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9日，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方可成正参与录制播客节目，讨论疫情中的媒体表现。录了一半，其他人发现方可成不说话了，以为网断了。 方可成接到消息，他自2013年运营的微信公众号“新闻实验室”炸号了。 300多篇原创文章消失在微信世界，留下一句“此账号已被屏蔽，内容无法查看”，原因是“接相关投诉，此帐号涉嫌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帐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至少从去年开始，网络内容生产的游戏规则变了，已经无法通过小心翼翼自保。网络上打着民族主义‘小粉红’们，言行就像是红卫兵小将，而且只要他们把枪口对准谁，就可以通过栽赃、举报，达到让对方消声的目的。严肃认真做内容的人面对的风险越来越大，因为已经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了。”方可成说。 “网络沙皇”驾崩后 国际NGO“无国界记者”公布的2019年新闻自由度排名中，中国在180个国家中排177位。 长期以来，中国所有媒体都是具喉舌属性的“官媒”。前网易新闻博客高级编辑温云超撰文指，中国“独立媒体”最早现于文革后地下流传的“民刊”，六四后陷入沉寂。网络时代依托网站、博客，“独立形态媒体的出现成为了可能”，如“中国舆论监督网”“中国民间监督网”，《草莓周刊》《爱枣报》等电子杂志，还有编辑自主、经费独立的纸质杂志《民间》《公民》。 这些均遭严厉管制。前《南方周末》记者翟明磊办的《民间》及网站“@民间”、“壹报”等，先后遭查禁。 2009年微博上线，涌现一批“大V”，稍微打破官媒话语权垄断。2012年微信公众平台出现，更多自媒体获得生存土壤。但也有人遭到打击：如“非新闻”创办人卢昱宇，以互联网调查、公布各地群体性事件，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 2016年起，被称为“中国网络沙皇”的原中央网信办主任鲁炜被撤职、调查，最终获刑14年，宣告前网络沙皇时代的终结。 但网络管制并未因此宽松，反变本加厉，官方主流之外的媒体举步维艰： 2019年3月，《华尔街见闻》被约谈、罚款、责令整改，后来下架。 4月，图片素材网“视觉中国”关闭整改1个月，12月又遭责令整改。 10月，视频平台“Vice中国”停止运营。 11月，新闻聚合平台《今日头条》又被责令整改并“完善搜索内容”。 2020年3月，界面新闻旗下“正午故事”团队解散。 …… 目睹名记李海鹏领衔的“ONE实验室”、“地平线”、“正午”等倒下，腾讯一度自宫旗下“谷雨计划”，还有的被处罚、快撑不下去、失去影响力，某平台创始成员感慨：“几年前非虚构写作一派繁荣，如今却已四顾凋零。除了因为平台泛滥和无法商业化，也因为官方怕有人说真话，即便内容新闻性不强，有关部门也会来管——毕竟，哪有什么‘法外之地’。” “实验室”爆炸 5月，方可成在脸书重建“新闻实验室”，第一篇讲自己教的“中国内地媒介与社会发展”课，作业是“‘考古’一个已经关闭或者停更的内地网站”。 这恰如“新闻实验室”本身。 1月10日，微信公众号“青年大院”文章《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厉害》走红，得到《人民日报》公众号转发。方可成认为“反驳这种反叙事是一种责任”，写了《对不起，33年前的那场大火绝不是一曲赞歌》一文，援引当年《中国青年报》火灾报道，批评“青年大院”扭曲历史，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结果，反驳文章被删，原文则继续传播。 网民截取方的脸书发言，指其“港独”。