2012年起每年6月1日至6月4日，找尋那些因審查而遭刪除的微博。該團隊從10萬個微博帳號，收集到約5萬4千條遭刪的微博，很多內容在網絡上的壽命都不超過半個小時。顯而易見的是，“六四”是極為敏感的禁忌，記憶不斷被消除，不論在輿論、媒體、網絡，都刻意被遺忘、掩蓋，形成寒蟬效應。 在內地，若然有人堅持悼念，記憶也就變成了一種罪。例如，陳雲飛因與其他維權人士一起去為1989年六四鎮壓中的死難學生掃墓，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判刑4年。 時至今天，香港悼念六四的維園集會以疫情之名被禁，長燃32年的維園燭光如倏然消失，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於六四前夕被捕，“六四”於香港的公共空間也慢慢成為敏感詞。雖然與內地不同的是，網絡上仍然可以搜尋或發布有關六四的資訊，但是禁絕所帶來的無力感，讓香港人無法宣之於口。 六四當年曾於北京采訪的香港記者麥燕庭嘗試從歷史的軌跡，梳理政權的遺忘術。她於1989年時任《新報》副采訪主任，4月22日到達北京，直至6月5日。她不但是來采訪報導，也成了六四歷史的見證人。 6月3日晚上，她和記者同行聚在北京飯店望到長安大街的露台，一邊冷靜地觀察情況，一邊打電話報料給公司。“最初見到人走來走去。淩晨前後，聽到有人在罵解放軍，說‘有人受傷、為何不讓救護車進去？’然後，見到有人用大板車將傷者，往王府井大街，向醫院送去。”麥燕庭於回憶長河中，輕輕撈回一塊一塊的碎片。淩晨時分，廣場廣播不斷叫學生離開，她目睹裝甲車沿著長安大街長驅直進，往天安門廣場進去，形勢很緊張。直至四時燈一關，一片漆黑定格於腦海之中。 “大陸有很多新聞封鎖的問題，官媒不會報導事實的真相。所以我在北京采訪時，經常遇到，現場的市民一聽到你是香港記者，就會用生命、用身體保護你，希望你將真相傳開。”麥燕庭說。 回港後，她是撰寫及出版《人民不會忘記》一書的一份子，十周年、二十周年都翻印；每逢周年紀念，若有學校邀請，她和其他經歷過的記者都會參與講座，述說當年所見所聞。 六四過後，發展經濟成為中國穩定民心的重要策略。相反地，輿論、媒體、教育等方面都絕口不提六四。對提起六四的人，官方諸多打壓，從而移除記憶。例如，天安門廣場於六四都不準相關人士進入；“天安門母親”多年堅持追究六四真相，丁子霖夫婦被剝奪教席，組織人士屢次被跟蹤監視，限制外出，甚至遭到軟禁。 她形容，官方媒體的操作，是留意中宣部的指示，從而知道“什麽能寫、什麽不能”，作事先審批的過程，所以基本上不會談論六四。麥燕庭也觀察到，民間主要用隱敝的方式掩蓋六四，不但是封閉有關1989年4月至6月的事，而且對於“64”這組數字，也用機器隱敝，即使不是談歷史事件，也會出現一些怪異的空洞，讓人摸不著頭緒。她舉例，你翻開一本1990年代的小說，字里行間總有些位置被隱敝、“打了星星”。“你從上文下理推敲才知，那組是89、那組是64。” 其後，文字人為免書本、文書被抽起，也會自我審查，刻意不提這組數字，由“他禁”慢慢發展至“自禁”。 一些書籍，如披露六四期間中國政府會議文件的《中國六四真相》、《中共太子黨》等等，慢慢被禁止於國內通行，成為禁書。要掩蓋六四真相，基本上是國家機器全開，配合輿論、民間，從而封鎖消息及資訊，以年繼的行為，達至消音的效果，就這樣一代接一代的大陸人，無法接收六四事件的真相。 麥燕庭記得，對於在香港清洗六四的回憶，回歸初期仍然是使用比較懷柔手段，“例如約（傳媒）老總飲茶，說得很客氣，說一些文章和國情不符合，但沒有說定怎樣改；或者公開講，相阻嚇，但並沒有說罰則”。 去到近年，政權卻是轉了較為高壓及阻嚇的模式，如2020年多位前區議員及民主派人士參與維園悼念，事後被控煽惑他人參與、舉行或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罪，被判刑4至10個月不等，今年更是禁絕維園燭光集會，公開悼念不獲允許，維園無法再燭光如海，麥燕庭說，用此角度看來，記憶的清洗某程度上越來越接近內地。 