方被封号前3天，“青年大院”发文指：“这是一个之前因为涉及港独，微博和B站都被封号的新马甲，账号背后的主使人，叫方可成……预计他这个公众号也离被封不远了。” 虽无直接证据，但方可成认为“写得这样赤裸裸，明显是他们组织的举报”：“这些营销号背后有利益的存在，而我伤害到了他们的利益。”他认为，“新闻实验室”为微信提供内容、流量，“平台不会来封号，他们也是收到网信办的指令”。 网友哀叹，连“方可成这么温和的人”都会被炸号。但方承认，“温和”是因他会“自我审查”，至少在以前，他对“尺度”的把握是比较准的。 虽然他也曾因为写《为什么说“好奇心日报”可能是中国最好的媒体》一文遭禁言，但“那篇在写的时候就知道有一定风险，因为《好奇心日报》是当时的热点”。 失去“好奇心” 上海复兴中路一栋三层老洋房，曾是《好奇心日报》办公室。2018年7月一个午后，这里突然涌进约30个人，自称来自市网信办、文化执法部门，还有几个制服公安。 记者陈莉雅是仅有的两三名台湾员工之一，当时位于二楼编辑部。她回忆，闯入者勒令她和同事停下工作，不许碰电脑，交出手机。陈莉雅和几位大陆同事提出：“你们没有搜索令。” 对方回答：“你知道我们是谁，还要什么搜索令？” 他们把员工赶入会议室。其中一人手捧A4纸，似是“罪证”，但陈细看发现上面字极大，厚厚一沓不过印了两篇文章。那两篇内容不算特别敏感，不见得是“导火索”，但两名主创还是被约谈。她还听到一个人对电话说：“这些人很不听话！” “我知道中国有言论管制，但还是没想到自己会遇上这样的事情。”生于台湾“解严”后的陈莉雅，脑中浮现“白色恐怖”四个字。 后来，上海网信办发文称，“接网民举报”，该站营运公司“非法组建‘新闻采编团队’，违规提供时政新闻信息服务，开设原创新闻栏目、刊登大量外媒时政类文章”。 《好奇心日报》公告，将整改一个月，下架app，全平台停更，删除部分文章。 删稿这事，陈莉雅不是第一次遇到。她记得她最“短命”的报道只存在了36分钟，内容是北大女生岳昕。其他被“和谐”稿件包括：俄90后不支持普京长期连任、欧洲1968年学运50周年、“上海骄傲节”10周年、北京798保安打人事件、“广州性别中心”“女权之声”微博炸号等。采访中，陈更遇过许多在台湾不可能的状况：被警察扣住、被赶出法庭…… 她在“离职备忘录”《当404成为日常的那一刻起》一文写道：“前几次的撤稿，我会因为一种难以形容的厌恶感，在电脑前暗自啜泣……某一天，我突然感到相当焦虑，问了同事：‘会不会有哪天我会对这一切都开始感到麻木？’” 这并没有发生。“下一次稿件被删，我还是会觉得很难过。” 《好奇心日报》由《第一财经周刊》创始人之一伊险峰等于2014年创立。次年，陈莉雅成为其台湾特约记者，两年后，她踏上陌生的上海，正式入职。 “至少在2014-2016年，没有所谓采访资格未必是个很大的问题，这样做的有很多。刚开始《好奇心日报》更多的也是商业报道，因为大家认为‘商业可以解决问题’。”她觉得，后来社会环境变化、团队成熟，“商业报道已经没有办法回避公共政策”，自然越来越具有公共性。 2018年，《好奇心日报》用户突破百万，甚至被称为“中国最赚钱的商业杂志”。 但突袭随之而来，他们不得不面对“有关部门”管制。网站内容有所转向，不轻易碰触敏感事件，更关注新闻中小人物的生命故事。那次经历给陈留下不小创伤，她仍拼命采访、写稿，但觉得“心里很闷，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觉得没意思”，最终次年3月离职回台。 6月，陈回过一次上海，恰逢网站再遭整肃，宣布停更三个月，微博、微信被停，APP全面下架，广告经营重创。回到老东家，却目睹悲壮的员工大会，七八十人被迫裁剩十个。昔日同事有的去别的媒体，有的转行。 如今，陈莉雅会偶尔打开网站，但更新的几乎只剩“大公司头条”栏目。点进去，作者都是那两三个——是最后留守的老同事，工作性质也变成半兼职、半像志愿者。 页面右上角醒目的“违规举报”四个字，是首次整改被要求加的，像个伤疤，抹都抹不掉。 “N记”关张 NGOCN也还由志愿者更新每天“N记早报”，但营运主体“广州益友社会组织信息中心”，已在4月发布“注销声明”。这家运营15年、2014年后作为独立媒体为人所知的民非机构，事实上已关张。 伏笔早在2018年6月埋下。机构注册时间到期，延期申请却一再被民政局拒绝，银行账户亦冻结，机构为此将民政局告上法庭。前NGOCN团队成员安安（化名）透露，法院裁定“不予立案”。“负责人也多次遭到骚扰，被请‘喝茶’，给团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也影响了内容的产制，剩下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最后实在撑不下去了。” 以“行动改变生存”为理念的NGOCN，间接传承自《民间》。随着自媒体蓬勃，它也由信息交流平台转向独立媒体。它内容团队很小，为规避“没有记者证”的风险，名片都印“编辑”。 麻雀虽小，却产出不少走在主流媒体前的报道，像为性教育读本《珍爱生命》正名，早期关注中国me too运动等。“编辑婴儿基因免疫艾滋病”事件中，是他们最早从研究室官网，找到更多基因编辑项目的知情同意书。 但官方打压从未间断。安安回忆：“NGOCN的微信公号至少被封过5个。微博最多时有10万粉丝，炸了之后，经营到三四万粉丝又炸，最后一个刚1万多粉丝，又没了……” 想到自己和伙伴曾经的日子，安安说：“为我们曾经做过的好的报道骄傲，也会为最后那段时间状态不好，报道的质量、数量下滑遗憾。” 昔日团队有个共识，希望让平台有更大影响力，那样有关部门未必敢轻易处置。尽管实际情况未必如此，安安还是认为：“也许是我打破同温层的速度还不够快。我总觉得这一切未必是个结束，但目前的状况并不是一个好的ending。” 散是满天星 这场独立媒体“大逃杀”，也波及到自媒体、较有影响力的个人意见领袖。 肺炎疫情后，武汉作家方方站上风口浪尖。她写的“封城日记”一再被删，计划集结成书英文出版后，更遭口诛笔伐、人身威胁。追杀蔓延到表态支持方方的湖南大学教授梁艳萍、海南大学退休教授王小妮等。她们被学校调查，清空了微博。 讽刺的是，营销号也未能幸免。去年2月，自媒体超级大号“咪蒙”宣布关停微博、微信，旗下发布争议文章《一个出生寒门的状元之死》的账号“才华有限青年”也已注销。对此，《澎湃新闻》《新京报》等拍手叫好。 但方可成也不赞同：“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举报，政府就要干预、封号，这样的逻辑会推动民粹主义”。而可能导致“新闻实验室”封号的“青年大院”正是师承“咪蒙”，主创曾在“咪蒙”实习，他们则毫发无伤，方认为说明了“相比民粹，最高的标准还是民族主义”。 这些压制对创作者、公共讨论的伤害深至根源。方可成说，以往做内容总希望被更多人看到，但举报的威力让很多人小心翼翼，“避免‘破圈’，不让同温层外不熟悉的人看到，就不会被举报，但这对公共领域的形成也会产生伤害”。 大逃杀后，各有去处。陈莉雅回到台湾，在辐射中港台的《端传媒》任记者，不时写出有影响力的报道。 继续在香港教书的方可成，微信文章在“墙外”仍有备份，“墙内”只能采取“补救措施”，如通过关注者留下的邮箱“寻亲”。他原本在做的知识付费项目“教你读外媒”，也因此事暂停。 “但我毕竟只是一个人，受到的影响还不算大，还有一些很成功的公司，像是《华尔街见闻》，整个公司的人生活都可能受到影响。” NGOCN注销后，原团队成员各奔东西，但疫情下出路不好找。“有的去念书，有的转做研究，有的至今仍是自由职业者，也有的去了传统媒体。总要有点收入，然后我们都觉得，在现在的环境这么恶劣，总要先保护好自己。”安安透露。 正午团队解散，创始人之一郭玉洁写文章回忆这5年多的路。文章最后，他引用作家唐诺的话：“美好的东西，乃至真理，其实很容易被压制被迫害集体消灭，但它有一个最动人的特质，那就是它不会就此消失万古如长夜。历史经验证实，它会一而再再而三被重新提出来，每隔一段时日，也许在不同的地方，由不同的人口说出来，形状像一波波海浪，直到它恰恰好找到适合它生存的土壤。”