過去一年，香港的防火墻逐漸卸下，國安處引用《國安法》，要求網絡服務供應商封鎖一些網站，如《香港編年史》、或是6月才禁絕的《香港約章2021》，雖然與六四無直接關系，矛頭並不是六四事件，但也能找出一些端偽，記憶將會如何消失，日後如何被掌控及清洗。 她指出，政權消除記憶的手段，她所總結的是這樣： 一，先是官方和民間評價不一樣。例如，新華社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一百年大事記》，“將八九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而黨的行動是捍衛國家政權、維護人民利益”。與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作比較，麥燕庭留意到，政權使用的板斧、說的論調，有相似的地方：“（反修例事件）說參加者被外國勢力入侵、擺布，像六四時說學生是參與一場‘反革命暴亂’，那種官方刻意宣傳去扭曲記憶，是很類似的手法。” 二，懲罰會出現。當你牢牢記住六四，就會受到懲罰，“天安門母親”便是一例，香港對支聯會與民主派紀念六四的清洗是另一例。 麥燕庭指出，若要記住一件事，將之轉化成集體回憶、成為儀式，是有提醒（reminder）作用。 她認為，這也是對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啟示。“官方總會不斷自圓其說。但是我們要盡力記低，保存原材料，用什麽方式也不要緊，適當時候出一些有系統的紀錄。” “我們本來沒有想過對抗遺忘的。我們開初想得簡單，只是想保存真相。誰知政權不斷想忘記、篡改歷史，才慢慢成了一場對抗遺忘的抗爭。” “本土青年意志”辦回顧活動：沒有記憶，便沒有香港人身份 記憶，雖然被意圖漂白、日漸褪色，卻還是有人急著搶救。 今年六月是反修例運動的兩周年，政府將反對與紀念的聲音，遏止於萌芽時，很多人都被迫噤聲。“本土青年意志”21歲的召集人羅子維卻是異類，在深水埗Parallel Space舉辦了一場義賣回顧活動，四處找來藝術品，讓香港人重溫反修例運動所經歷的種種事情。 羅子維觀察到，不只重要日子的記憶正在消失，而是政權意圖將2019年整年刪除抹去。他形容，政權正在竭力篡改記憶 。所以他們不但以時序展出記憶，也努力展示被篡改的記憶，例如時序中有因為721查冊被判有罪的蔡玉玲；例如國家安全日的內容如何從教育入手改變記憶，警惕人們記憶變化的處境；“傳承記憶是很難的事，”他摸一摸後腦，如是說。 “不過，幸好的是，記憶除了是facts之外，也是一連串的情感。”他們特地在活動中，設了一個“聲音導航”的裝置，提供一條soundtrack，將主播報新聞、7月1日梁繼平進入立法會的演講詞、7月21日前《立場新聞》記者何桂藍於元朗站採訪的直播聲帶等等，讓人們現場收聽。羅子維說，他們期望用聲音，勾起大家對記憶本能的情感。 羅子維在大學讀政治，喜歡comparative politics，他怕記憶漸漸模糊，令一代人失去了香港人身份的共同體意識，“老土點說，真的是生於斯，長於斯，命運選擇了我做香港人，我才這麽著緊記憶和共同體”。 如今舉辦如此活動，或要承受國安法下的法律風險。但羅子維一直記得，抗爭者梁淩傑於2019年6月15日在金鐘太古廣場天台一躍而下輕生後，他忍著淚水，去了跑步，在家附近沿著河道跑了十多公里，汗流全身，恍如將一切悲傷都化作汗珠，蒸發出來。他回家後，洗過澡，便立即揮筆寫了一份文宣，翌日到街上派發。 那份文宣，羅子維今次把它放到展覽中的以物易物活動。這個活動是，鼓勵參觀者帶一件與運動相關的物品，便能換走另一陌生人的物品，也包括物主的一封信，述說物品的故事。羅子維說，記憶若失去情感、觸感，便是沒有意義的瑣碎片段。“而記憶之所以重要，之所以需要被搶救，是它曾經定義我們的身份，給民主運動中動員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